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工 友
前 言
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了，但与我共过事的工友的形象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有的还在挣钱养家，有的仍在创业前行，有的已不在人世，但大多数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
回想当年，艰苦创业何其努力；砥砺前行何等齐心！于是编成故事若干篇，以飨读者。故事都有原型，人物或有移就，有的人物是真名，有的人物是假名；内容或如摄影照相，据实留真；情节或有移花接木，请勿见怪。知情人请勿妄自猜测，对号入座，徒生烦劳；当事者也莫想入非非、触景生情，独自喟叹。水平有限，文字难免粗糙；感情纯真，说的全是实情。小诗一首算是开场：
牛年还剩十五天，勾起思绪万万千。忍看朋辈成新鬼，欣闻同事创新篇
风华正茂早已矣，岁月静好最婵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对残枝独自叹！
庚子年腊月十五
厂长郝大学
川为之静其波，鸟为之罢其鸣，人为之噤其声，山为之低其陵！
1987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天上，明晃晃的太阳定在空中，仿佛空气要燃烧;树上，成对的夏蝉争相鸣唱，似乎在比谁的声音大；路上，时常看到鞋子被粘住的行人在那儿挣扎……
七月中旬，同事们私下在传递着一条消息，厂长郝大学（厂里大多数人不称他厂长而称郝大学）等出门一周了，杳无音讯，似有不祥之兆。因为他出门，只要找得到电话，他都会给留在厂里的同志或家属打个电话，像这样一周没有电话的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不几天，厂里接到铁路部门电话，说郝大学一行因故受伤，要其工厂领导，家属尽快赶到河南漯河配合治疗。厂里领导及家属迅速赶到漯河。不久，传来消息，郝大学一行三人，除供销科长身负重伤仍在抢救外，郝大学和另一名伍技术员已经罹难。消息迅速传遍全厂，在职的、退休的、在家养病的、包括家属无不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郝大学回来时，是我去接的他。一块红色绸布包着一周前还生龙活虎的厂长，泪水瞬间包不住了，就任由它流淌吧！在骨灰装入事先准备好的骨灰盒时，我一边掰着郝大学的骨灰骸，（骨骸大了装不进骨灰盒，）一边私下发誓，如果郝大学女儿今后有什么需要找到我，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她（那时郝大学女儿还在读小学）。
郝大学等死于一场精心设计的列车谋杀案。1987年7月18日，郝大学一行三人乘坐的硬座车厢上，一河南人当上副乡长后，喜新厌旧，为情制造了一起列车爆炸案，密谋炸死他老婆，但引爆爆炸物时，他老婆恰好上厕所，躲过了这场死亡之旅，而车上十多人则为此蒙难。
郝大学受伤源于他的节俭。如果他们搭乘飞机就不会遇上这次情杀；如果他不在乎一晚上住宿费，等上一天或是两天乘坐卧铺，也不会遇上这次事故。
郝大学感染怪罪于他的质朴，非要把一包红色染料随身带回来，而不通过邮寄方式寄回重庆。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使郝大学满身染上红色，医生一时半会还搞不清楚是什么物质，从而加重了郝大学感染风险。
郝大学的牺牲，归咎于他的奉献精神。爆炸发生后，自己已身负重伤，直升机来搭乘重伤员前往武汉抢救时，他仍然说，我身体好，先抢救其他同志吧！直升机坐不下，搭上直升机与他一同受伤的供销科长大难不死，而他和伍技术员，则因烧伤感染不治殉职。
郝大学等回来后，工厂为他们组织了一场隆重而沉痛的追悼会。全厂工人、包括家属自发聚集在一处临时搭建的会场，送别郝大学和一同殉职的伍技术员。
全场除了啜泣声外，没有闲聊、没有打闹、更没有说笑， 这也算是对他们的最大的肯定、最大的褒奖、最深的怀念吧。如今一个企业负责人死亡有多少人为之悲伤、为之哭泣、为之扼腕叹息！？
认识郝大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郝大学还不到三十岁。身高170左右，腰板挺直、骨骼硬朗、棱角分明，戴副黑框近视眼镜，既有工人的体魄又有大学生的气质。
郝大学是文革前进校的大学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分到重庆第三针织厂前身涂山煤矿工作的。涂山煤矿是个小矿井，但也许是全国离城市最近的一座煤矿—就在东水门大桥南桥头下。
