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的刘歆，章太炎评他是“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留给后人的却是正反两种之评：赞者称他是“学术界的大伟人”，以其卓越的学识开创了古文经学的时代，备受古今学者同声赞誉；贬者深恶他助纣为虐，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成为建立新朝的最主要帮凶之一，政治上与王莽捆在一起而遭后人唾弃。今天就走近刘韵，看一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得益于父辈影响

        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西汉末年大臣，著名的经学家。远祖为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中国目录学鼻祖刘向的第三个儿子。

        刘歆作为名门之后，深受其父刘向的影响，少年时就通习今文《诗》《书》，治今文《易》《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署，为黄门郎，开始走上仕途。但此时的他，主要还只是父亲的帮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与父亲领校秘书，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使他得以接触到当时皇家的各种罕见之书，这让他迷上了古文经学，踏上钻研古文经学之路，是“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并讲六艺传记。被汉班固说成是“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记），过绝于人”。

        刘歆本来就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已很有造诣。与父亲共同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后，特别喜爱，在向别人求教的同时，又和父亲一起讨论、辨析它的内容，使他大受裨益，也深受启发，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就是说左丘明与孔子生在同一时代，是亲见，与孔子的喜好是相同的，而《公羊》与《谷梁传》是在孔子七十二贤徒之后的事了，是传闻，亲见的与传闻的差别很大。所以他认为《左传》在这两者之上，并以《左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在整理校堪皇家藏书的二十多年中，刘歆受其父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父亲编辑《别录》中，更是直接参与期中。后来，他在父亲的《别录》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删繁就简，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编成具有学术史价值的《七略》，这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对其父刘向的《别录》传承下来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别录》至唐时已亡佚，正是有了《七略》，今人才得以了解刘向的《别录》内容。所以说，如果没有《七略》，刘向也仅是空当目录学鼻祖名义而已，正是有了《七略》，这种鼻祖才有了实际上的意义。因此，刘歆的《七略》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歆与父亲一起共同校勘整理编定图书的二十多年，是他向父亲直接学习的阶段，也是他在经学研究上学术飞跃进步的阶段，更是他对古文经学的萌发生芽扎根的阶段，他也从此踏上了开创古文经学之路。

                            

成名于经学研究

        从文字发展来看，先秦时战国的文字，以籀文为主，也就是后称之为的“大篆”，秦统一文字后推行的是“小篆”，到了汉时已发展成“汉隶”了，这就有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别。站在汉时的点上来说，以汉隶写成的经文，称之为今文经学；以籀文写成的经文，就叫着古文经学。

        秦始皇时的两把火，导致了古文经学的几乎失传：一把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禁锢异说，统一思想，将民间中的六国之书焚烧殆尽，剩下的只存于咸阳官方的“图书馆”；一把火是项羽离开咸阳时，一把火烧尽咸阳城，官存的六国之书遭灭顶之灾。所以那时的古文经学几乎消失殆尽。至了西汉时，经几代王朝皇帝的倡导，经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这些经学均是以汉隶所写，流传的是今文经学，朝廷先后“立学官”，所教授的也是今文经学，称为官学。今文经学家可以担任博士之职，带弟子，而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是受到官方排斥的。

        在刘歆之前并没有官方的古文经学的流传，古文经学仅是在民间有点私下传授，这主要是得益于民间个别人私藏偷藏“籀书”，像孔府的夹墙藏书就是这种情况之一。西汉经近二百年的发展，皇室有了一定的收藏图书，这之中就很幸运地夹存有此类罕见的“籀书”。非常荣幸的是，遇上了潜心于古文研究的刘向刘歆父子俩的校勘整理而发现，这是中国古文化之幸。他们在二十多年的对皇室藏书整理校堪编订过程中，对这些所见古文经书是如获珍宝，尤其是充满好奇心的刘歆，一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就特别的喜欢上了，开始了长期钻研学习，并开创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的治《左传》方法，使经学中的章句义理得到了很好的畅通。这一方法打破了西汉中叶以来对经学解析方式，当时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教授，用家法传授，以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烦锁的章句之学风充满学官。这一改变，预示着古文经学的春天到来。

        刘歆利用皇家藏书，在古文经学的学习研究过程中，对古文经学的发掘与利用、传承与宏扬，起到了开创式的里程碑作用，综合各方面的评述，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亡佚，得益于他的发掘整理推出，使这批古文经书走出皇室藏书馆，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他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朝廷，使更多的士人得有机会学习。他向哀帝上书，欲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作为教授内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连哀帝也下诏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

