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 世纪初“三驾马车”中的刘半农、因为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生存，而享有“平民诗人”美誉的话；那么 21 世纪初，我们应该把这个封号颁给王学忠则一点也不为过。从这种新诗历史演变逻辑表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平民诗歌写作渊源有自，也可以感知它的流变和创新。同样是关注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事实和人生经验，但是王学忠的平民诗歌具有不同于他的前辈的“当代精神”；就像奥尔丁顿所说的那样，“正是在这方面——也仅仅是在这方面!——他才是“当代的解说员”。而且，同样是平民诗人，但其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四”写平民的诗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既疏离了传统，又背离了当权政治，同时还与平民没有建立起密切联系。他们大多具有孤寂感和失落感。而严格来说，王学忠不是学院派的专业知识分子，顶多算个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他是一个饱受市场经济冲击的“下岗工人”，属于新世纪的工农兵诗人。正是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兵诗人的多重身份，使得他的写作既不同于“五四”平民诗人，如那些“人力车夫派”, 也不同于延安讲话以来的工农兵诗。这种特殊身份及其经历，使得他具备了成为新世纪平民诗歌写作中“这一个”之可能。所以,他在《诗人须为诗而生而死》里写道:“用独特的风格和技巧/书写民情民生民意”。那么，他的写作到底有哪些独特风格？而这种独特风格在新诗史上又有何独特价值？这些才是我们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有感于古代诗词向壁虚构地为菅构传统诗意而从事恶性循环的“词生词”的集句写作，“五四”新诗为了使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发生真实的关联而倡导写实主义。他们代平民发声，徘徊于道德诘问与政治针砭之间。如上所述，由于王学忠的独特身份,使得他与平民之间能够很好地无缝对接。他不同于“五四”诗人与平民“相隔一层纸”之处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平民，就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的最底层，如《我们是工农》所示。他是当下中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但又“超越”于“大多数”。他勤于观察，敏于思考，会写诗，会写既替自己更替“大多数”发声的诗。正如他所言:“真理依附在大众之中而又不易为大众所知，诗应该有勇气向大众揭示真理”。因为他知道“哑巴说不出话的痛苦”。延安讲话之后的写作，更多的是中国革命上升期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激情写作。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诗歌界开始对此进行了反拨，于是一种所谓的“个人写作”盛行开来，进而到 90 年代衍生出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尤其是前者把“叙事性”写作作为对此前泛泛抒情的矫正努力。尽管他们也是倡导和践行叙事性写作；但是由于他们过多地注重诗歌表达策略以及对生命意识和生存意义之探索，进而使他们的诗歌叙事最终滑向了技术和哲学层面。而王学忠的写作既没有简单重复延安革命诗风，也没有延续 90 年代叙事诗风；如果说前者过于倚重“大”，后者过于看好“小”的话；那么王学忠则能够在“大”与“小”之间自由出入；质言之，他是从个人视角出发，对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价值评判。据此，我愿意将其写作称为“新左翼现实主义写作”。王学忠在对新诗叙事传统的多重超越中确立了自己写作的方位与领域。这就是王学忠诗歌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王学忠诗歌是一种以写实为主、抒情为辅的新左翼现实主义诗歌。具体来说，它们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它们是诗与事的融合。王学忠十分注重诗歌的叙事性。这既可以看成是对此前或当下形式主义诗风的抵制和反拨，也可以视为王学忠对新诗本质和功能的重新理解与定位。正如他在《诗人须为诗而生而死》里所言，他希望自己的诗应该是这个时代“一个难忘的故事”。为了用新诗的形式“讲好”这个时代的“故事”，他不惜篇幅（尽管有可能损伤诗歌的“空白”），几乎在每首诗的正文之前，加上一段背景交代性的文字。而且，为了使这些“故事”具有高保真性和时代性，他从海量的日常资讯里过滤掉那些鸡零狗杂的无意义的东西，而从中遴选出能够反映时代本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这些重大事件又不是“新闻联播”中的载歌载舞、丰功传绩，而是对国计民生造成负面影响的重大事件。这就使得他对事件的选择具有严格的挑剔性。当然，这些事在王学忠的诗里总是显得浓淡相宜。换言之，它们既不会过多，像叙事诗通常表现的那样，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也不会过少，像传统抒情诗那样，使诗成为飘荡在天空上的朵朵浮云。也就是说，王学忠的这些写实性诗歌，在散文性的题记即诗前小序中，着力交代故事以及写诗缘由；而在正文里则借此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婉曲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由此可见，王学忠的诗歌文体意识十分自觉。他把叙事交给诗歌的“次文本”，而把抒情留给诗歌的正文。

