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文化成为交锋的前沿，这并不奇怪。这涉及民族的构成。何谓民族以及民族如何形成，学者具有各种观点。这是许多人的共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文化通常决定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我们如何向文化上的陌生人表述自己呢？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将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内容。民族共同体就是因为这些内容而生活在一起。这即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具有各种范围，家乡，母校，信仰，兴趣爱好，风俗习惯，这些都可能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准。民族文化是一种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特别是遭遇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化圈的时候，这种凝聚力表现得更为强大。

相同的理由，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未来民族之间的冲突原因不一定是政治或者经济，不同的文化将构成冲突的原因，这种观点被表述为“文明的冲突”。他们看来，冷战的背景消失之后，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世界的最大矛盾。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儒家文明之间都存在某些不可消除的分歧。也许，这将是未来战争的理由。总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必须指出的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由来已久。持续的争论并没有达成共识，思想没有进展而对立情绪不断地积累，以至于貌似激烈的交锋多半只有正反双方的观点钟摆式地来回变换。从强调“走向世界”到周期性地返回国学热、读经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怪圈。当然，这种争论总是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许多历史学家将五四时期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是一个重要的理由。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众所周知。然而，今天有不少学者正在对此做出检讨。他们认为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斩断了民族文化之根，贻害至今。这个意义上，国学热或者读经热不过是给年轻一代补补课。在我看来，必须意识到，鲁迅这一代人的选择以貌似悖论的方式出现：一方面，他们援引西方文化资源来反抗西方文化殖民；另一方面，他们以弃绝传统文化达到与民族国家的认同。他们觉得，传统文化已经彻底腐烂。不是毁弃一切，凤凰涅槃式地重建一个新中国，那将是毫无出路。他们的做法看起来如同悲愤的孤注一掷。这种选择一旦失败就再也没有任何退路。看得出来，他们的决绝背后依据的是他们对于历史的判断。

这种历史判断今天是否仍然有效？这涉及如何认识当今的历史特征。考察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全球化是许多人使用的一个术语。种种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和发达的交通系统正在将全球联成一体。然而，这对于文化意味了什么？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文化同质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美国文化正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全球，高科技支持的传播系统以及文化产业产生的巨大利润成为这种文化覆盖的强大帮手。文化同质化决不是一件好事。众多文化品种的消失如同生物品种的消失一样可悲。各种看待和理解世界的眼光、价值观念、信仰、生活理想统统退入了历史博物馆。对于这个世界说来，一种文化的独断不仅是没有活力的，单调乏味的，而且是危险的。如果这种文化的挫折就可能导致世界的分崩离析，这肯定是一种不安全的局面。因此，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多民族文化的共存以及相互平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换一句话说，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仅是对于民族的，也是对于世界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度说来，这一点尤为明显。

尽管如此，我们要做的事情决不仅仅是背对世界，沉醉于复述几句先哲的格言，推广几本古代典籍。今天，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远为复杂。在我看来，形成这么几点认识是很重要的：

一，真正的民族文化要勇于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勇于面对现代社会，参与各方面的对话，甚至是竞争和交锋，并且在这种对话、竞争、交锋之中确认和展示自己的价值。完全退出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这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当然，需要一批学者严谨地研究何谓国学，从义理、考据、词章等方面阐发传统的经典，但是仅此远远不够。保卫民族文化的一个目的即是，提供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如何保卫民族文化，引入民族文化并且使之活在当下，这是远有效的方法。

二，总体上，保卫民族文化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古代文化，甚至回归某一个大儒的麾下。哪些古代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正统楷模，或者用一些人的习惯用语——哪些是民族文化的“本真”？先秦的还是唐宋的？儒家还是道家？这种纵向的查找和大而无当的争论没有多少意义。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文化是阶段性的持续积累，而不是从某一个固定的文化圆心不断扩大。“以不变应万变”仅仅是一种奢想，怎么能要求《论语》提前给出指导网络文化或者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呢？事实上，原点式的文化圆心并不存在。每一种成功的文化，都是当时的人们应对、适应、改造、征服自己生活环境的产物。文化的动力是横向的，与环境互动之间产生的，文化传统仅仅是提供一个起点。承传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起点出发。这意味着每一个时代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问题域，同时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解决这些问题。这即是民族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价值是与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体现为单纯地复述经典乃至抄袭古人。

三，遭遇外来文化，接纳或者拒绝外来文化，必须区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是否构成了压迫关系。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这是正常的，而且是彼此沟通、交流的理由。没有理由生吞活剥“后殖民”理论将一切外来文化统统斥之为居心不轨的侵略。“后殖民”理论时常深刻地揭示隐藏于文化交流——包括文化市场上的商业性竞争——之中的权力关系和压迫关系。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将所有的外来文化一律地形容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宪兵。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生活于当今世界，外来文化已经是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简单地统计一下现代汉语之中多少词汇是由英语、日语、俄语转译过来的，我们就能够想象文化环境之中外来的成分占有多大的比例。因此，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仅仅是一种文化恐惧症，我们不可能继续把自己安置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

上溯传统而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文化圆心，遍览外来文化而没有一个现成的理想模式，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周围存在许多思想资源，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一切无不表明，民族文化的重点在于民族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背靠我们的文化传统，集聚整个民族已有的智慧，立足于今天的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包括创造性的转换。最需要向古代历史上那些伟大思想家学习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而不仅是他们的具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