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六）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二章 从少年到青年

第二节 爱恨交叠

一

　　1970年8月，十四岁的张炜从灯影史家学校小学毕业，进入灯影史家联合中学读初中。小学和初中虽在一个校园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接触范围的扩大，还有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他对人、对事、对社会的观察角度也在发生变化。童年的稚气渐渐消去，现实的严峻与冷酷摆在了面前。他必须面对，无法回避。人一旦长大，就得承担他要承担的那一份沉重。

　　这是一座多好的校园啊，它靠近林子，离大海也不远，说它风景如画并不为过。中学时代，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生阶段，青春洋溢，生气勃勃，仿佛每天都是新的。可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了、变形了。张炜说：“我开始做中学生的时候，正好是60年代末期。那时候社会上很乱，人们的日子都不很好过，林子边上村庄里的居民又闹起了派性，再老实的人也得不到安宁。”

　　那个时候，他甚至连林子和大海的美景也无缘欣赏了，小学时代的嬉戏玩耍一去不返，他面对的大多是一些成人的活动。这一切，对少年张炜来说来得有点太早了，但一个人要经历什么、面对什么，并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张炜说：“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因为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了，就连这个绿荫匝地的校园也不能幸免：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是涌来荡去的各种群众组织。我的同学全都来自附近的几个村庄、国营园艺场和矿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这会儿却在呼喊着同一些话语。老师和同学们除了要写大字报、参加没完没了的游行和批斗会，还要不断地接待从外地赶来串联的一队队红卫兵。后来形势发展得更加严重：我们校园内部也要找出一两个反动的老师和学生，并且也要开他们的批斗会。”

　　更可怕的是，这场风暴还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消磨尽多少人的才华和梦想，甚至生命。作为一个初中学生的张炜，刚刚走出懵懵懂懂的小学阶段，各种痛苦磨砺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了。

二

　　这个时候，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全部被打乱，整个社会秩序也混乱不堪。那个在南山水利工地劳动、半年才能回家一次的父亲，又一下子被人提起，成了全家最大的灾难和悲剧。

　　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长年在南山辛劳？现在张炜终于明白，就像外祖父死于一场不明不白的暗杀一样，父亲身上也背负着难以说清的重压。在那样一个时代，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于是，在一个到处是“红海洋”、大字报和震耳口号的环境中，父亲开始遭受批判，他也就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另类”。张炜回忆：“校园内一度贴满了关于我、我们一家的大字报。我不敢迎视老师和同学的目光，因为这些目光里有说不尽的内容。”一些同学还常常聚在一起欣赏大字报上的那些“美妙”句子，有时难免背后对他指指点点，这也成了张炜最为难堪的一刻。

　　这个时候，他一直盼望、思念又疑惑不解的父亲终于回到了茅屋，可随之而来的不是亲人团聚的温馨，而是“民兵”的监视和可怕的批斗会。新的灾难降临了，张炜在学校里的处境雪上加霜。张炜回忆：“学校师生已经不止一次参加过我父亲的批斗会。当时我要和大家一起排着队，在红旗的指引下赶往会场，一起呼着口号。如林的手臂令人心战。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会场上的情形，而是这之后大家的议论，是漫长的会后效应：各种目光、各种议论、突如其来的侮辱。记得那时我常常独自走开，待在树下，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快些死去，不那么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刚刚涉入人世不久，居然想到了死，该是何等的痛苦与绝望在压抑着他的心灵。

　　父亲除了挨批斗，被监督着在附近村里劳动，还经常被打发到海边拉网。张炜常常与同伴去看拉网的队伍，在那长长的网绠上匍匐的一溜人影中寻找父亲。他看到那个高大威猛的海上老大手持一根棍子，巡视着那些拉网的人，样子十分凶恶。他试图在那拉网的队伍中找到父亲，可是看不见。于是他和同伴都使劲地敲击各自手中的鱼皮鼓，他敲打得格外用力，他想用鼓声压过拉网号子，让父亲能够听到并注意到他，可是海上老大炸雷般的吆喝声，鼓声和号子都是压不住的。他是多么徒劳、忧伤和无奈。

三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那些叫作“民兵”的人。“民兵”，是当年一个最吓人的字眼，有时候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就常常用“民兵来了”制造恐怖气氛，也常常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张炜眼里，这两个字意味着恐惧、颤抖和眼泪。

