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从老家来看我

张国领/文

娘一生出过两次远门，第一次是到部队来看我，第二次还是到部队来看我。

第一次来部队看我是1979年的夏天，那是我当兵的第一年，离家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她和父亲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来队了，那天我正在训练场训练，身上流了一身汗，脸晒得像非洲人，人也比较瘦，娘看到我的那一刻，大吃了一惊。她也不和我说话，一个劲儿地看着我，像不认识了似的，左看右看，看了许久，然后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就哭了起来。不是父亲在一边提醒，她不知道要哭多长时间，边哭边说：“咋晒成这样？咋瘦成这样？咋累成这样？你不是写信说部队的生活都好吗？”

看着他们突然的到来，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就问父亲：“你们是咋找到这里的？咋也不给我说一声就来了？我才离开家半年，别的战友父母还没人来过呢。”

娘想我想得不行了才来的，再不来她的精神就可能会出问题。父亲说，我当兵走了之后，娘就天天站在院子里往东坡上的路口张望，我是从那里离家来当兵的，娘就以为我会从那个路口回去。父亲就让娘到部队来看我。当时家里没有路费，是把喂的两头还没有长成的猪卖掉，拿着卖猪的40元钱，一路辗转找到了驻守在安徽阜阳郊区的我们连队。一路上饿了就吃从家带的干粮，渴了就喝白开水。为了省下住旅店的钱，他们带了一张席子，晚上就在候车室里凑合一宿。

那次我娘只在连队住了七天，七天里，我训练时她就在操场边上看着我，我劳动时她也在菜地边上看着我，我到监墙上的岗楼里站哨时，她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岗楼，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看清我，但她知道那几层楼高的岗亭上，站着的是她的儿子。

父亲说，看到我的生活训练情况和连队领导、战友们对我的关心爱护之后，娘的心放下了，最后是她提出要回家的，说看过了，放心了，再住就会影响我的工作。那次回到家，娘对东坡的路口不再痴迷般地张望，并且见了街坊邻居就告诉人家。说我在部队挺好的，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好面馍。

我在娘身边生活了18年，刚离开半年她就想我想得要发疯了，儿子在娘心中是什么分量，我第一次有了切身的体验。

后来我几次写信让娘再来部队看看，父亲回信说，娘让我好好工作，她在家挺好，不要惦念。始终不说来看我的事儿。

直到1991年，娘才来到我这柴扉小院，那是她时隔12年后的第二次出远门。这次来合肥和上次到阜阳有所不同的是，那一次我是一名刚入伍的战士，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自己的家，只能让娘住在连队的招待所，吃饭是从连队食堂里端的，食堂做啥她吃啥。但这一次我提干了，有了一个不大也不新，但却是属于自己的家，住的虽不如招待所宽敞，但比招待所自由。饮食就更比连队方便了，想吃啥就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做啥。

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娘去连队看我时，她是那么年轻，没有一根白发，身体异常健康。而这次娘明显老了，头发斑白，额头上明显有了皱纹，身体也大不如前，而且因5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走路有些蹒跚。但娘精神乐观，说她自我感觉没什么问题，我也就信了娘的话。天天我和妻子去上班，娘在家里待着，每天帮助妻子做饭干家务，只有到了星期天，我们一家三代人才能到公园游玩。就这样娘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娘说她的胳膊抬起时有点不舒服，第二天我请假带她去武警总队医院检查，找的是外科主任，他看了之后当时就很严肃地说：“今天就住院吧，肩膀下面有个包块，要马上做手术。”我一听就想到了5年前做的手术，问医生这两者是否有联系？他说是转移了，我听了心里当即就“咯噔”了一下。我没让娘回家，随即就办了住院手续。

住院之后，娘做了全面的检查，第三天就做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治疗一周后，医生建议到省人民医院做化疗。这时候娘提出让父亲到合肥来一趟，我按娘的想法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说到娘的病情，但父亲接到信立即赶到了合肥，他说估计让他来就是娘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距第一次手术过去整5年多了，做手术时医生就说过，这类病可能还会复发，一般是在手术后5至8年时间里。

在做了半个月的化疗后，手术的伤口基本痊愈，本来还可以再住几天院，可娘坚持要出院。娘说住在医院里着急，其实我知道她的心思，她是怕我花钱。我多次给她解释这是部队医院，军人父母住院可以减免很多费用，但最后父亲说：“尊重你娘的意愿，还是出院吧。”

