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

当佛教在葱岭以西遭到挤压，在印度本土也愈显衰败的时节，经南北朝急剧发展的隋唐佛教，却在亚州东部大陆上，以崭新的风貌繁荣昌盛起来。隋唐佛教的繁荣，是以国家的统一和空前的富强为社会背景，以统治阶级倡导与支持为前提。

（一）隋朝佛教：先拿隋朝来说，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诏令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文帝在位期间，共度僧尼23万人，写经46藏，13286卷，修补故经3853部，造像106560躯，立寺3792座，将造寺的宗教活动上升为国家事务。

在治国理政方面，鉴于此前儒释道纷争不断，隋文帝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协调“三教合一”为合力的统治政策。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共致。”据此要求在儒家所崇拜的“五岳”造僧寺。

佛教凭借自己多种精细的哲学体系，在理论上遥遥领先，几乎控制了思想领域。但佛教融合儒家和道家学说也开始了完善化过程，与其相应的文化艺术形式一起影响民俗，熏陶民族性格。

至隋炀帝杨广时，杨广对佛教同样采取支持态度，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计612藏，29173部，903580卷，修治故像101000躯，铸刻新像3850躯，度僧尼1620人。

（二）唐朝佛教：再说唐朝佛教。隋朝的统一是暂短的，但唐朝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唐大宗在总结思想统治历史经验的同时，重新估定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施财，“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对该寺住持说：“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是唐太宗从政治角度，充分肯定佛教的治化作用。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出国赴印度求经留学的玄奘大师，载誉回到于阗，太宗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会，倾城轰动。此后，太宗对玄奘译经的支持及诸多方面的厚待，就不只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更多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这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规模的度僧活动。据说，唐太宗卒前，曾向玄奘大师问起过因果报应事，深为信纳。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等都提倡佛教。如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而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她统治期间，佛教备受崇拜，使唐代佛教达到昌盛之极。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其中就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南印菩提流志，以及汉僧义净等。她鉴于禅僧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诏神秀神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从而使禅宗获得合法地位，促进了在全国的大发展。不过，武则天着重扶植的还是华严宗，后来华严成为中国佛教一大宗派，跟武则天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从总体上看，佛教的发展跟自身“寺院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唐代“寺院经济”：寺院经济自北魏开始形成，是北魏采取“浮图户和僧祗户办法”，使寺院同时成为社会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在南朝，梁武帝就用“舍身”一类的手段，为寺院经济积累募金。至唐初，实行均田制时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这是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一部份，而且免役免赋的特权仍不取消。这样以来，寺院经济开始昌盛，大批民众流向寺院，于是政府颁布度牒，限制度僧，但私度始终不止，无籍僧尼大大超过国家控制数量。

唐代寺院经济有两类：一类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即国家供养寺院；另一类是民建的寺院，即“农禅经济”寺院。由国家供养的大寺，如长安的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田外，别有敕赐田庄”。例如西明寺，仅唐高宗赐给的田园就有百顷，并配以“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这些大寺因为有国家的庇护、财经的资助，便从事兼并、越州跨县、建造各种庄园。例如浙江天童寺，有田1亿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所。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

从寺院数量上讲，民间集资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国立寺院。这一类寺院大多处在山野偏僻地方，经济状况与官寺比迥然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僧禅寺。这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即“农禅经济”或称“禅林经济”。

公元8世纪中叶，马祖道一禅师在湖南、江西一带提倡农禅结合，影响极大，他的门徒散居南方山林竟建禅院，自谋生计。道一弟子百丈怀海禅师重整戒律清规，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法的榜样；以自给自足的为特征的经营方式，也渗透到了其它寺院。到9世纪中叶，江南禅林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它始终以独立自我经营为主，在经济上不依附国家资助和官僚的布施，加上远离城邑闹市，所以表现在教派学风上往往是游离于政治，对当权者保持一定的疏远态度。这种超然的境界，对一些心理失衡的士大夫，有相当的吸引力。

（四）唐武宗灭佛：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书中说：“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要求各地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武宗敕令僧尼中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这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四月在全国范围实施全面灭佛措施。这次灭佛运动，共拆寺4600所，还俗僧尼26万人，拆招提、兰若4万所，收缴田亩千万顷。

（五）五代十国佛教：随着唐王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政治格局是：北方（江淮以北）先后建起梁、唐、晋、汉、周等五代政权；南方（江淮以南）群雄竟起，割土立国，先后出现十个小朝廷。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再一次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北方诸朝战事不停，连年掠杀，不仅造成赋役沉重，也给佛教设施带来严重破坏。不仅如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对待佛教政策最为严厉的是公元951年郭威建国周后。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柴荣以开封尹兼功德使（功德使，是专管僧道，执掌出家、度牒、试经等事项官员）被封为晋王后，即诏废都城开封无名额僧尼寺庵58所。翌年，柴荣继位，为周世宗，他对佛教则采取大规模压缩和限制的方针。公元955年发诏令：禁止私度僧尼，违者严惩；严禁“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并不许再造任何寺院、兰若；同时鼓励僧尼还俗等；规定“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符禁左道…还魂坐化…妖幻之类…今后一律禁止。”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等，他正是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宗法伦理角度，整顿佛教教团的。周世宗对待佛教的政策和振兴儒家的举措，对宋代确立新的统治思想影响较大。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方十国转移，佛教则受到南方各国帝王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传播。南方十国的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吴越武肃王为了收罗才学异人，便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称“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武肃王所礼，谓之国师。”同时广建寺塔，“倍于九国”。

据说，吴越忠懿王在北方周世宗整饬佛教的同时曾制八万四千铜塔，塔内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然后颁发境内。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全国佛教精英，其中突出的就有德韶、义寂、延寿等高僧。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合，构成了吴越佛教基本特点。

在当时，由于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发展，佛教的寺院经济也繁荣起来。而中唐以前南方禅师多隐遁于山林的状况，至此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部分转向都城闹市。

南方热衷奉佛的国家还有闽。闽太祖王审知待禅僧义存以师礼。义存禅师居闽讲法40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使福州地区成为禅宗活动的重要基地。后王审知儿子王延钧继位，也信奉佛教，曾于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南唐诸国也不落后，据传南唐君臣也都信奉佛教。总之，吴越佛教对往后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还是“三教合一”的提倡。“三教合一”，协调了自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着重要意义。

（六）隋唐五代译经事业：隋唐五代300年的译经事业，总体上远落后于隋前的300年。由于隋唐译事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国家不许，民间难进行，因而所译的大多集中在宪宗之前。但据《贞元录》统计，自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到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的220年中，约有僧、俗译著者49人，共译出经籍传录491部2622卷，与南北朝的约170年中所译经籍比，卷数上还是多了些，但部类大为减少。而隋唐的卷数多，是因为所分卷数份量多，如《大般若经》分成600卷，《大毗婆沙论》分成200卷，并且重译的多。隋唐所译典籍有两大特点：一是重译多；二是密教多。如玄奘大师，共译76部1347卷，其中重译的就有许多；还有不空大师，共译111部143卷，大多是密教典籍。

但须看到，唐代出的有些经论，如《圆觉经》《楞严经》等，以及南北朝后期出的《大乘起信论》等，这些经论对隋唐佛教的影响巨大，也代表了隋唐佛教理论发展方向；这些经论强调向自己内心探求成佛之路的修行实践，也为诸大宗派所接受。随着密教典籍译出，中国藏传正式创立，这也是隋唐佛教的另一个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