改革开放前，大学毕业生在工厂并不受到特别重视，那时重视的是工农干部。我认识他时，他还在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屋子里绕电机，同屋挤着七、八个大学毕业生。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0年4月1日涂山煤矿正式转产重庆第三针织厂后，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郝大学才受到重用。因转产时，有关系的都纷纷调离煤矿，剩下的也就只有郝大学等两名文革前进校的大学生。那时有句俗话，“船上工作是死了没埋，煤矿工作是埋了没死”。申请调离煤矿也是人之常情。
郝大学最初担任技术设备科，科长，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担任技术副厂长，厂长退休继任厂长。
计划经济时代，厂长好当。工厂只需按照针纺站（商业）订单生产就行了，大多数工厂那时甚至都没设立专门销售科。
但随着市场经济兴起，计划经济弱化，针纺站订单日益减少，工厂出现“吃不饱”现象，为此，郝大学等领导十分着急，急于寻找出路。一次，天津针织公司郝总（总工程师，四川人），青岛三针叶总（重庆长寿人）代表纺织部到重庆考察并来到刚刚转产的重庆第三针织厂调研。大家在聊天中才得知：针织行业，内衣已经在往休闲、运动等外衣化方向发展了，如涤盖棉运动装。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生产的“梅花”牌运动装，青岛第三针织厂生产的“兰天”牌运动装当时是国家体委定点产品，产品供不应求。
郝大学等厂领导知道这个信息后，抓住两位老总是四川老乡这一关系，请两位老总负责 联系前往天津、青岛等地实地考察，经反复论证并在两位老总助推下，提出了引起《高中档运动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适逢肖央同志到重庆，任重庆市市长，并带来五千万美金，两亿元配套人民币扶持重庆工业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工厂提出的《高中档运动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于1985年顺利引进轴心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涤盖棉运动服装专用设备生产线，成功实现了产品升级换代。
硬件有了，但重庆第三针织厂是个转产企业，许多员工，包括技术干部都是煤矿工人或者矿山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对针织专业的知识还在努力学习中。郝大学意识到只有硬件，是很难实现产品升级的。于是利用与天津针织公司总工同姓，同乡关系向郝总提出派人到天津运动衣厂培训的要求。郝总慨然应允，利用自己职务关系，资格关系促成了我厂派人前往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培训一事。1984年由我带上工厂技术骨干前往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培训学习，历时三个月。
要说那个年代，已经过了无私援助年代。各厂已经有了技术保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了，不是一般的关系谁会让你进厂培训，谁会亲手培养一个竞争对手。
培训结束时，郝大学又来天津，我俩又一同前往青岛，希望青岛第三针织厂派遣技术人员前往重庆第三针织厂技术指导一事。幸运的是青岛三针厂徐厂长和郝大学同为文革前进校的大学生，惺惺相惜，很快派遣技术人员到重庆技术指导，从而使我厂涤盖棉运动装一次性试制成功。产品一经上市便供不应求。产品最畅销时，买一套《飞天牌》运动装甚至都要厂长签字。重庆市政府接待外来客人送礼都送我厂生产的《飞天牌》涤盖棉运动装。记得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来重庆时，重庆市人民政府就是送的《飞天》牌运动装。后来《飞天牌》运动装在全国运动装评比中还荣获过纺织部颁发的《银质》奖称号。可惜，这一切郝大学都没有看到！
郝大学十分节俭，甚至抠门 。1985年，我在天津带队培训期间，他带队前来天津考察，同行的都是工厂中干。到了天津后，有同事给我讲，脚都坐肿了。原来他们是硬坐10次特快到的北京，然后转道天津的。那时有句俗话，叫做10次特快9 次慢，本来30多小时的车程坐了四十多小时。
后来大家形成共识，出差莫要和郝大学一道，因为他身体好，可以连续硬坐几十小时不休息。
老郝从不搞特殊。1984年由于引进工作需要，工厂买了一台“山花”旅行车，用于接待外商和厂级领导出门开会使用，可郝大学自己从不单独使用