这次娘来看我，在合肥住了半年，是她平生离家最长的一段时间，而这半年时间是她带着病体出来的，后来我想，娘肯定是在家就感到了身体的不适，而见了我却迟迟不愿把病情说出来，致使治疗耽误了两个月。

临离开合肥时，娘的伤口愈合得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都以为娘是完全康复了，但我心中清楚，娘的病复发过，以后就很难控制。

娘离开合肥一段时间了，政治部领导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娘生病的消息，在负责工作的副主任王海瞳的主持下，总队政治部发起了一次募捐活动，政治部上到主任，下到干事，都献出了他们的爱心，总队领导听说后，也专门捐了款，使我非常感激，募捐的资金我立即寄回老家给我娘治病。那次募捐并不是我所期望的，因为让领导和同志们掏钱为我娘治病，不合情，也不合理。我是做儿子的，砸锅卖铁为娘治病都是应该的。起初我听说领导要发起这样的活动，就赶紧找领导请求中止募捐，怎奈领导态度坚决，我也只剩下感谢的份儿。

出门在外，我最不愿做的事是亏欠别人，可那次不但欠了人情，还欠了所有同事的人情。那次募捐给我的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后来我一心要调回河南，并不是我对把我从普通一兵培养成为军官的老部队没有感情，而是我总觉得在那个充满爱心的群体里，我欠大家的情太多，见了谁尽管人家不说，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这情，不是光靠好好工作就能还上的。只有离开才能脱离精神上的樊篱，我知道这樊篱是我自己罩上的。

一生只出过两次远门的娘，回家之后再没走出过神后镇，因为回去半年不到，病情又一次复发，这一病就没再起来……

娘一生不爱照相，也很少有机会照相，在合肥期间留下的一组照片，除了我们一起外出游玩时拍摄的，就是在破旧的柴扉老屋里那几张留影。如今娘不在了，柴扉老屋也不在了，这几张照片也成了我记忆里的永恒。

娘亲为我洗军装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你当了四十年兵，军装有没有穿够?”

我的回答始终是：“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再穿四十年。”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我的心声。因为自从18岁那年穿上军装之后，我走在无论小城镇或者大都市的街道上，就时常会注意别人穿的衣服，但我从没发现什么款式、什么牌子、什么颜色的衣服，比军装穿上更合体，比军装穿上更精神，比军装穿上更有气质。

我也买过几件可称名牌的衣服，然而穿上之后，总感觉没有我穿军装显得更加有精神。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挺贵重的衣服，我却穿不出军装那样的风采和精气神？

一开始我没有找到答案，等到我再换上军装时，答案突然就在心底蹦了出来：是因为军装里有祖国赋予军人的使命，有人民寄予军人的重托。人世间有万千神圣的职业，在我眼中看来，唯有身负使命、肩扛重任的战士，似松柏青翠，永远正青春！

我当战士的时候，并没有“非因公外出不着军装”的规定，所以那时候每次探家我都穿着军装，尽管身穿军装在旅途中，会给自己很多约束，我却把这些约束都看作是只有战士才能享有的“特权”。

第一次探家之前，有老兵劝我最好穿便服，说穿了便服路上行动更自由方便。我没有听他们好意相劝，依旧穿着军装挤上了火车。我是当兵的，穿军装探家天经地义，我想所有当过兵的人，特别是第一次探家，都是这样做的。

当时的我心中是这样想的：告别家乡来当兵，是经过部队和地方政府层层审查把关应征入伍，离开家乡时，村政府敲锣打鼓、给我披红戴花、热闹隆重地送到人民军队里，为的正是让我能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保家卫国。

我到了部队就是一名光荣的军人，战争年代要冲锋陷阵，和平时期要捍卫和平，怎么捍卫？最朴素的方式是苦练杀敌本领，为祖国站好岗、站好哨，在人民遭遇危难时能够冲在第一线。

穿上军装，是我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一身戎装，将我这个山村农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时刻准备着报效祖国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军装是军人身份的重要象征，除了身份，她还代表着意志、正义、尊严和安全，所以，第一次探家我无论如何都要穿着军装回家去。再说了，我多想穿着军装和久别的娘，一起站在自家院中，坐在自家屋里，好好叙叙思念之情；我多想穿着军装陪着辛劳的娘，一起走在日思夜想的山间小路上，看看地里的庄稼、探望街坊邻居，再和娘相伴去走走亲戚，我要让娘因为我而开心，让娘感受到儿子身上的军装，带给她的自豪与骄傲，幸福与安心。

