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略说印度后期佛教
第一节 印度佛教变故大势
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朝代更替、政权变换,到了5世纪,释迦牟尼佛祖所创建的中印度几个国度佛教开始出现衰落。到唐玄奘大师、义净大师出访巡礼时,佛教则集中到几个地区和几个大寺,而大范围地区持续衰落。
其中算是摩揭陀最为发达,据玄奘大师记:有伽蓝50余所,僧徒万余人,且多习大乘;这里有著名的那烂陀寺,僧数千;狮子国国王曾为来访的他国僧众建大觉寺,有僧近千人。义净大师又记:大觉寺西有迦毕试国寺,是小乘学者聚居处,北方来僧多住此寺;大觉寺东有屈禄迦寺(南方屈禄迦国国王所造),南印度诸僧多住此寺。义净师之后,摩揭陀曾建有一处汉寺(汉寺是专为中国来僧建造的,故名),供来访汉僧居住。在新王舍城中,还有一处隶属于汉寺的兰若。…尽管如此,但总体上到这个时期,佛教仍在走下坡路。
印度河上游和喀布尔河流域,在6、7世纪被印度教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佛教,到了8世纪,虽然在新统治者的支持下再度复兴,但随着境内诸国内乱和衰弱,尔后终被他族异教所占领,佛教逐渐式微,直至消失。这就说明,佛教向西和向北的的传播道路已经中断,原来活动的地区不得不退出来,向南向东另寻发展方向。
然而,原先在大月氏和康居地区盛行的佛教,到了8世纪,被来自波斯的异教挤出河中地区。后来,虽然波斯的异教又被伊斯兰教逐出国境,但当地佛教仍然受到排斥。
曾作为印度诸国争夺的佛教重镇——曲女城,到我国宋僧继业大师来访时(大约是10世纪),曲女城已经是“塔庙甚多,僧尼全无”景况。另外一些佛教活动地区,如吠舍离国,当年玄奘大师来时伽蓝数百,如今“多已圮坏,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到慧超大师再来时,连庵罗园寺也已荒废无僧,佛教几乎绝迹。
中天竺诸国佛教处于逐步衰竭情形是普遍的,所造成的原因,除与战争频繁、政治动荡、文化变异有关外,更重要更直接的是印度教,特别是崇拜大自在天的“涂灰外道”(即湿婆教)的快速兴起,大大冲击了佛教的地盘,威胁着佛教的生存。当年玄奘大师来时伽蓝数百,如今多半圮坏僧徒寡少;相反的是“天祠百所,外道甚多”。
随着印度教在五印范围(即东南西北各印及中印)不断扩展,佛教逐步向几个国家和主要寺院退缩,由此造成佛教两大变化:一是佛教的经院化;二是佛教的密教化。而密教化似乎为佛教寻到一条发展新路。这条新路是佛教越过自己的国境,从南北两路向东流布,然而造成一股大势。大约于7、8世纪,在中国的隋唐和吐番形成了两大新的佛教传播中心,即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
第二节 佛教之经院化
佛教的经院化,是指佛教的理论阵地限制在寺院之内,因为佛教的活动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公元7世纪后,随着佛教逐步式微,五印(全印度)佛教的义学活动,只集中到几个大寺院,如摩揭陀的那烂陀寺、摩诃菩提伽蓝、超行寺等。
那烂陀寺,在今天印度的比哈尔邦巴特那境内,相传该寺建造年代极早,后经历代诸王的续建,至公元675年时,已经扩建为拥有8院的全印最高学府。府内除佛教大小乘18部派外,还有外道诸派10多个,而寺内常住僧多达4000余人。有说“平日各承所宗,并无交杂。若有斋会聚集,各各自居一处”。
当下能支撑佛法理论场面的主要是瑜伽行和中观两大派别,所以,作为佛教学术中心的那烂陀寺,仍以大乘的瑜伽派和中观派为最发达。现简单介绍几位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及其思想理论:
(一)月称和寂天:此二人都是南天竺(南印度)人,南天竺本是印度教盛行的地区,公元7世纪以来,佛教的密教化在该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那时的那烂陀寺容纳的外道比佛教徒还多,密教也相当发达。在这种环境里熏陶出来的佛教学者,普遍带有密教的色彩,而月称与寂天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月称的代表作是《明句论》,他主张否定一切自性、一切实在。在对瑜伽行派的批评,重点放在破除唯识有性上。按照唯识家的说法:“识”的活动及其创造物是“空”的,而识体和识性是“有”。而月称则认为“自性”空,否认阿赖耶识的实在性,只承认其为假设,属于假有。
寂天的代表作有三部,即《菩提行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大乘宝要义论》等。总体看,寂天也是弘扬中观学派的“无自性”理论,批判瑜伽行派的以“识”为实体的观点。他特别否认以“自证”论“识”为实,和否认用“记忆”说明种子不虚的唯识思想。
(二)法称和寂护:法称是南天竺侏陀摩尼国人。在瑜伽行派方面,法称是继陈那之后的另一大家。他著有《释量论》、《量决择论》、《正理一滴论》、《因一滴论》、《议论正量论》、《诤正理论》等。其学术方面主要成就在于“重显因明”。他继承了陈那的量论,并且将量论和因明推向了历史之巅,对藏传佛教影响较为深远。法称的量论,是突出语言与思维一致的原则。按传统的因明论,比量中的“自比量”属个人内在的逻辑推理,而“他比量”则是用语言表达给他人的逻辑方式,这二者的在正确程度上是允许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思维可能是正确的,而语言不一定正确;反之,语言可能是正确的,而思维不一定正确。法称的量论,是否定了这种情况的逻辑意义,认为:正确的思维必定同语言表达的正确相一致的。
到公元8世纪,东印度的寂护在那烂陀寺担任主讲时,就明确地把瑜伽行派的学说纳入中观派学说之中,使之相调和。寂护也因此被后人称之为“瑜伽中观派”。寂护的著作有《中观庄严论》、《摄真实论》等。《中观庄严论》是寂护对中观的“无自性”作了“唯识无境”说的补充,意思说:正因为一切唯心,所以诸法性空;由于境是虚妄,所以心亦非有。《摄真实论》是寂护用瑜伽行派的“真实论”,批判外道所流行的各种“真实”观。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佛教经院化后,佛教理论除在逻辑方面有些新突破外,只能作些细琐的注释及无关大节的说诤,说明佛教的理论亦趋向式微。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核心主旨是引导信众求得解脱,这种经院化,理论化,势必割裂了佛教与普通信众之间的联系。对于繁琐的哲学般的论证,普通信众是不感兴趣的,佛教最终只能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谈资,势必无法与印度教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