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太忠
清明前后，看到网友们都在写回忆父母的文章，很生动，很感人，也勾起了我对老父亲的怀念和回忆。
我父亲是1993年去世的，享年85岁。父亲去世时，我已经是55师政委了，55师驻防在甘肃张掖市，父亲去世前让我大哥给我发电报，并叮嘱大哥电文要发＂父病危，速回。”千万不敢发成＂父病重，速回。”病重不好批假，病危部队领导才会批假。大哥上午发了电报，父亲下午就去世了。我接到电报就往家赶，还是没见上最后一面。一个85岁生命垂危的老人，脑子如此清晰，令全村人刮目相看。
父亲的童年很苦，爷爷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我伯父，老三是我姑姑，父亲居中为老二。按照我爷爷的设计，两个儿子一个守家，一个到外边闯荡，这样，刚满14岁的父亲就徒步到西安投奔他舅舅，父亲的舅舅在西安开了一家杂货店。据父亲讲，他从孟县老家出发，边走边讨饭，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了西安城，找到舅舅后，就在舅舅的杂货店里打工，只管吃住，没有工钱。那时候西安的冬天很冷，没有袜子光着脚，手和脚都冻裂了囗子，而舅舅的杂货店里就卖有袜孒和手套，狠心的舅舅舍不得给外甥一双袜子和手套。
后来，父亲离开了他舅舅家，到一家染房店里当学徒。那时候洋布很少，普通老百姓穿不起，只能穿自已织的士粗布，士粗布要染色，染房的生意就很兴隆。染房的伙计们要挑着担子到郊县收土布，收回来后按照顾主的要求染成各种颜色，再挑着担子送到乡下顾主手中，以赚取加工费。父亲在当学徒期间生下了大哥，因其业务主要在长安县一带，就为大哥取小名为长安。生下二哥时，父亲已成了染房店的合伙人，主要业务在西安，就为二哥取小名为西安。1950年生下我时，父亲就成了染房店的老板，就把我的小名叫西京。若干年后，我当了正军职干部，成了名副其实的＂朝廷命官”，村里人在研究我的成功之道时，归结为老父亲的起名有玄机，一般情况下孩孒取名都是从大向小取，我父亲反其道而行之，把孩子们的名字从小向大取，西安比长安大，西京比西安大，令人神奇的是，我们弟兄三人的人生轨迹也如名字一样，老大终其一生都是农民，老二曾被招工到成昆线上修铁路，按常规是可以转为正式工人的，但文化革命的武斗把他吓坏了，中途逃回老家，也成了一个农民。我在沁阳县一中高中肄业后，坚决当了兵，经过奋斗成了共和国的一名将军。
▲我的父亲真的与名字有关吗？听姑姑说，我生下后，因为洋布大量进入西安，穿粗布的人越来越少，染房生意难以为继，在我生下一百天时，父亲想庆祝一下，但他手中只有很少的钱，难以实现愿望，无奈之中想到了赌博，父亲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去赌博，赌输了，百日饭就不吃了，赌赢了就风光的办，说也奇怪，父亲那天的手气特别好，赢了不少钱，他用赌博赢来的钱为我办了一个十分风光的百日宴。据我姑回忆，那天的条子肉特别香（估计是扣肉），是她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肉。这个故事父亲没有给我讲过，是姑姑在我父亲去世后告诉我的，她还故作神秘地说：＂我从生下来就是为老李家带来福气的人。＂这件事老父亲没说过，但他却亲口给我说过另一件事，他在年轻时让人算过一卦，算命人说他少年，中年都不太好，只有到晚年才有好运，可以衣食无忧的不缺钱花。父亲的晚年，我已是师级干部了，那时候工资虽低，但供养一个在农村生活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染房不行了，老家也土改了，我们家也分了一些地，爷爷就托人捎信让父亲回老家，父亲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孟县，从此，全家就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那时候母亲身体不好，只有大哥能帮父亲干活，我和二哥还小，以后又生了两个妺妹，家里的负担更重了，＂赵光腚＂式的日子伴随着我的童年。有一次，二哥和父亲吵架说：＂都怨你把我们带回了农村，如果当时在西安不走，起码也混个城市户口，现在倒好，困在农村连个媳妇都找不上。＂父亲听后无语，脸上写满了后悔二字。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他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小时候吃苦不是苦，老了吃苦才是苦。”正是这句话鼓舞我，鞭策我，使我勇于面对人生的艰难困苦，“多挖一锹就出水。”成功来源于多挖一锹的坚持之中，失败则是在少挖一锹的放弃之后，我始终坚持多挖一锹的努力之中，与老父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这句话比万贯家财更珍贵。
纵观父亲的一生，虽无大成就，也无大波折，象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终其一生。但他那句名言，却使我重返我的出生地西安，实现了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