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秦汉三国时期）

中印文化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就发生。据南怀瑾先生考证：“秦汉之间，道家方士的法术，多半与婆罗门教或瑜伽术有互通之处”。这“互通之处”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说明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同时，佛教就开始有传入的迹象。有传说：秦朝时，曾有西域沙门释利房等人来中国传教，因秦始皇不接受而告终。西汉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遣使者来中国传授《浮屠经》，介绍佛祖释迦牟尼本生事迹。

在这里，先大略说明一下佛教传输的路线，后再说何时正式传入我国内地：

汉时所称的“西域”，一般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县西）、阳关（今甘肃敦煌县西南）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这地区计有36个国家，尔后又分裂成50多个小国。随着交通发展，人们也往往把通过以上地区与汉地有交通往来的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一些国家称作“西域”。如月氏国原居敦煌与祁连山之间，后西迁至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北地区；康居国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的一带地方；安息国在今伊朗；大夏国在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一带地方。

有史记载说，佛教是东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开始传入。因汉明帝梦见“金人”，议定后，派遣蔡音等人赴西求经，路过大月氏时，遇上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法师，便虔诚迎请他们入汉，安置在洛阳白马寺，后译出《四十二章经》，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尔后，中印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输入与交流日趋频繁。

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第一批来中国内地译经的有月氏国沙门支娄迦谶和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所译的经典有《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还有许多后来被收进《阿含》的小本经典等数十部之多。后又有优婆塞安玄，于汉灵帝末年（公元189年）因经商来到洛阳，与人共译《法镜经》，为在家居士说法，极力主张中国弘扬佛法。……（按：诸多史实情况，已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表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初期，由于与我国固有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冲突与竟争，曾一度受到道教攻击与排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引起普通百姓注意，只有统治阶级内部极少数人信奉它。

随着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深入，尤其是佛教徒不断来华译经、弘法，至魏晋时，逐渐萌发民间信奉佛教气象。佛教从开始统治阶层信奉发展到民间普通百姓信奉，有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佛教的许多学说理论受到统治者的追捧，于是统治阶级提倡信奉佛教；二是由于社会长期动乱，民不聊生，长年累月劳苦仍解决不了饥馑生活，且劳役不断、苦难不堪，“天道不足凭，生命无保障”，恐惧、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社会人间。正好在这个时候，佛教输入，人们想通过佛教所揭示的宇宙人生真谛思想，在精神上得到一些解脱或慰藉，因而佛教得到了广泛地传播。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

汉魏时佛教传播地区不广，信奉人数有限，信奉者大都是上层阶级。当时人们对佛陀及其教义的认识等同于黄老及其学说。（黄老，指黄帝和老子。黄老学说形成于东周战国时期，到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际黄老学派思想极为流行。该学派继承、发展了黄帝和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方面，强调“道生法”和“无为而治”。到了东汉，黄老之术，特别是老子学派与新出现的谶纬学说相结合，便逐渐演变为长生不老之道。后来老子被道教尊为祖师、教主。）当时在汉地，儒家的教义已被视为汉民族的信仰，而佛教来自西方，一时半会难被普遍接受。但佛教却被北方各民族所接受，很快成为北方各民族及在北方的汉族共同信奉的宗教。

尔后，佛教在取得社会各阶层的信仰后，对消除种族隔阂、融合民族生活习惯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教，由于当时社会动乱，战争、杀伐连年不断，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佛教的因果报应、戒杀生，多积阴德等等为善言教，上被达官贵族所接受，下受广大百姓所欢迎，从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至两晋，随着佛教的不断壮大，译经数量不仅超汉魏，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译经大都由国家举办，有专门译场和组织，经费由国家拨专款。从而涌现一大批义学沙门，即所谓佛教理论家。汉译经、律、论三藏大都是这个时期译介过来的，可以说，后来中国佛教宗派所依的主要经典，这时期基本具备。

当时，佛教传播中心有三处：凉州、长安、庐山。凉州是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有许多重要佛经的翻译出自凉州。西域僧人到中国内地，往往先到凉州熟悉汉语；我国北方也有僧人到凉州避乱，因为这里还比较安定。鸠摩罗什在长安开创了关中中观学派，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传播中心，培养出一批佛教人才。慧远继承道安在襄阳的传教事业，在庐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佛教中心。慧远传教活动时期，东晋社会比较安定，其弟子遍天下。当时的慧远僧团不仅是江南佛教中心，在全国各地也具有十分影响力。

随着佛教思想大量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时期便有两大学派开始形成：一是般若学派，二是中观学派。在佛教势力转盛的同时，我国原有的道教也有了发展。两教为争取信众、争取上层的支持、争取更多说教的地盘，各自拿出自己的理论，互相批评攻击，这也是事实。

两晋与南北朝相衔接，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基本没变。东晋时的学风与南北朝的学风有着直接继承的关系，而佛教却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全面持续发展。据统计，南朝到梁（公元502--556年）就有寺院2846座，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1000多座，僧尼增加3倍多。佛教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而统治阶级所以大力支持，根本原因是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基本教义为人们所崇仰。但南朝和北朝两地的统治阶级在崇拜佛教的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南朝继东晋重视佛教义学，并在佛教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建康组建了专门译场，涌现出慧观、慧严等一大批学僧，继续影响着士大夫的思想风貌。南朝佛教到了梁武帝达到顶盛。梁武帝十分重视佛教，曾四次舍身同秦寺，又令臣下以亿万钱奉赎，广施财物；他兴建的大寺院，立丈八佛像，富丽魁宏程度在南朝是罕见的；他还明令禁肉食，食素食，还创立忏悔法，号“梁皇忏”等等。这些行动，大大促进佛教向社会纵深广泛流布。

在北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有过短期的毁佛外，其余诸帝还是相当重视佛教的。与南朝相比，这里比较重视兴办福业和禅行，义学以宣扬律己禁欲为主，并开始引进古唯识学说。至孝文帝时（公元471--499年），孝文帝为其父资福，度僧建寺，且重佛义，认为《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所以十分推崇成实论师；并为西域来僧建永明寺，组建了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场，影响遍及整个北国。公元495年，迁都洛阳，于次年立少林寺，安居西域沙门跋陀。宣武帝（公元500--515年）即位之初，即为其父母营造石窟两所。此后经历代陆续营造，开创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孝明帝时（公元516--528年）在城内起永宁寺，中有金玉佛像10余驱，僧房楼观100多间。有史载，当时洛阳有寺500多座。可是，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既联合又斗争的形势则更加复杂化了，而佛教却在这种情形下，持续扩大影响，并向多元化发展。

在向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佛教的译经事业更加蓬勃兴盛。可以说，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家和译典最多的时代。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公元420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经南北8个朝代，计169年，共有译者67人，译藉750部1750卷。这个译经高潮，发端于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公元402--413年）的传译中心向多方发展：北方有敦煌、姑藏、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有建康、广州、豫章，还有沿江地区的江陵、襄阳、庐山等。这时期的佛经译介范围，比任何时候都要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