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略说印度佛教流布与大小乘

第一节  关于印度佛教流布

释迦佛入灭后，其遗法由弟子结集代代传持。一百年后，弟子之间便出现许多意见的分诤，于是佛教便分裂成许多部派。在部派佛教时期，各部派开始从各自地区，逐渐向外地区，乃至邻国各地区发展。

特别是到了阿育王时期，据南传佛教传说，阿育王第三次结集后，由目犍连子帝须长老选派十几位上座，分成九路，赴毗邻国家和地区布教。当时布教的地区有：今天的克什米尔、今印度西北、今尼泊尔、今缅田或马来半岛、今斯里兰卡等国家地区。

至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遍及印度全境，而且流布西到地中海东部沿海国家，北达克什米尔、白沙瓦，南至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佛教由此分为两条向外传播的路径：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并向东南亚传播的，叫“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继续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中国的于阗、龟兹传播的，叫“北传佛教”。

佛教在南方的传播，算是斯里兰卡最发达。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帝沙王时期，这里便成为南传佛教上座部的中心。期间，大众部的在承认制多山部大天“五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案达罗派对斯里兰卡影响也很深刻。

佛教在北方的传播，算是帕提亚人以伊朗为中心的建立的安息国和来自伊犁河的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国最为强盛。当时贵霜是跨中亚的强大帝国，长期扶持佛教，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据史载，公元前2年，月氏使者口授《浮屠经》给当时西汉一位博士弟子，是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而后，月氏与东汉王朝有了更密切交往。但当时儒生们（知识分子）大都是既读诗书，又善谶纬。（“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指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是古代中国官方的儒家神学，是盛行于秦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佛教徒在这里被视作方士一类，佛经被当成谶纬看待。随着佛教逐渐民间化，免不了受到这些“异道邪说”方士巫术的影响，而逐渐神格化。这是当时中国佛教的一种原始形态。

据史载，第一批来中国内地译经的有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和安息人安世高。安世高所译的佛典，大都是阐发原始佛教基本教义，其中有关于禅定的《十二门经》和《安般守意经》，也有许多后来被收进《阿含》经典的。可以看出，安息佛教依然保持原始佛教内容和重视个人修行实践的传统。但也有以“救护众生、度脱众生”作为第一大愿的优婆塞安玄，在汉灵帝末年（公元189年）经商来到洛阳，与人共译《法镜经》，为在家居士说法。这说明安息当时也有大乘佛教思想在民间流行。不过，安息仍然是以小乘佛教占优势。

我国于阗受西域佛教影响，在公元前开始流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占居统治地位；而大乘佛教在当时被视作婆罗门外道，受到王室歧视，但大乘佛教仍在民间流通。

支娄迦谶所译的佛典，大都是大乘佛教经典，其中有《兜沙经》(后来被收入《华严经》)、《道行般若经》（后编入《大般若经》）、《平等觉经》（后编入《大宝积经》），还有《般若三昧经》《文殊问菩萨署经》等等。其中《道行般若经》与后来的大乘空宗存在渊源关系；《兜沙经》把佛推广到十方世界，随人变现，无所不在；《平等觉经》则创立了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等等。可以看出，月氏佛教的大乘化到公元1世纪已经达到相当高程度。

至公元3世纪上半叶，在吴都（今南京）建业的月氏人支谶，也译出不少大乘经典，其中《维摩诘经》就是支持佛徒深入社会底层，救度众生，并把在家居士的地位提高到与出家佛徒同等。

公元3世纪中叶，长期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随师西游葱岭附近的36个大小国家，带回大量佛经，经他译出的就有159部，其中《密迹金刚力士经》（后被收进“宝积类”）提出佛陀以身、口、意三密说法。佛徒以三密修行，为后来佛教向密宗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一切智德经》（后被收进“华严类”）用“三界虚妄，唯是一心”说，来统一“十二因缘”的多元论说法，为后来大乘唯识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我国龟兹是古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塞，是月氏佛教传入内地的必经之路。据史载，公元3世纪下半叶，有西域沙门白延游化洛阳，译《首楞严经》《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后有西域国王子来内地游化，王子善持咒术，译有《灌顶经》和《孔雀王神咒经》，阐述咒法，被视为有咒法之始。由此龟兹王室崇信佛教，倾心于密教，从而形成龟兹佛教密教化。

大月氏北部的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译经的也不少，如汉灵帝时的康巨、汉献帝的康孟祥、曹魏时的康僧铠、孙吴时的康僧会等，他们所译的经典大小乘都有。

其实，从阿育王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在200多年时间里，佛教僧侣足迹已经遍及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但正式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在公元之初。而后佛教仍继续向世界各地发展，终成世界性宗教。

