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在记忆中的生产队长（一）

应子根

       生产队长之名接近消失了三十多年，目前四五十岁以下是年轻人，基本不知道生产队长是什么玩意儿。

       其实，生产队长是一个“集体化”时代的特有名词和特有头衔，是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产物。那时，农村的管理体制是人民公社（现在的乡镇）、生产大队（村）、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三级所有。时称“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能当上生产队长,确实是个不简单的差事!

       生产队长是队里的一把手,很有实权。封建帝制时,朝廷最大的官儿是皇上。而生产队长就是当地各踞一方的“二十户侯”“土皇上”。一个几十户人家的生产队，队里的生产,社员的生活，都由生产队长统管。当生产队长，必须具备相当的条件:出身贫下中衣。三代历史清白。带领贫下中农，一心朴实地走集体化道路,不搞歪门邪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阶级敌人”不心慈手软。最好还要对农活“全犁耕作”精通。如果这些条件都是响当当的，但是例如亲戚家有地主富农成分,或“反革命”“坏分子”等“社会关系”牵连也不行（即要求“根儿正 苗儿红”）。

       其实，这个差事也真的最不好干。因为权利就是责任。那时候循规蹈矩搞生产，有的生产队长一身的本领不能由你自由施展，看见队里家家贫穷，心里不好受。对于有责任心的队长来说，当官真的是个“劳碌命”和“淘气筒”。

       队长上要管天，下雨天干什么，晴天干什么；管地，这丘田种什么合适，那块地种什么合算；管人，男社员干什么活女社员干什么活；管庄稼的种和收，管收成的分配比例和上交农业税的完成计划，管队里的五保户、列军属，还得管队里的老弱病残……总之，也是一个不算小的“父母官”。

       平时见队里大多数老百姓缺吃少穿，他觉得责任重大，一心想带领社员发家致富，有时还要偷偷实行土地承包制，而受到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批斗。

        那时候村里有个懒汉光棍，整天出工不出力游手好闲，一次偶然到某生产队长家，才发现生产队长和自己一样家徒四壁，老娘、老婆孩子也都是抱着粗瓷碗喝稀薄的官粟羹，出门就撇嘴说：“哦，队长家和咱一样穷？要是我当了生产队长，队里有的我必有，队里没有的我还要有！”只可惜这种人是轮上轮落也轮不到。

       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若是一队之长不能以身作则，不能大公无私，不能任劳任怨，不能百姓利益至上，不能宰相肚里撑船而怕“犯臭”，就肯定当不上队长。即使当上了，也当不长！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大官小官，古代现代，皆应如是！

       队长毎天和社员打交道，都在附近一两个道坛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男女老少各家各户，基本都不是亲戚即叔伯,扯耳即腮动。软了不是,硬了也不是。再说偌大一个生产队，瓜子里出个臭虫都不奇怪:老实忠厚的、不怕硬的、吃软不吃硬的、听差摆的、专找省力活的、爱耍嘴皮子的、干活“猢狲牵线”磨洋工的、花言巧语搬弄是非的、吹牛拍马的……总之，无论是“龙”还是“蛇”，都得让他们吃碗饭过日子。

       负责任的生产队长实在非常辛苦。每天清辰,天蒙蒙亮,星星尚未消失,队长就得起来,匆匆忙忙地边吃早饭,边穿草鞋，半走半跑地到前街沿后道坛，挨家挨户调兵遣将，一一安排落实劳动任务。

       男女社员也得闻风而动一呼百应，拿起劳动工具,成群结队奔赴各自岗位。耕田的、备田岸的、烧灰的、担栏坢的、治虫打农药的、喂牛割草的……男女社员各执其任，分头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劳动。

       于是,田野里、大路上、小溪边，清脆的鞭哨声、吆牛声、笑语声、排水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迷人的田园劳动乐章。

       各项农活安排就绪之后,生产队长便深人到各劳动片段，走走看看。是否有偷工减料和误工现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哪个社员劳动质量粗糙,便记下来扣罚工分。这项工作要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敢于挂“狗屙篮”。不然往往会产生观望和攀比。有时也因扣罚工分,社员和队长发生口水战。这时，生产队长必须心里无私,腰杆才能硬,说话才服众。否则,社员会逆反你。队长常用一些“土政策”约束社员:“我便要这么办记起，你愿上哪告上哪告去!”其实,这都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社员训斥的,谁也告不起官司。