  这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喜欢穿白球鞋、旧军衣，背一杆刺刀生锈的三八大盖，这是他们横行乡里的不败法宝。他们待遇优厚，忠于“村头”，别说对待父亲这样的人，就是对自己的亲爹娘也毫不留情。张炜说：“在执行打狗令的时候，他们为了逮住一条逃逸的狗，能够在一条又湿又脏的泥沟里潜伏通宵，只紧紧搂住一杆步枪，一动不动到天亮。有的民兵为了表示大义灭亲的勇气，在自己的父亲与村头发生哪怕最轻微的冲突时，也要冲上前去打老人的耳光。还有一个小伙子与邻村人斗殴，为了镇住对方，竟然操起刀子砍去了自己的小指，而且面不改色。”父亲落到这样一群人手中，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对张炜家的茅屋特别留意，时常背枪光顾，甚至夜半时分还在屋后溜达，咳嗽，抽烟，压低嗓门说话。父亲从南山一回来，他们就更加忙碌起来，除了没白没黑地监视，还要隔三岔五地进门审讯一番。张炜说：“他们进门后就让父亲立正站好，然后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审问。他们问的所有问题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问来问去就是那么几句：是否有生人来过，近来有什么不法行为，等等。这些问题其实由他们自己回答更合适，因为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熟悉茅屋里一举一动的人了。”显然，所谓的“监视”和“审问”都是一种幌子，他们不过是要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一番，借此显示自己的“强势”与“高大”。这是动物界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人间的演绎，而就人性的阴暗、丑陋、暴虐、残忍来说，这些两条腿的“民兵”比那些四条腿的动物还要可怕，因为他们要摧毁的不光是人的肉体，还有人的精神和尊严。

　　这时的批斗会变得更为可怕，因为远远近近的村子，只要开稍大一些的批斗会，他们就要来押上父亲参加，有时候还要把父亲捆上。张炜说：“民兵捆人很在行，他们会想出许多花样。有一个年纪十七八岁的民兵把父亲捆上了，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民兵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行。’他叼着烟，一边解着父亲身上的绳索一边咕哝，向旁边的人示范。他用膝盖抵住父亲的腿弯，然后将手里的绳子做成一个活扣，只用三根手指轻轻一抽，绳子就给拉得绷紧。”这些历历在目的细节，被一个少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绳子捆在父亲身上，也是捆在一个少年的心上。他在1978年写下的短篇小说《人的价值》中，就记述了“民兵”绑人、开批斗会的细节，令人难忘。

　　“民兵”，这个在特殊年代产生的危险怪胎，给张炜留下了无比惨痛的记忆和莫大的心灵创伤。他若干年后回到故地，还会想起当年在学校里参加批斗会的情景，想起那些凶神恶煞的面孔和内心冰冷的感觉：“有一天记得正下大雪，学校放假，本来照例要开放假大会，但由于要参加一个批斗大会，也就省略了学校的会。已经在学校住了很久，不太知道外边一些事情，一路匆匆到了会场，台上站的人吓了我一跳……脑海里一片空白。”不用说，台上站的正是他的父亲。

　　对于这种毫无文明和法度可言，甚至丧失人性的野蛮行为，张炜后来曾有深刻反思。他认为所谓的游街示众，是中国传统的陋习，是对人权的蔑视和对人性的摧残。他写道：“游街示众在这里的小城街道上每年都要上演几次，犯人胸前挂着大纸牌。这与满清时期的做法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有些东西要改变是很艰难很缓慢的。”“有一些人根本没有‘尊重人’这个概念。睁开眼睛看一看，对人的侵犯比比皆是。”在《你在高原》中，他写到了遭受诬陷的革命者宁珂等被游街示众的情景，还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严打”斗争中对所谓“流氓犯罪分子”的游街示众和公审场面，都表现了这种传统“陋习”对人性的戕害。如今，这些早已为历史彻底否定和摒弃。

　　张炜在文学作品中，塑造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是立体的、丰富的、复杂的，即便那些社会灾难、政治灾难的制造者，其身上也是善恶交织、人性与兽性纠缠的，即便他笔下的一个土匪也有其残存的讲义气的一面。对人性，他从未作简单化、片面化的处理。唯独对于“民兵”和他们背后的“村头”，他始终没有放过。对于这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衍生出来的“变种”——那些由“村头”演变而来的“企业家”和他们工厂中所谓的“保安队”，他也没有放过。他永远不会与他们达成和解。这是张炜永难愈合的精神伤口，也是他审视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四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他和家里养的猫和狗就格外亲近。因为林中的野物虽多，却无法建立友谊，与猫和狗才可以久久注视、相互偎依。他从它们那里获得了在人群中难以获得的温暖和忠诚，把它们看成了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张炜后来回忆：“我们那时对于猫和狗是家庭成员这种认识，绝没有一点点怀疑和难为情。因为我们一家人与之朝夕相处，我们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忠诚和热情、那种难以言喻的热烈而纯洁的感情，是从人群当中很少获得的。就我自己来说，当我从学校的批斗会上无声地溜回林子里时，当我除了想到死亡不再去想其他的时候，给我安慰最大的就是猫和狗了。它们看着我，会一动不动地怔上一会儿，然后紧紧地挨住我的身体。”“而那时的人群在我眼里常常是可怕的，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多么不善甚至恶毒，我是充分领教过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点可怜的人间温暖，也不能得到保留。很快，一纸可怕的“打狗令”突然从天而降：养狗的人家必须在接到命令的第二天解决自家狗，过期就由“民兵”来办。张炜回忆：“大约是一个普通的秋天，一个丝毫没有噩兆的挺好的秋天，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新的不容更变的命令：打狗。所有的狗都要打，备战备荒。战争好像即将来临，一场坚守或者撤离就在眼前，杀掉多余的东西。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完全蒙了，什么也听不清。”他多么希望自家那条叫“小青”的深灰色雌狗能够逃得一条性命，可它最后还是被打狗的人残忍地虐杀了。