记得85年8月我俩搭乘飞机从青岛返回重庆时，已是下午三点了。重庆的八月有多热，重庆人才知道，近40度的温度，还万里无云。我说，这次行李多叫厂里派辆车来接吧！他不吭声，意思坐公交车回去。在南坪枢纽站等了半小时公交车还没来，我说还是叫工厂派辆车来接吧，他还是不吭声。我说，平时像你这种职务的哪个出门不是有车接送！况且今天又这么热，他仍不吭声。气得我和他分道扬镳，坐海棠溪方向车回厂，而他却拎上我的行李坐四公里的车回厂（我俩的家都在工厂附近可从上述两个方向回去）。
在郝大学影响下，80年代我出差就没打过一次的！1986年自己还上演过一次《人在囧途》。那年秋季，工厂派人参加西安旅游商品秋季展销会。展览期间作为技术和产品研发负责人我到西安去了解销售情况。到了会场，我问先期去的，后来和郝大学一起罹难的伍技术员销售情况如何？他说，情况还好，并问我晚上住哪儿？我问会务安排住哪儿，他说就住X宾馆，我问多少钱？他回答说，包伙食三天120元。我想自己只住一晚上明天就回去，觉得不划算，于是决定晚上随便找个旅馆住一晚上就回去。
晚上，会务组安排了一场电影，电影看完后，已经晚上十一点了。回到酒店，我说我去找个旅馆，然后走出了酒店。
那年，西安雪下得好早，还是秋季就是大雪纷飞。我一边走一边询问旅馆、宾馆。旅馆没有房间了，宾馆价格又超过我的心理预期。雪，越下越大，忽然，我发现前面有盞昏黄的客栈标识灯挂在屋檐下，于是走了进去，问还有房间吗？店小二说，没有，只有一张大床，在楼梯间，可住两人，每人二元钱。看到漫天雪花，看到时间已过了午夜，脚也走痛了于是决定将就住下来。我说，“我出四元钱，你就不要再安排人住了。”店小二说，“行。”于是带我找到那张床。大床卧在填满杂物的楼梯下，十分简陋。再一问有热水没有？想洗个脚，店小二说，“没有，得自己烧！”想着还有几小时就天亮了，于是脱了外衣就躺下了。
半夜，忽然有人推我，让我睡进去点！迷糊中起来一看，一北方大汉站在我床边，让我睡进去点。我说，“这张床是我包了的，怎么你要来睡？”那个北方大汉说是服务员让他到这儿来住的，显然是服务员一床两卖了。
想想外面雪下这么大，想想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于是朝里挪了挪，让他睡下了。一床被子，一人睡一头，那北方大汉脚好臭！我只有把被子盖住胸口，坐等天明。
天亮了我迅速坐车到西安火车站搭上前往成都的列车。那趟列车好挤，18个小时的行程脚都无处放，更莫说上厕所了。
其实，那时出差，并没有对住宿费作硬性规定，尤其对中层干部更没有设置上限！可从骨子里觉得应该为企业节约点。后来，好长时间我也没对别人讲过这件事，讲出来只能是笑话，说你是土老帽！
还有两件事让人终生难忘。一件是翻译技术资料的事。设备引进后，资料都是外文的，有英文，德文和日文。当时国内，尤其重庆懂外文，懂针织技术的人员很少，为了消化这些技术资料，我利用大学学过的科技英文基础和自学的日语，空了就借助词典把大多数资料译成了中文。当时也没想到报酬，只是觉得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郝大学看了我翻译的资料后，就问我一共有多少字？我说大约有三到四万字吧。郝大学说，那就按0.005元/字给你计费吧。记得当时给了我170元。170元现在看不多，但在当时也相当于两个月工资了。
另一件事是大胆支持我解决进口设备震动问题。1986年，引进的日本针织机中有一台出现故障，机身剧烈震动，根本不能运行。给日方去传真，日方不回应。当时的我，凭着自己大学学习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主动带领一名技工和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攻关小组前去攻关。经过一个月，反复拆装三次，终于找到故障原因：在地上捡一枚织针就解决了机器震动问题。后来，这次经验还发表在《针织工业》上，供国内同行参考。
期间，郝大学不时来车间看设备检修情况，但从没做过任何表示。只是设备修好后，他才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地对我说，“学友，总算把故障解决了，不然他也要负责任，”他说，有个别老领导已把这件事反映到局里，说郝大学胆子大，敢支持下面检修这么高端的进口设备（80年代该机值4万多美金）修不好咋办，不能复原咋办？后来确发生过一技工拆卸进口缝纫机不能复原，设备报废的例子。
郝大学十分高兴，当即奖励攻关小组人民币80元。这也是我在工厂技术工作中得到的唯一一次褒奖，其实后来，我对进口设备做过许多创新改造，但从没得过一分钱奖励！
郝大学也有莽撞的时候，当了厂长了，做事还喜欢亲力亲为。记得刚转产时，他组织工人安装针织机——台车时，台车卷布架倒下来把一工人脚砸了，为此还受到一些人埋怨。
这就是我的工友，我的师长，我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