        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途径，提出了重视训诂，发扬古文经学之优势，不仅要凭此读经，而且要据古文的字体笔意解经。据此，他重新整理了《左氏春秋》，首次将《毛诗》归于古文经典，首次将《周官》称为“经”。更是重新排定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位，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是“《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他的说法为准。他还用发现的战国遗存文本，对照确定了多版中的费氏《易》经为古文经典。

        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打开了古文经学重视名物制度的大门。他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左传》尤为爱好与研究，在哀帝下诏议论是否将《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学立于学官时，他激烈地对太常博士进行了反驳指责，反问道：“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胜意）于野乎？”进而指出：“若必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好二三君子不取也。”这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引起了诸多儒士的怨恨，当时的名儒光绿大夫龚胜因此而上疏深自罪责，以罢官相胁，身为大司空的儒者师丹也大为震怒，上奏刘歆改乱旧章，非要毁先帝所立。刘韵也深知忤逆执政大臣的后果是什么，为避祸主动上奏请求外放，先后转任三郡守。但这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古文经学的突破与发展了，一个古文经学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所以，后人评说刘歆，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从上可以看出，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恢复与振兴，与刘歆的积极倡导是分不开的，正是他在长期校理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才让古文经学得以传出，才让古文经学有了破土而出之机。从这一点上说，刘歆对中国古籍文化的发掘与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说他是“学术界的大伟人”，不过也。

                              

毁誉于助纣为虐

        只可惜，刘歆的一世英名最后竟毁在他青年时的好友身上，这既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应放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来考量，不应一棍子打死。

        刘歆初入仕途时，与外戚王莽同为黄门郎，两个年轻人因出身豪贵而又博学，因此趣味相投，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得益于外戚身份，加之几十年的不息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脱颖而出，“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被任为大司马，独掌大权。

          客观上说，最初王莽在权势凶天的王氏家族中，称得上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人，唯有他为人低调，做事小心谨慎，生活比较节俭，喜好读书并博学。汉平帝登基时才九岁，国家大事都由大司马的他来作主。他政事也处理很好，也很注意招揽人才，一些读书人都慕名投奔他。他当时的声誉很高，得到很多大臣的吹捧，称他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上书请求加封王莽为安汉公的人多达48万人。如果说这一切源于王莽的伪装，那么也伪装得天衣无缝了。在这种情况下，王莽拉拢年轻时就同门共事的好友刘歆被拒绝的话，是谁也几无可能。

        哀帝即位初期，大司马王莽就以刘氏家族有人才，举荐刘歆为侍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很是贵幸。哀帝后期，刘歆正因古文经学之事受到排挤外放受挫，以病免官，后复用为安定属国都尉，处于人生低潮期。哀帝去世后，王莽持政，即荐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王莽篡位后，刘歆被拜为国师，为王莽新朝出力服务。

        综观刘歆为王莽出力最主要的有三件事：一是助王莽之女为皇后，为王女卜得吉卦，并为之“杂定婚礼”，使王莽得以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二是为王莽立明堂辟雍典其事，制度之盛无与伦比，让王莽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使王莽得以加“九赐”，成为无冕的帝王；三是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被王莽利用，成为他篡权建立新朝的基础理论。

        以当时情况看，刘歆与王莽俩人之间是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刘歆为了自己的学术之为，需要寻求政权上的支持，正是得益于王莽的大力支持，他才得以“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才能够做成“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也才能“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最终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文化学术当权人“典儒林史卜之官”，才有了他一直追求的古文经学之路的继续。而王莽也充分利用刘歆的影响为自己树德，赢得了好的名声，更利用刘歆的学术成果为自己篡位找得理论的支撑，《左传》、《周礼》、《钟历书》及《三统历谱》等都成了他利用的理论依据。

        但是，刘歆毕竟是有着正统的士人血性，有着正宗的汉室皇族血脉，在不明真象情况下，陷入政治旋涡，无意之中成为王莽的帮凶，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在明白后无论如何是不甘心的。于是他就想极力挣脱，有了谋珠王莽之为，只可惜天不佑人，让事泄露而被迫自杀。刘歆本想以生命冒险为代价，来换回自己受损的声誉，可这污点是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已过，人物永逝，留给人们的就是一面沉思：刘歆真的是自“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吗？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在家以读书为乐，近年内重拾旧时雅好，不时写点扎记、散文、随笔、诗歌等，先后在多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