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五）

花开两枝，各表一头。

时间回到少年卖菜的上一年，也就是中华民国的16年（1927年）

这一年是中国大革命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大事频发。大革命轰轰烈烈，北伐军势如破竹，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但这一年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5.21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7.15政变。

有人做过统计，从民国16年至21年，国民党反对派每年屠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在15万人以上。

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大革命被断送了，全国一片白色恐怖。

曾有历史和党史方面的“学者”或“砖家”分析，蒋介石所以背叛革命，是被共产党逼的，是共产党搞得那些农民运动太过火了。

仅湘省、鄂省、赣省，农协会员和农军人员动辄上百万。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农会”，把城乡凡家境好一点的有产阶级都弄得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湘军悍将何键为整个北伐军中最为凶悍的高级将领，他被称为攻克武昌的“首功之臣”。而他所率领的35军也是北伐军中最能打的部队。

而35军中大大小小的将领基本上都是家境富裕的富家子弟，他们家里的财产田地都被农协会给分了。就连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抓了起来，戴着高帽子批斗游街。

这就彻底激怒了何键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小军官。他们发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要说这何键，也非等闲人物。他是湖南醴陵人士，早年投靠谭延闿，在唐生智手下当过营团旅师长。在湖南这些督湘的军阀中，他是最能打的，也是最反动的。

在清剿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中，那个“宁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几次对红军的围剿中，他率领的湘军也是战斗力最强的。红军长征从于都出发，沿赣粤、粤北、湘赣、湘桂边界一路血战厮杀，就怕遇上何键。

何键的湘军作战勇猛，不惧牺牲，还死缠烂打。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时候，牺牲惨重，兵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不足三万。

从广西全州到湖南道县，湘江上游到处漂浮着战死的红军，以至于河水都染成了红色，真正成了“血流成河”。当地的老百姓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可以说，红军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有人说，区分革命与反革命其实很简单，用两个字就行，一个“穷”，一个“富”，就能判断他对革命的态度。家里很有钱的肯定反革命。

这话有失偏颇。

虽然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分析，参加革命以求贫穷命运的绝大多数确实是穷人，但也有很多是家境颇丰的人士，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党的高级干部。

只是他们不像普通的革命者只是为了个人和一家一户的利益，而是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追求的层次高了许多。

如前几天（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澎湃，就是广东海丰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富绅。可澎湃为了革命，把自家的田契都烧了，把家产都分给了贫苦农民，被农民亲切地称为“救苦救难的彭菩萨”。

而澎湃之子就是1925年11月出生，2021年3月去世，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彭士禄。

澎湃英勇就义之后，年仅四岁的彭士禄就是在流浪海丰广州街头和国民党监狱，靠着吃牢饭和百家饭长大的。

当他11岁被中共地下党找到并送到延安，周恩来邓颖超看着眼前这个瘦骨嶙峋、营养极度不良的孩子，想起为革命牺牲的澎湃，禁不住一把搂住他，痛哭失声。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当局实行残酷的清党清乡政策，凡共产党员，凡农会会员，一经抓获，无须审判，一律格杀勿论。

民国17年年初的一天，家住邵阳东路（现邵阳市双清区与邵东一带）的姚秩章偶遇了一个家住邵阳北路、同是搞农民运动的一个邹姓的青年，而那个青年传递的一个信息让姚秩章不禁大喜过望。

邹姓青年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的随营学校正在招生。问姚秩章想不想去当学生兵，想去就两个人一同去。

姚秩章因为曾当过他们乡里的农民协会的主席而遭到当局的严密抓捕。他已经东躲西藏在外两年不敢回家了。而且，这个年龄不到二十相貌堂堂的英俊青年不仅只是他们本乡的农协主席，他还当过邵阳二区十三乡的农会主席。被国民党抓住了那是绝无活命的可能。

现在有个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

当丘八虽然不是什么好职业，但是起码有口现成饭可吃，而且穿上了那层皮，至少眼前就没有性命之忧。何况那些丘八之所以那么张牙舞爪地嚣张，凭得不就是手里那杆七斤半（步枪）嘛。

姚秩章问小邹，你说的那个好事儿在什么地方？

小邹说，听说在什么“南县”。南县在什么地方啊？

姚秩章当过农协的官，见多识广，他噗嗤一笑：你连地方都不知道，你往哪儿走，当什么兵？那个什么南县不就是在北边，在洞庭湖的边上嘛。

于是两个人就一路朝北。

天将暮时分，两人来到酿溪的资江边码头。突然看见码头上站着几个端着上了刺刀步枪的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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