我如此执着坚持第一次探家穿军装，其实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因为除了部队发给的军装。我没有便装可穿。

如今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第一次探家，是我入伍的第三年。当时我一个月领八块钱津贴费，除去买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纸、邮票等日常生活必须品外，已所剩无几。

入伍时我随身带着的五元钱，是留着应急用的，我一直坚持没有花，但也不够买衣服用。因此那时候的我，兜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买便装穿。不过，从我内心来讲，没钱买便装穿，我压根也不以为然，我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到部队，就是为了穿军装才来军营的，来到军营里，就应该天天穿军装，既然有了军装，放着军装不穿，再去买便装，用老家的话说，那就是“烧包”。

于是，我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提着包裹，拿着一张站票，就从蚌埠火车站上了回老家探亲的火车。我知道军人要让着老百姓的道理，老百姓也想让军人优先，本来穿着军装是不好意思往车上挤的，可我要不挤就上不了车，别的乘客若是让了我，有可能自己就上不了车，所以，说是上火车，不如说是硬挤上去来得更贴切。

车厢里到处人满为患，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挪动不了身子，本来我拿的三个包裹中，有一个专门装的不怕压的东西，准备上车后没坐位能当“板凳”坐一坐，可谁知车上根本没有坐下去的空隙。

我只好和别人一样在过道里站着。过了徐州之后，上来一位年轻妇女，身上背着个包裹，怀里还抱着个熟睡的孩子。不用问她也是站票，巧的是她不知怎么挤着挤着就挤到了我的边上，我往后靠了靠，使她站立的空间稍大些。我的这一举动得到她的极大信任，不一会她就一口一个“解放军同志”主动和我聊了起来。

“解放军同志”这个称呼，从一位抱小孩的妇女口中喊出，让我这个穿着军装而没有坐位的乘车者，立即意识到我要为她做点什么，为我身上的军装、为解放军这个称呼争光。于是我就说：“你休息会，我替你抱一会孩子吧。”她没有客气，说：“那就麻烦你了，我真有点累了，你少抱一会，我歇歇胳膊再抱。”说着就把孩子递到了我的手里。

一般情况下一个妇女出门在外，绝对不会把手中的孩子给素不相识的男人抱的，可她很放心地把孩子递到我手中，我觉得她放心的不是我，而是我身上的这身军装。同时我也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在这么拥挤的火车上，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背着包裹，要经历多少辛苦啊，这是母爱的力量在支撑着她。

我抱了十多分钟，她还没有把孩子接过去的意思，我抱到二十多分钟的时候，她仍然没有主动接过孩子的言行。她和我说着话，不时地夸解放军怎么好，她这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主动把孩子递给她了，就这样我替她抱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孩子在我怀里睡醒了，睁眼看到我这个解放军叔叔不但没哭，还朝我笑了笑，两只大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充满了好奇，小手还在我的红领章上抓来抓去。她们母子乘的是短途，直到下车时她才把孩子接了过去，告别时说了一堆感谢解放军的话。

那女的下车之后，我边上的一位男同志问我：“你帮她抱了一个多小时孩子累不累?”我答肯定累。他说也就是你们解放军，别人看她这样早就不抱了。他的意思我懂，但我想，累点不要紧，只要能为那位年轻的妈妈减轻一点负担，等那孩子懂事了，他妈妈肯定会给他讲，小时候在火车上，有一名解放军同志帮忙抱他的故事。

我从郑州下了火车后，再转到禹县的长途汽车，一路顺利往前赶，不料车子刚过新郑不久，遇到了堵车，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要通行的意思。这时从前方传来消息，是一辆拖拉机和一辆货车别了车，司机和车都无损伤，却都在较劲儿，互不相让。

有不少人下车去劝说，却都没有劝动那两个司机。这时有人说我是解放军，下去说说也许有用。我本不想出面，因为我不是交通警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说了如果不灵，反而让我很没面子。可架不住大家都让我下去试试的建议，于是，我将裤子上的腰带抽出来，扎在军装外面，正正军帽，拉拉衣襟，下车穿过车流来到闹别扭的司机面前，先给他们敬了个礼，然后很郑重地说：“同志，我们部队车辆正在执行任务，马上要从这里经过，现在需要疏通道路，请你们立即把车辆开离现场，谢谢。”

“解放军同志，请放心，我们马上把车子开走。”说着他们各自发动了车子。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把车子驶离现场才回到了我的车上，这时被堵的车辆上有人开始鼓掌，有人在说感谢解放军。我返回到我坐的车上，大家都说多亏了我来引导，不然不知要堵到啥时候。我说不是我的功劳，是我身上这身军装起了作用，说明他们也是热爱解放军的。