　　杀狗，在当时重重地刺伤了张炜的神经。张炜回忆：“记忆中，每隔两三年就要传下一次打狗令。它总是让人毫无准备，突然而至。每一次骇人的消息都不必怀疑，因为谁都能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味，同时感到空气在打战。”若干年后他重回故地，在感叹自然环境变化的同时，他也怀念那些与人类亲密无间的动物，尤其是猫和狗。少年与狗，也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张炜说，一位文学朋友曾对他讲，他的小说中写动物太多了。有一次他给那位朋友读他的一个中篇，读到一半的时候朋友满意地笑了，说这篇还不错，终于没有狗。他听了没吱声，因为再读下去就有狗了。张炜说：“因为我个人没有办法不让它频频出现。在我童年、少年的经历里面，打交道最多、给予我安慰最多的，就是那条狗了。”他后来还曾计划以这条狗为主人公写一部报告文学，写出自己真实的记忆，写出它一生的命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写成。

　　张炜对猫和狗、对各种动物的感情是持续而长久的。不管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都不时地表现出对动物的喜爱和尊重。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宁伽的外祖父曲予，在“曲府”里就饲养了很多动物。曲予先生甚至设想，在战争结束之后于小城中建设一座动物园。宁伽的祖父宁吉，对马的感情更是浓得难以化开。他写下的描写动物的作品不计其数，有的干脆就以动物为主角。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对动物的深厚情感，甚至影响了张炜对生活和人的看法：他一直不能吃青蛙做成的“田鸡”菜；听说一个朋友吃了两个刺猬，他就从此觉得这个朋友很不好。在思想和情感深处，他也将那些打狗的人与人间残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张炜说：“他们硬是用暴力终止了一个挺好的生命，不允许它再呼吸。我有理由永远不停地诅咒他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预言：残暴的人管理不好我们的生活，我一生也不会相信那些凶恶冷酷的人。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是一个背叛者。”

　　只要人世间的冷酷与残暴存在一天，张炜就不会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对于人间丑恶，他是一个清醒的提醒者、无情的揭露者和坚定的反抗者，即使毫无胜利的希望可言，他也毫不妥协、绝不宽容。这些，都是张炜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

五

　　回望张炜的人生和文学道路，我们会看到：他虽与亲人一起经历过巨大的侮辱和难以忍受的黑暗，却没有因此滋生可卑的报复心理，“以恶抗恶”，走向极端；也没有因此消极、绝望，走向幻灭与虚无。相反，他以无比强大的内心战胜了自己，更加体会到了爱的珍贵，树立起了自己爱与善的道德观。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他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思想基础和重要前提。

　　张炜认为，一个人只要还对“昨天的呵斥记忆犹新”，“他再也不会去粗暴地对待别人，不会损伤一个无辜的人。他特别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懂得体贴那些陌生的人”。张炜认为：“能够治愈的人生，源自一种善良的、良性的东西，它会让人生缺憾变得更少，让一生更合理也更饱满。一个人经受了苦难，更不应与恶联手去制造苦难。曾经从苦难中感受过屈辱的人，不应该再去播撒苦难。那种行为想一想就会感到羞愧和自责。他不会把这种苦难的病菌散布于四周，不会强加于人。能够这样认识人生、认识苦难，应该拥有更大的幸福。”

　　2020年11月，张炜在《十月》第6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爱的川流不息》，记述了主人公“我”从小到大五十多年间养过的各种动物的故事，其中主要的就是猫与狗。这是张炜应朋友之约写下的一部作品，其中无一不是虚构，又无一不是真实的记录。五十多年间，“我”所养过的那些动物——人类最好的伙伴，都死于杀戮和意外。“我”曾发誓不再饲养它们，但后来还是又养了一只叫“融融”的猫。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是“爱的川流不息”，还是“恨的绵绵无尽”？张炜没有简单回答，而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爱恨辩证法”：“时间里什么都有，痛苦，恨，阴郁，悲伤；幸亏还有这么多爱，它扳着手指数也数不完，来而复去，川流不息。唯有如此，日子才能进行下去。有了这么多爱，就能补救千疮百孔的生活，一点一点向前。”因为如果“没有爱，为什么还要生活？生活还有什么意义？那只能是折磨，一场连一场的折磨。我们不要那样的生活。”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张炜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如果所有的爱都有一个悲凉的结局，还敢爱吗？”但他同时也替我们做出了坚定的回答：敢爱。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意义。爱，不断失去，不断获得，川流不息，永生永存。当然，他不是用“爱”来消解“恨”、掩盖“恨”，而是在“恨”中渴望“爱”、滋生“爱”、赞美“爱”，并试图用“爱”来拯救沦丧的人性、恶浊的世界。这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最高的理想。张炜的文学作品始终高扬道德与理想的旗帜，也是有其深厚的情感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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