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儿是我煤矿时的工友，大名不书，讳也。 马儿比我大好几岁，应该有七十好几了。马儿个子不高，还不到一米七，但长得敦实，工余时间常和工友们角力。马儿耿直，肯帮忙 ，80年我自建新房，砌墙砖不够时，马儿还帮我抬过“连儿石”砌地基。连儿石很重，一砣小的也有200公斤。
马儿在煤矿干的是最苦、最累的工作——掘进。掘进就是顺着煤层开掘大巷，然后再分成若干个工作面挖煤的工作。那时掘进还不是机械化，全靠人工风锤钻好孔后，装上炸药，爆破掘进，十分劳累。而且爆炸后的粉尘也对人体有伤害。下班，只看到这些掘进工人两只眼睛转，分不清楚是谁？
马儿很早就有赚钱意识。七十年代初，大家还在埋头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时，马儿就知道找“外水”了。马儿和我同住过一个寝室。下班后，马儿不打牌，也不看书就编织鱼网。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编织鱼网做啥，后来才知道他晚上是去张网偷鱼。不久，马儿偷鱼终于撞在枪口上了。据说，马儿偷到周总理签字引进的鱼种上，东窗事发被捕入狱，教养三年。
马儿还贩卖过打火石。计划经济年代一颗打火石才三分钱，但要凭票。马儿卖二毛钱一颗，还有人要，抽烟要用呀！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宁左勿右，捕风捉影年代，马儿的案子或许有拔高成分，或许就是张冠李戴，为此，马儿一直不服。出狱后，马儿对工厂原办案的保卫干部耿耿于怀，扬言要捅死这名保卫干部。我还劝过他，因这名保卫干部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
即使坐过牢，马儿赚钱的欲望仍然没有停止。十一屇三中全会后，马儿感觉发财机会到了，班不上了，跑到重庆最早的小商品服装批发市场——新华路市场练摊去了
开始马儿是做跑货，就是到广州等改革开放较早的城市去批发服装到重庆倒卖。那时生意好做，只要是衣服就能卖钱，马儿积赞了一些钱。
知道行情后，马儿就自己开起服装厂来。马儿肯干，不但自己设计服装（主要是仿制）还自己裁剪，自己缝制，节约成本。马儿虽文化不高，但肯钻研，缝纫机都不请人修而是自己修。最后甚至自己还能改造缝纫机功能，相当于现在高级技师了。记得九十年代初，马儿用平缝机改制过提缝机——就是给西裤侧缝缉一道明线增加裤子装饰性的机器；用包缝机改制过翘边机——就是给西裤裤脚卷边的机器，代替手工缝边。这些专机，当时买起来很贵。
马儿很有眼光，他利用跑货积累的经验，开发的时装在朝天门屋顶花园十分畅销。（新华路市场迁移过去的）九十年代，重庆服装界没有几个不认识马儿的。
可马儿“贼心不改”重蹈复撤，九十年代中叶又因仿造名牌西装——金盾西服，而被厂家举报，市场监管部门查获。好在这次没二进宫，只罚款二万了事。
马儿仿造的金盾西服，不论面料、版型，还是服饰都与真货无异，因为马儿在金盾服装厂挖有技术工人。我也花三百元在他那儿买过一套西装，装饰门面。说实话，我和马儿比邻开过服装厂。论仿制技术、论裁剪制做、论市场敏锐度，本人自愧不如。
后来，服装市场竞争激烈了，地产货无论是布料、做工、款式，价格都难以和沿海品牌货媲美。马儿回家养鱼去了，可能养鱼并不顺利，或者马儿年龄也大了。之后，再没听说马儿折腾什么了。我和他一起挂名的的国企，也没落了。各奔东西之后联系就中断了。
马儿前后娶过三房老婆，和第一个老婆结婚结得早。老婆是农村的，（马儿也是农村出来的）人长得小巧玲珑，工友们戏称小种鸡，生有俩个女儿；第二个老婆是马儿出狱后自找的，脸上好像有几颗白麻子，但人长得漂亮，又给马儿生了个女儿。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马儿不死心，总想生个儿子。八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时马儿又“勾搭”上了第三房老婆。这个老婆比马儿至少年轻二十岁，当时才十八岁，也是农村出来的。有人调侃马儿说，马儿老牛吃嫩草嗦？马儿反唇相讥说，像你们这样一生只找一个女人，划不划得着哟！
婚后马儿如愿以偿，第三房子老婆终于给马儿生了个儿子。
马儿习惯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煤矿工人，有几个不抽烟，喝酒，打牌的哟！许多矿工除了井下严禁抽烟之外，出井都抽烟。下班更是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像马儿这样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的工人算是另类了。
马儿还节约，比邻开厂时，几乎没看到马儿在旁边火锅馆吃过饭，即便在最有钱的时候，马儿也是在工厂自己煮来吃。
上世纪末，我到沿海打工后，就一直没见过马儿，有时还真的想他，想和他互掐。马儿社会阅历丰富，口才好，荤的、素的都来，许多人和他斗嘴都没捡到过便宜……
庚子年九月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