      第二，它们是诗与史的熔铸。用诗歌为现实“存照”，用诗歌来记录历史，是王学忠写作的远大抱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向诗骚学习，向杜甫学习，向民族抗战时期那些力图写现代民族史诗的抗战诗人学习的诗路历程。如前所述，王学忠对事件的挑选带有明显倾向性。换言之，只有那些“民生多观”之事才能入他的法眼。他专挑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对民生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比如，《29个养1个》写政府臃肿与办事效率低下问题；《市长家的别墅真美》写高官腐败与蜕化问题；《我知道你们恨那些老婆婆》和《我必须欺骗自己》写社会保险和养老问题；《民间借贷应休矣》和《万民集体讨债》写民间借贷、政府诚信和社会动荡问题；《不能让你们如愿以偿》写转基因种子及卖国卖种的问题；《我不知道谁之罪》和《那天，我品尝了一部分人的富裕》写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你的主人是流浪汉》写“人眼看狗低”的道德滑坡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王学忠之所以专挑这些敏感性和新闻性兼备的重大话题入诗，不是为博取头彩和功名，而是因为他要为时代“立此存照”，为民众发声，揭示事件真相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引起各方关注——在强势 GTP 一路走高的情势下，大多数弱势群体的“被屈辱”的命运。王学忠坦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应随时用执拗的语言说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下社会的真相是多极化和多元化，而且社会层级结构大体呈现金字塔式：特权阶层和特富阶层处于顶端，而大多数平民位于底层。仅仅从他们与公务员队伍的比例来看就是“29 个养1 个”,如果把他们与那些少数派人数比较起来，其极差大得令人吃惊！社会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是真相；而在这个“粗放”发展进程中，大多数平民经历着“被屈辱”的遭遇，也是真相。前者大家都知道，宣扬得太多太多了。而后者虽然也是社会真相，但被忽视得太多太久了。正是在大家明明知道却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道出的地方，王学忠愿意站出来，大声地讲出这一部分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学忠具有公共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和公正立场。此乃王学忠的历史正义和诗学正义。申言之，王学忠对那些片面的真理进行了完整性弥补与整合，彰显了可贵的伦理担当。毕竟诗人只对伦理本质感兴趣；伦理规范是诗人的天敌！据此，我相信雨果当年在《九三年》里说的话——“在永恒的革命”之上，始终有一个“永恒的人道主义”；革命是过程，不是目的，是为了获取人性的自由与完善——仍然适合王学忠的当下追寻。现如今，有不少人在说，诗歌写作及其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于新闻传播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诗歌写作干预社会的功能正在面临全面退化；诗歌成为边缘性的个人把玩的工艺品了。但是，当我们看到王学忠这样的诗歌写作时，这些说法的漏洞与虚弱立马就显现出来。因为王学忠这种针砭时弊的新时事诗，远比新闻那种浮光掠影的介绍更加普遍和深入。它们不止是就事论事，而且把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融入其中，使之成为诗人心中的精神事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王学忠的新时事诗，尽管是以写实叙事为主导，但它们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写事和写史，更是为了写心，也就是说，它们是王学忠“一个人的史诗”，它们是王学忠“一个人的心灵史”。由此可见，王学忠的“写碑之心”之执拗、之深切。现在已经有人将王学忠的精神谱系与鲁迅相连，但我更愿意将其与杜甫贯通。王学忠写事、写史，有事心、史心。这种“心”就是诗人的心灵、精神和思想。他的独立性表现在，既不盲目认同流俗观念，也不盲目附和主流价值，甚至不相信所谓的精英谏言，而是相信并坚持自己清醒的判断。这也就是本诗集集名所示“我知道风儿朝哪个方向吹”。这就是王学忠新左翼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立场。