“当小河水往下流的时候，带去我的情书；当小鱼往上游的时候，给我带来回音。”85岁的杜琳，给我们唱起他当年进军西藏时学的藏族歌谣。

图为杜琳与妻子杨汝芬合影。 图片由杜琳本人提供

　　杜琳生于1934年，是一名十八军老战士，十几岁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的妻子杨汝芬，学生时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退休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们1957年结婚，到现在已相守62年了。

图为杜琳1952年在德格留影。 图片由杜琳本人提供 翻拍：陈卫国

　　从相识到“书信恋爱”

　　“我与妻子是自由恋爱，没有介绍人。我们两人同岁，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同一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杜琳说，“虽是同一年，我入团和入党都比妻子早几天。”1948年解放前夕，他们一起参加了学生联合会。当时大家一起排演节目，打腰鼓、唱关于解放军的歌曲。用杜琳的话说，他和妻子是“我看上了她，她也看上了我”。当时也说不上是恋爱，就是两个人很要好。为这事，杜琳还去找学生联合会的辅导员“坦白交代”。这一下，所有的小伙伴都知道了。

　　杜琳的家庭和杨汝芬的家庭是世交，两家的感情一直很好。因为杨汝芬的哥哥杨振海和杜琳一起参加解放军，又比他年长几岁，所以杜琳的父亲托付杨振海，要多多关照杜琳。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杨振海来看望杜琳，战士们都说：“杜琳他大舅子来看他了！”可杨振海一直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杜琳和自己的妹妹早已相识的事情。

　　“后来，我经常以各种理由去找杨振海，其实不是为了看他，只是想探听消息罢了。有一次，我发现他的床上放了一封家里的来信，就悄悄把地址记下来了。”回去后，杜琳立马给杨汝芬写了封信，就这样，两个人正式“接上头了”。打那以后，两人的往来书信几乎一个星期一封，没有停过，这样的“书信恋爱”一直持续了6年。

　　“这个婚我非结不可”

　　1957年，杜琳从西藏回内地办理结婚手续，这一年，全党开展了一次反右整风运动。当时，需要委托人民武装部政审。看了递交的材料，武装部的政委说：“杜琳同志，这个婚你不能结。”“怎么了？”杜琳问道。“女方的父亲已经内定为右派了。这对你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杜琳说：“那不行，这个婚我非结不可！”

　　从早上等到中午，大家都去吃午饭了，他就坐在走廊不走，从吃午饭到吃晚饭，他还不走。“哎呀！杜琳同志，你这个人真能磨啊！好好好！那你后果自负啊！”“后果自负就后果自负！”天色已晚，月光下，杜琳拿着刚刚到手的结婚审批，到那时的居委会办理了结婚证。直到现在，杜琳都一直保存着它。

　　不甘“落后”

　　爱上了一名边防战士，杨汝芬也做好了去西藏的打算。她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还办了一张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的旁听证，一到周末就去旁听，为去西藏做准备。后来，因为怀了孕，就没能进藏。此后，她与丈夫杜琳过了13年的“书信婚姻”生活。“她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我一想，自己只读到初中两年半，心里不甘‘落后’。于是，就让她把学习课本的目录和考试卷子，统统抄给我。凡是她学了的，我一定要学。”一次，杨汝芬忘记了老师讲过的《古文观止》里的几处眉批和旁注，没想到“自学成才”的杜琳都记着呢，一一答出，“我是自学啊，没有老师教，我都还记着呢！”这件事让杜琳颇为得意。

　　错过的列车

　　杜琳与妻子因为探亲，曾经错过了好几次火车。那时他们都还年轻，短暂的相聚总让人依依不舍。“一次，我们俩坐在车站的躺椅上喝茶，只顾着聊天，结果两个人还没进站呢，火车开走了。无奈，只得改签。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她赶来看我。我买了一张早晨八点的车票送她回去，但给看成了晚上八点。等我全副武装，宾馆派了一辆红旗轿车，‘气派’地接上她到了车站，人家检票员一看，说你这票是早晨八点的。”杜琳说，“哎呀，那可怎么办？这可是我们家‘首长’，我可要误了大事了。”说了半天，人家才同意给改签。结果那天晚上，从北京西站开出的这趟列车车厢里，只有杨汝芬一个人，她就这样一个人坐着一节软卧回家了。

　　与女儿第一次见面，被叫“解放军叔叔！”

　　“我女儿出生在1962年，当时我在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妻子当时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母女平安。我高兴坏了，回电报商量给女儿取名字的事儿。我父亲当时想给女儿取名一个‘敏’字，意思是要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个情况我也不了解，因为我祖母之前和我提过，如果生了女儿，希望孩子勤快、勤劳，所以我就回电报上说‘女名勤’。当时的交通和通讯设施非常不完善，电报来回传递得很慢。但是，女儿生下来得赶紧报户口，于是，还未接到电报的妻子就按照我父亲给取的名字用了‘敏’字。我初次见到女儿时，她已经一岁半了，我记得当时妻子说：‘快叫爸爸，这是你爸爸回来了！’女儿愣了半天，张嘴就叫了一声：‘解放军叔叔！’我把女儿扛在肩上，高兴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对妻子说：‘老婆，你给我生了一个女儿，这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20年两地书

　　“我虽远在拉萨，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家人。我记得有次在拉萨新华书店选了一本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小书，在一页上附几句写给女儿的话，从千里外寄回家中。”想着女儿收到“雪山飞来的礼物”，该会多么欣喜啊！杜琳说：“我们全家正式团聚，是在1970年。那时因为文革，我们两家都受到了冲击。我从西藏回到内地，妻子带着孩子，从河南老家到成都来找我。分居了13年以后，我们终于‘合署办公’了。”20年两地书，满满都是杜琳和妻子的爱情故事和思念的心意。如今，这些信件他们都还保存着。杜琳跟妻子说：“爱上了一个边防战士也挺好的。”一旁的妻子应声：“嘿，挺好的，是挺不容易的。”一见钟情，一生相守，是他们在那个艰苦年代，爱你如初的心境，不离不弃的支持与陪伴。

图为2014年10月，杜琳的女儿达娃身着藏装，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留影。图片由杜琳本人提供

　　2014年10月，杜琳的女儿达娃一个人去了拉萨。临行前，杜琳还一直担心她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后来，女儿穿着藏装，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相，又去了一趟拉萨新华书店，还有父母曾经往来书信的邮局。杜琳看着女儿在布宫前的照片很是欣慰，“女儿，你算是胜利完成任务了”。杜琳说，他的一生与西藏分不开，连梦里都是藏地的雪山和湖泊，自己就是个西藏人。（中国西藏网 记者/吴建颖 孙健 讲述者/杜琳 杨汝芬）

（转自中国西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