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二十四节气”,起源于上古时,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岁中时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成书于三千多年前的《书》——《尚书》,书中就有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节气名称的记载。到了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清明”就是二十四节中的一个节气。《岁时百问》一书也曾做解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可见,清明节气是由它所处的时令,在气温、光照、降雨各方面俱佳而得名。
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主要作用是要人们根据时令,安排农事活动。
一个农时节气,怎么又成了祭扫先人的节日了呢?
“清明节”是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而设定的节日演变而来。
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流亡,途中又累又饿,随臣介子推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为重耳煮汤,重耳得知后感激涕零。重耳当上国君,即历史上的晋文公,封赏时却忘了介子推,他经旁人提醒才想起来。可是,介子推和母亲已到深山隐居。晋文公与臣子在山中遍寻不获,有人提议放火烧山,介子推是孝子,一定会救母亲出来。可是,大火烧了三日三夜,仍不见介子推。火熄灭后,人们在一棵柳树下发现介子推背着母亲都遇难了。并留下遗言:“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晋文公非常伤心和懊悔,将二人安葬在柳树下。晋文公将放火烧山的一天,定为寒食节,规定人民禁止用火,寒食一天,以纪念介子推的忠诚。第二年晋文公登山祭奠,柳树竟然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以寒食后一天为清明,告诫自己要记住教训、用事清明。
晋文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很快晋文公的做法被纷纷仿效,逐渐演变成祭奠先贤、先祖的民俗活动。清明扫墓兴于汉,盛于唐。因“清明”与二十四节气的“清明”同名,又挨得比较近,故两节合并,固定在清明节前后扫墓、祭奠。
“清明”有许多习俗。因“寒食”,导致身体寒湿,所以增加运动。如蹴鞠、拔河、打马球、荡秋千等;还有插柳、踏青、放天灯、放风筝等时令活动,填坟、烧纸、清明会等祭扫活动。
很多清明习俗因社会发展而逐渐消失。体育运动已成日常活动,已没有在清明节“蹴鞠”的必要,倒是为中小学生设立了“春季运动会”,每年四月中下旬举行,可能是从安全考虑,有好几年未举办。插柳演变成植树节;女子已不再固锁深闺,荡秋千更比不上摩天轮、过山车的刺激,所以被大型游乐器材所取代。“踏青”因设立了清明假期而越来越普遍。祭扫活动因“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曾一度比较清冷,近些年又开始热起来。
清明祭扫我喜欢两种做法——家庭集中和清明会。
早年间,有些名门望族,在清明期间举行祭祀活动,无论天南海北,只要是同宗同族,都要在同一天,赶到宗室祠堂一起祭拜。庄重肃穆、长幼有序、仪式感强、影响深远。
一些小户人家,也就是简单的家庭聚会,姑奶奶回娘家,和兄弟姐妹一起到去世先人的坟前烧点纸钱。本家男人要在日出前把坟头添上新土,烧纸时娘家的同辈媳妇要陪着姑奶奶,忌讳父母双全的小辈人进坟地。
清明节家庭式的扫墓形式基本上被保留下来,而“清明会”在民间却很少再现。首先是没有宗族祠堂,不能集体祭奠。其次是各家有各家的墓地,集体祭奠后还要分头扫墓,诸多不便。
我倒觉得,在编修家谱的基础上,每隔两三年搞一次“清明会”未尝不可。没有祠堂有会议室,没有牌位看大屏,没有大富人家“ΑΑ制”……办法总是有的。族人聚在一起,缅怀一下祖先,标榜一下先祖族人中的忠臣良将、鸿儒巨贾、孝善仁德……重温族规祖训,弘扬家族传统美德,表彰今人励志成才典范,进而形成家族约束力和集体向心力,规范成员行为、促进成员健康成长。
有国才有家。反之也可以说“有家才有国”,没有一个个家庭、家族的积极上进,国家不就是空中楼阁了吗!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青少年缅怀先烈、珍惜今天、立志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形成了清明祭扫烈士墓的优良传统,很有必要。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清明节老师带我们为“华黎烈士”扫墓,班干部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花圈,师生徒步大约十华里,祭扫现场庄严、肃穆,场景至今印象深刻。
清明扫墓,无关迷信,是让我们不忘先祖、铭记英烈、永世清明、且惜当下。
清明祭扫,想亲人、念先贤、叹人生、悲命运……千百年来,为我们留下许多经久传诵的诗篇。如孟浩然《清明即事》中的“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又如黄庭坚《清明》中的“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再如张炎《朝中措•清明时节》词中“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还如杜牧《清明》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些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千古名句不胜枚举。为我们追忆、缅怀、思念增添了无限的色彩!
总之,“清明节”是一个意义非凡、影响深远节日!
作者简介:李润森,北京大兴人,教师退休,高级职称。从参加工作到正式离岗,连续工作50年。工作期间,多篇文章获奖,并在《班主任》《北京教育》《大兴教育研究》《大兴报》等报刊上发表。离岗后,被聘为区《常青藤》编委,《岁月划痕》系列文章在该刊发表,其中两篇被《京华烛心》选登,两篇在大兴区文化馆、西城区作协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