在继续流布过程中，也因思想分歧而继续分化。小乘教因比较保守僵化，发展较慢；大乘教因比较开放包容，发展较快。

佛教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原因可归纳为四点：1、它与其他宗教不同，从不发动宗教战争，以和平与包容方式在传播；2、它揭示了人的种种痛苦，并提出解脱痛苦的方法，容易引起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向往；3、它提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深受统治阶级欢迎，有王者的支持，发展就快；4、它包容性大，能适应不同民族和社会条件。

第二节  关于佛教之大小乘

（一）一般认为，小乘教即为佛灭后百年间的原始佛教，就是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前的佛教，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大小乘之说。太虚大师说：“初百年间，由迦叶、阿难等传持法藏，遂形成小乘之教团，至阿育王时，乃极盛行，然分裂之端，亦由是起。首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至五百年间，有二十部之多。”（《太虚佛学概论》）

不过，上座系统与大众系统在流布过程中，所秉持的思想主张也有交叉情况存在，就是大众部的一些派系有认同和吸纳上座部一些派系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上座部的一些派系也有认同和吸纳大众部一些派系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主张，这些都是事实。例如后来的正量部，就是与大乘思想联系密切的小乘派别，他们就赞同并接受大乘菩萨行的入世和救世思想。而对与他同时兴起的瑜伽唯识学说，则取批评态度。认为在“业”中起作用的不是说一切有部所主张的“意业”，而是在于语言行为的“表业”，认为造成实际后果的是言论和行动。该部在坚持犊子部的“补特伽罗”有“我”说的同时，发展了“业力不失”的传统观念。

关于介绍小乘佛教问题，圣严法师说：“若想介绍小乘佛教，主要的内容是在阿毗达磨”。所谓“阿毗达磨”，就是通常所说的论典；阿毗达磨，是大法、无比法的意思。阿毗达磨最发达的算是上座部派，尤其是说一切有部派系，出过十多部论书。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简称《毗婆沙论》），便系统地总结了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主张，同时对其他部派佛教及外道提出意见和批评；又如《阿毗昙心论》（阿毗昙是阿毗达磨另称。该《心论》是由东晋提婆和慧远合译，共4卷），内容是对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译，如阐释有漏、无漏、色法、十八界、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再如《阿毗达磨俱舍论》（简称《俱舍论》。印度世亲原著，唐玄奘译，共30卷。）是小乘过渡到大乘的作品，内容是反映说一切有部关于宇宙、人生、修行的主要学说，同时也吸收经量部的观点；等等。

（二）关于大乘佛教缘起。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僧众生活逐渐走向世俗化，并也参与了现实社会活动，从而逐渐更新了佛教的原始观念，于是形成了一种思潮。这思潮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在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北方的贵霜王朝、及恒河平原上的吠舍离等地纷纷涌现，然而总于汇成了所谓的“大乘佛教”思潮。

如南方的案达罗，本来就是大众部“大天”派系制多山部的活动基地，该部利用对“制多”的崇拜，在民间推动了建塔和供养塔的群众性信仰；同时贬低阿罗汉，神化佛陀，从而提高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菩萨地位。公元3、4世纪编译的《六度集经》《本生经》，都有要求佛教徒积极入世、慈愍众生的大乘思想。可以说，案达罗在婆多婆汉那王朝时期，大乘佛教已经酝酿成熟。还有，大乘中观派创始人龙树菩萨的故乡就在案达罗，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更是异常久远。其它地区也有类似情形，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案达罗佛教向南流布到锡兰岛，成为古斯里兰卡佛教的一个重要来源。这里的无畏山寺派便接纳了案达罗的大乘思想。后来斯里兰卡佛教中的大乘倾向，就是起源于无畏山寺派。然而，这里的上座部系统的大寺派是全国佛教的领导中心，他们以无畏寺住持摩诃帝沙经常往来于俗人家中，违反戒条为由，将他摈出僧伽。后来形成无畏山寺派与大寺派因思想分歧而对立。这两派系的思想分歧在于：

按照正统佛教戒律规定，比丘是不能往来于世俗人家，更不能亲近诸女人。而大乘教则认为，守持戒律不能过于死板僵化，如果不随顺世法，深入一切众生，度脱他们，那是背离佛法之根本。教义上分歧是，大寺派秉持原始佛教的“无我”主张；而无畏山寺派则提倡犊子部的胜义“补特伽罗”学说。“补特伽罗”思想，曾被许多部派所接受，因为它说明了轮回主体问题。后来大乘在一些经典中也主张有“常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