      “双抢”或秋收季节,是队长最忙最累的时候。那时,生产队种着几十亩耕地,都是连片的水稻、玉米、等各类庄稼。没有什么机械,全靠队里几十个劳动力,挥镰收割荷锄下种。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在这关键时刻，生产队长必须亲自出马,率先垂范，带领社员投入一场紧张的夺粮大会战。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常常是“三星”拱照时下地,晚上看不见庄稼了才收工，别提多劳累了。在队长的带领下，社员生产劲头岂能不足？进度岂能不快？质量岂能不好？

      当队长的最棘手最头疼的便是队里的“张辣哥”和“李懒公”。这号人都是成分好资格老,不像“地、富、反、坏”那么好摆抪。不是找你队长的毛病,就是给你出“难题”。你又不能把他咋着，令你伤透了脑筋。如果得罪他们，整他狗急跳墙了,他们可以到处造舆论,联合好事的社员唱对台戏治理你,甚至把你推下台。所以,生产队长最惧怕这些“瘌痢头”。于是，队长只能想方设法给他们安排省力活儿:看田水啦，喂草籽啦，管时钟啦……等等轻可的零活儿了。为的是“和平共处”保住全队的生产秩序。当然，多数社员都是听从队长的。因为大伙儿都知道:队长是全队的当家人,县官不如现管 说了算,和队长作对随便找你“小辫儿”你也受不了。有心眼儿的，往往要向队长“阿须”一二。

       当队长的,香气和优先的事也不少。队里在农忙季节，为了鼓励社员，他可以提出“今天辛苦多干一点，按十分头推算，每人加两分或一分工分”；也可以决定在“开秧门”或“关秧门”时开一次集体“伙餐”，按本日出工人数，集体支付“三半斤”（半斤生菜、半斤米、半斤黄酒），或者在生产队梨瓜熟了的时候，每人田间休息时允许一斤梨瓜，按五分一斤的内部价（卖给别人一角钱一斤时）作“记账预支”。往往在这些活动的时候，队长可以选在恰恰某个顽皮社员缺勤的时候，顺便作为对顽皮社员的惩罚。虽然这些如今看来并不起眼儿的事,在当时那个穷困的年月,社员们都是十分眼热和在乎呢!

       在那穷革命、防变修的年月,正劳力为“十分头”劳动底分,妇女为“半劳力”（一般五分底分，也有个别“干功”特别的四分或六分），小青年和七十岁以上的有六至九分底分不等,学校毕业刚回来的学生从两分或三分底分开始，每年按实际力气和劳动技能评定。社员家家户户都走“共同富裕”道路，贫富差异不大,过着清贫日子。

       记得当年某队有个年轻的队长,很有头脑。为了给社员增加收入,偷偷允许几个社员出江西、下严州等地烧砖瓦“搞副业”“打副业金”给队里；在生产队里也种一些白术、生姜、瓜果等经济作物之类；生产中重视合理施肥科学种田。选用良种，如番薯在南乡那边买来“南乡种”、“硬屙番薯”；洋芋在大洋那边采购来“大洋种”……。农闲时允许社员打副业金到仙居一带判柴拖柴到壶镇卖，或摘“猫抓”、摘“青箬”、拔“龙须”、锄“桔梗”、挖草药、扼“香叶”……，还将零星难管理的“田头地脚”偷偷包产给社员个人管种……大大增加了集体收益，使社员年终分红达到毎工六角八分。比保守的兄弟生产队高一倍,很受社员拥护。

       可是，没多久东窗事发，上头却说这个队长，搞的是资本主义歪门邪道,违背了“以粮为纲”方针,还说社员的思想僵化了,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修正主义芽头。公社宣布撤了他生产队长的职务。

   在“斗私批修”和“农业学大寨”浪潮中，生产队广种薄收,亩产益低,社员的日子越过越穷。若干村都没有人愿意当生产队长了。有的即使当上队长，也没有长干思想，干一年就甩担子。有的生产队，实在没人肯当，竟不管阿狗阿猫，大伙轮流当队长。引出了无数啼笑皆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