我尤喜他的《我无语》：“你说周扒皮不容易/半夜三更/撇下娇妻/钻进鸡笼学鸡啼/还常常弄得一身屎/只是为了/那贫瘠的土地多收几把米//你说雷锋真假是个谜/即使真的/脑子也有问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天理/或许他幼年患了大脑炎/落下胳膊腿朝外撇的怪癖/你说潘金莲的爱情是悲剧/妇女解放包含法理、生理/秋瑾用的是笔杆/潘氏用的是身体/武大郎乘人之危占便宜/一误了她人/二害了自己//你说工人下岗是大势所趋/提高生产力/首选市场经济/让懒人离开/把能人请进轿子里/精英有了机遇/弱势群体才会有动力//你说高薪养廉是妙计/猫吃饱了不逮鼠/猪吃饱了睡大觉/棍子打屁股也不起/当官的个个盆满钵满/贪污腐败准绝迹//卖糖的敲锣/抹花脸的唱戏/谁的肚子饿谁喊饥/你说、你说/我无语……”。王学忠理想的“诗史”是“既为个体心灵的展示/又是时代的纪录人民的记忆/真相真言真谛”。尽管他以代言人的身份说“我是倒霉的一个”，尽管他像大多数人那样心存那么多的困惑甚至不满；但是他却坚毅地宣告“永不投降”，甚至还直接宣誓“我要入党”。因为他相信政治腐败、两极分化、人格矮化、道德滑坡、娱乐至死、知识贬值、机制僵化等等“负面力量”都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必然会伴生的短暂现象；因为他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些阻碍改革的种种障碍会逐步得以清除。王学忠这些暴露社会阴暗面的诗歌，不是为了炫奇搞怪，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为了见证，为了纪念，为了改善，为了自由，为了正义，为了美好，一句话，辣讽缘深爱，就像艾青所说的那句掏心窝子的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王学忠也是含泪写下这些史诗性的新时事诗，也是因为对中国这个正在强劲崛起的大国“爱得深沉”！

      第三是诗与叙的熨帖。以往我更多地关注诗与抒的关系。“诗缘情”导致了抒情主义在诗歌中长期处于唯“抒”独大的垄断局面。其实，“诗叙事”也是诗歌古老传统之一。中国远古的“古逸诗”就是叙述先民原始日常生活的。只不过我们将这一部分诗歌传统给忘掉了。王学忠的时事诗具有很强叙事性。首先，他的诗歌标题就常常是一个完整的陈述句。我们随便选取开篇三首的诗题《我不知道谁之罪》《那天，我品尝了一部分人的富裕》和《你的主人是流浪汉》就一望而知。甚至连本诗集的集名都是陈速句。其次，如上所言，他的大部分诗在正文之前引用了来自媒体方面的新闻报道，交代该诗写作的背景、缘由、题材和主题，与正文之间形成了互文互鉴的交互性。最后，诗歌正文也是以叙述的口吻、视角以及时空变换来展开诗歌架构的，在诗歌用字、词、短语、句子和诗节以及跨行、空白等方面显示了流畅的诗歌音乐性，将诗歌语义关系和语音关系完美地耦合起来，从而完成了一首首的诗体叙述构造，就惠特曼所说的那样：诗人使他的每一个字具有“放血术”的魔力。比如《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命运这样无情/才刚刚站了起来的人们/又跌入泥坑/跌回 1921/南湖船上的那个梦//我不相信/轮回是天命/是亘古不变的定律/龙的子孙世代是龙/昨日的土豪劣绅/今天的精英大亨//我不相信/鼠一样的底层民众/只能劳作在大地底层/生活在社会底层/这刻不知下刻的命/苟且偷生”。记得，在文革期间，食指写过《相信未来》；在文革结束前后，北岛的《回答》里有一连串的“我不相信”。显然，王学忠继承了这份当代“相信”诗学和“不相信”诗学的传统，但是他又发扬了它们，转化创新了它们，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如“昨日的土豪劣绅/今天的精英大亨”。其实，王学忠的“我不相信”，也并非简单的“我相信”或“我不相信”，而是在只相信党和真理的前提下的既相信又不相信，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史观。这首诗除了阐释了这样的辩证思想外，还运用了一些现代“典故”，如中国共产党建党事件和臧克家的《老马》。这些均体现了该诗的叙事性。当然，王学忠又没有忘记叙事性诗歌仍然需要讲究抒情诗和音乐性，因此,每一节均以“我不相信”起首，从而形成了重章叠唱和回环往复的诗美效果。我们可以据此举一反三。一言以蔽之，王学忠的时事诗具有将叙事与抒情、语义与语音融合起来的诗学自觉。

      总体来说，王学忠的时事诗，是新世纪出现的新时事诗；它们以大爱之心，写史之心、写诗之心，书写我们这个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多重复杂交汇的大时代，并以新左翼的独立精神为这个大时代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诗学贡献。

杨四平：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华夏文化促进会顾问，著有《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 《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 《20 世纪中国新诗主流》 《安徽文学史·现当代卷》等数十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2次获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