道路恢复了畅通，也许是我的军装起了作用，也许是他们也正想找个台阶结束无为的僵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看到军装之后，对我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说明军人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有地位的。

那次探家，我请了十五天假，在老家的十五天里，我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军装成了我们村中的一道新风景。难忘的是我到未婚妻家中去，为了使自己有个好的表现，我挑起水桶穿过村子到水井边去挑水，走了一路，身后都有一群孩子们在追着我看，边看边议论。我想，这时我若是穿的便装，他们谁也不会认识我是谁，所以，他们看的不是我，而是我身上的这身绿军装啊，他们也许会因为军装而记住了我，有的孩子长大后，可能就是因为见过穿军装的我，而走上从军的道路。

这，就是军装的效应。

我临归队时，娘让我把军装脱下来，说要洗一洗。我看看身上的军装，其实并不脏，但我还是脱了下来，本来我可以动手洗的，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娘的这个要求，我必须答应她。我从出生到十八岁，衣服脏了都是娘给我洗，自当兵之后，她老人家再没有给我洗衣服的机会，今天她提出给我洗衣服，洗的不再是她亲手做的衣服了，而是部队发的军装。她是怕我自己洗不干净吗？她是怕我洗军装累着吗？都不是，是她有太多想说的话，要用洗衣服这中国母亲最朴素的劳动方式来倾诉。

我陪娘一起来到门前的小河边，她把军装放进河水里，浸了水之后，将砸碎的皂角均匀抹在衣服上，开始揉啊揉，揉得很慢。我看着清清的河水、鲜绿的军装和始终微笑着为我洗衣服的娘，突然明白了娘要为我洗军装的用意，那一刻我暗暗下定决心，今生今世即使不能让在这小河边，为我和弟妹洗了几十年衣服的娘，跟着我享福，也永远不让娘失望……

怀念岳母

——谨以此文纪念岳母逝世一周年

岳母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是甲午年十月初十那天的下午，北京的天空晴朗而寒冷，电话里妻子用悲凄的声音告诉我后，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还是走了。”我说什么呢？

岳母属马，八十四岁，今年是她的本命年。年初的时候她老人家就生病住院，妻子回老家看望过，回来对我说母亲的状况不好，今年是本命年，她很担心。我听了并没在意，因为世界上那么多的高龄人不都是从本命年走过而迈向高龄的吗？古语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是有巧合的成份在里面的。再说那是以前，那时候医疗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生活水平更是低下，人们短寿实属正常，可现在不同了，除了医学的进步，吃的穿的用的都非从前能比，不是有人做过统计吗，经济越发达，人的寿命就越延长。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排在世界第二了，人的寿命自然要随之而增加，不是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长寿村吗？人活百岁不是梦。

我的安慰并没有换来妻子的放心，五一之前有位邻居大嫂要到河南洛阳，妻子主动提出作陪，我知道她是放不下母亲的身体，想趁机回老家看看。十一长假的时候，她说还想回老家去看望母亲，正好女儿婚后还没有回过老家，于是就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回了一趟河南。这次回去似乎很高兴，说母亲的身体不错，我也从照片中看到老人家身体硬朗。可刚从老家回来才一个多月，就有岳母健康状况下降的消息不断传来，说是咳嗽了，说是哮喘了，说是吃不下饭了，说是去镇医院打针了，说是去市医院住院了，说是母亲想见女儿了。短短二十来天时间，病情似乎在急剧发展，妻子匆匆忙忙请假赶回老家，回去的第三天，岳母就撒手走了。

我无话可说，人，天天都有成千上万来到这个世界上，人，天天都有成千上万离开这个世界，所谓生老病死就是这个道理。可我总觉得岳母的病不至于危及生命，因为这个病在岳母身上已存在了几十年，一个个冬天都熬过去了，偏偏今年就没熬过去。这与她年龄大、身体弱、病得久、治疗不对症肯定都有关系，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本命年的心理暗示。

有时心理暗示是可以致人命的，因为这暗示大都来自前人的经验。我的岳父是十年前去世的，那一年他七十三岁，也应了那句“七十三与八十四”的古语。有了岳父的前车之鉴，岳母似乎就难逃宿命，从年初大家就开始念叨，把本是一个正常的年头念叨得充满了玄机。岳母当然也不例外，她虽没有文化，甚至不认得人民币的数字，但她明白人活着是要死去的这个简单的道理，至于什么时候辞世，在她老人家心中，从熬过了七十三开始，她恐怕就有了八十四的准备。按农村的规矩，人上了年纪有几样东西是要在平时备下的，一是棺材，二是老衣。因为人老了难免有个三长两短的，防止需要时措手不及。听说这些岳母早就备下了。

