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文／贾春民

       我的父亲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几十余年的阴阳两隔也挥不去我对父亲的绵绵思念，且这种思绪随着年龄渐变愈发的浓厚，有时甚或是一种折磨了。对父亲，我是内疚的。在世时，他只是我一种生存的依懒与生命的养育，没有一丝爱的体验。辞世后，他成为我一种梦萦的回忆与无可奈何的自责。在我的印记里，父亲是一位除了劳作什么也不懂的人。

     他生活在解放前夕，解放初和婆婆一起从黄龙一个叫纸坊村的地方移居现住地，多少识些字，没有太多的主见。他有我们姊妹三个。我是老大。他生活在一个划地为牢的农业合作年代。养家糊口成为他人生最大追求。所以他生命的每分钟都是与土地争食的每一分钟，他仿佛一台劳动的机器一样，日复一日地，默默地把自己交给了大地，他用汗水和不懈地重复祈求多收三五斗。让子女吃饱长大是他的终极目标。尤其是中道失母后，他更是如此了。母亲的过逝，使他少有的笑容也难得找到了，他除了正常的劳作之外，还要为我们做饭，洗衣服。他变得更加孤独寡言，更加衰老无奈了，更加勤苦清廋了。我们之间变得没有沟通，没有欢乐，有的只是田地劳作后父亲紧张忙乱的干他该干的活儿。唉，那是我们一家最阴暗的时候。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懵懂的我们是多么的不体谅和不理解他啊！我们老是埋怨他不给我们想要的这些那些，直止他生命结我没有对父亲说过一句“我爱你”的话，真是后悔死了。父亲最开心的事似乎只有一次。那是1984年吧，农村刚刚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在承包的一亩地里，种了一片翠绿的甜萝卜，秋季收获颇丰，卖了160多块钱，父亲用它买了一对架子车轱辘，以最短的时间请人给我们家做了一辆架子车，要知道那可是我们家最值钱、最现代化的工具了，父亲很爱惜他的那辆车，尽管不常让我们用它玩，但那是作为孩子的我们最引以为豪和最寝醉的一个冬天。

      父亲是一个节俭到很吝啬的人。他一年吃用的油不到2斤，即使过年割肉也不到2斤，常常一顿饭做的很多，吃剩饭是我们的家常事。对于我们狼吞虎咽式吃饭方式很是反对，就是吃馍漏掉的馍花他都拾起来，吹一下，自己就吃下去了。他穿的衣服总是那样的单调和艰朴，一件衣服几乎穿到不能穿的程度，才恋恋不舍的放弃。他用的镢锨等工具，几乎到了极限才换。我们和他偶尔一起赶集，从没有吃过一顿即使最便宜的饭。父亲有生以来得到我的回报的只是一件呢子上衣和逢年过节时几十块零花钱，就是那件大衣他也一穿就是七八年，由黑到白的一直伴他到老。到我有孩子时，我们的生活也可以了。在我大儿子会走路的那个岁月，他赶集孩子缠着同往，爷孙俩六七里路走去走回，也只是给孩子和他只买了一块钱的油糕而已，他一辈子没有骑过自行车，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只有一件，那就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父亲的勤俭治家是出了名的。

      在那个以农为主的时代，种好田地多打粮食是村子里最重要的事情。父亲一到星期天不是带着我们姊妹三个到河坡、沟槽捡拾羊粪，就是割草积肥。我最害怕和父亲一起干活，比如锄地，他锄地很仔细，一块不落，一刻不停，而我锄不到一会就想停歇一会儿，老挨他的训叱。父亲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能吃苦的人。他从不偷懒，常常鸡鸣即起，做起活来就把回家给忘记了；常常星朗而归，拖着疲惫的身体而一言不发，到家里和衣而眠是他最大的特点。一到收获季节，那更是没命的抢收啊，四点多就起床做一锅饭，五点下地，常常废寝忘食连夜赶场，我现在想起来那种紧张如打仗般的生活都觉得很是害怕。一年下来，要是比粮食生产和节余，肯定我家最多，为此，父亲领着我们做仓储，换大瓮……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是贫困怕了，他从没有和我们一起享受过劳动的喜悦，从没有用节余的粮食为我们换过衣服，换过食品。父亲的勤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分两地而居，爷爷继续留在祖籍黄龙山，在严禁乱砍滥伐的那个时期，父亲白天干完一天的活，晚上还要步行七十多里到爷爷住的地方，除给爷爷捎带些生活必需品外，还要赶后半夜扛着木椽赶回来，我家那三间柏木厦房就是父亲这样扛回来的，真的很难想象他是如何能承负起这超常的劳动啊。       

     记得我十三岁时，他带我看爷爷，回来的时候，我们父子俩在漆黑崎岖的山路里，他扛着三块我扛着一块给婆婆准备的寿材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走，那一夜是我终生惧怕而难的一夜。但，父亲就是这么的一步步的坚持了下来。他把时间抠的很紧，常常囫囵吞枣的饭还没吃完，一放下碗就把我们往地里赶……上学后，自从我知道铁人王进喜，就常常把父亲当作我身边的铁人了。           

    父亲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把平凡的自己融入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围绕着家庭和孩子，在一天一天的与贫穷斗争中耗去了自己生命的全部，他从没有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与丝毫的享受，每每想到这里，老觉得需要报答他，作为儿子亏欠他的太多，我就很难平静，但人生没有回头路，只能徒帐寥廓，特撰此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