岳母出殡的那天晚上，女儿给我发来信息，说这么冷的天，姥娘被埋在地下该多凉啊。我给她回的信息是：不用担心，那里有您姥爷呢，再说您姥娘活着的时候，生活早就使她的心凉了，所以泥土也许可以让她得到温暖。我说这些女儿可能不太明白，也可能会说我的心太狠了，可她那里知道岳父去世之后岳母的心情啊。

岳父在世时是长年身体不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离不开药灌子。岳母膝下两男五女，她白天要下田劳动，回到家里要照顾岳父和一群孩子，做饭、熬药、浆洗、缝补、纺织、衣服鞋子等等，哪一样能离了她的操劳呢？所经受的苦难无人能说清，无人能替代，无人能理解。但一辈子她无怨无悔，无怨无悔地把青春的生命耗费在这年复一年的劳动中。三十多岁就掉光了满口的牙齿，没人想过，也没有钱给她装一副假牙，她就用她那柔软的牙床去咀嚼那比门前的石头还坚硬的岁月。硬的吃不成她就吃软的，没有稠的吃她就喝稀的，最难吃的、最不好吃的、最不能吃的她都吃了。每次吃饭她都最后一个去吃，有多少吃多少，因为家中人多，大多数时候是不剩饭的，她也就忍着饿等到下一顿再吃了。这些对于岳母来说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十年前岳父的去世，使她一下子失去了大地和天空，好像突然变得不知为什么而活着了，本就不爱说笑的她，更加少言寡语。她不愿跟着儿子过，一定要单独生活。一个人做一个人的饭，一个人吃一个人的饭，这想起来是美好的事情，因为可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可一旦一个人了，做得多了吃不掉，做得少了不好做，最后的结果是能省一事就省一事，能不吃的就独自挨过去了。久而久之本来就有咳嗽病的岳母，在孤独中身体每况愈下。

真正击跨她身体的是那次搬家，本来在窑洞中住了几十年的岳母，遇上了村上的新农村建设，村政府出面在山岗上建起了一排排的楼房，老村子要平整土地，谁都不能抗拒，岳母也从冬暖夏凉的土窑洞搬进了新建的平房。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新房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房子地处高冈格外招风，墙壁很薄根本不能御寒，第一个冬天就旧病加重，从此再没缓过劲儿来，每到冬天就变成了生命大闯关。

有儿有女的岳母，偏偏是个倔脾气，有女儿有儿子可她谁家都不愿去，说是不愿打扰别人。1993年我在安徽工作时，她和岳父去过一次，小住半年时间。我调到北京工作七年后的2003年，岳母和岳父被我接到北京，当时因赶上非典，北京又是非典的重灾区，家乡政府三番五次打最话不让他们回老家，这样才免强在北京住了一年多。以后曾多次劝她老人家再到北京来，这里的生活条件要好一些，可无论怎么说，她都很坚决地拒绝了，用她的话说是年龄大了，哪里都不再去了。这与她有晕车的毛病也有一定的关系，无论坐什么车都晕。那次去安徽，虽然提前吃了不少预防和治疗晕车的药物，可还是一路晕车一路吐，吐得是天翻地覆。记得她从家中去车站时，说什么都不再坐车，最后两位老人愣是从家里徒步走到车站。

在村政府的“新”房里挺了两年多，到第三年的冬天，冻得实在挺不住了，才被接到三女儿家度过一冬。今冬刚被接到三女儿家才三天，旧病发作，住进了医院，这一病不料就成了永远的告别。

我因故没有回老家与岳母作最后的告别，但这些天岳母的音容笑貌总在我脑海浮现，记得第一次到岳母家去，她给我打了一碗荷包蛋，足足有七个鸡蛋，从那以后我每次回老家去看望她老人家，不管我能不能吃下，照例给我打荷包蛋，照例是七个。从今往后我再也吃不上她打的荷包蛋了，但她那永远劳碌的身影，慈祥的面容，将印在我的心中。

一生没有享过福的岳母啊，儿子永远怀念您！

二零一四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于北京远大路

张国领：当代军旅作家、诗人，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北京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文学期刊《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3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