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有两种意思，一是清代科举，童生经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成秀才，府考时取中前十名者被列为堂号；二是旧时一户人家的称号。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着书写堂号的匾额，每逢年节喜庆之日，还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当地的老百姓谈论某一家族时，喜欢以“某某堂”来称呼。例如：吴昌硕祖家被称为“三让堂吴家”、瞿秋白祖家被称为“八桂堂瞿家”等等。堂号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牢记祖先的郡望，二是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堂号包括郡望总堂号和自立堂号。

来历

“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例如：

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

孟姓又以"平陆"等为其堂号。

丘姓有“扶风堂”、“吴兴堂”、“河南堂”、“齐郡堂”，其“河南堂”出自丘和、丘行恭父子官居极品，富可敌国，其后裔中有几十位大官，是为河南郡当时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以郡望为堂号。“河南堂”就成了丘和公后裔祠堂的总堂号。

赵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曾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卞姓的“忠贞堂”，来源于卞氏第三世祖卞壸为国牺牲的光辉历史。后来，晋明帝追封卞壸为忠贞公，旌表其居为“忠孝之门”，敕卞氏堂名为“忠贞堂”。卞壸后裔自称“忠贞堂卞氏”，表示对先祖报国忠心念念不忘。[1]

谢姓的“东山堂”，出自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淡薄名利，隐居会稽东山。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辞别东山，出任宰相。指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继又北伐，收复青、兖、徐、豫等州；成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语“东山再起”说的就是谢安。

刘姓的堂号“蒲编堂”，典出三国蜀汉皇帝刘备故事。东汉末年，刘备家居涿县，幼年丧父，贫苦无依，和母亲一起织席卖草鞋为生。起事后，常被政敌蔑称为“织席贩屦小儿”。刘备称帝后，常思其母编织蒲席之苦，茶饭无味。刘姓后人遂以“蒲编”为堂名，以告诫子孙勿忘祖先创业之艰辛，以简朴勤奋为本。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拒收贿赂的故事。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当晚昌邑县令王密求见。王密为讨好上司送来“十金”，并对杨震说：“三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惭而退。杨震后来担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职务。为了纪念杨震的一身正气、廉明清正，杨姓后人将“四知”作为家族的堂号，鞭策子孙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风。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故事。王祜是开国名臣，曾任尚书、兵部侍郎等要职。他曾亲手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我的后代一定有担任‘三公’一类高官的。先用这三棵槐树当标志吧。”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称之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韩姓的“昼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韩琦致仕归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厅堂之名。典出《史记·项羽本纪》，秦末项羽统兵破咸阳亡暴秦后，思归江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以富贵还乡为“昼锦”。韩琦以“昼锦”为堂号，绝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昼锦堂”诗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和儆戒。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对此论说甚详。

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康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

郑姓的“著经堂”，是赞颂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郑玄潜心著述，聚徒讲学，融会贯通，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号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唐朝崔颢游黄鹤楼，在楼上题了一首诗《黄鹤楼》，文情俱佳。后来李白也游黄鹤楼，看到黄鹤楼的美景，提笔也要题诗，见到崔颢的诗，便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

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湖州安平义君姚丹萍的‘求正堂’等都是著名的斋名。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近代许多政客、名人迁居天津，他们在天津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堂号”，却不用本人姓名。例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树德堂袁”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20多亩土地，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义，购买土地，建造高级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宝墨堂徐”的名义，购地15亩，建起8所住宅。

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义购置的。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义购置的。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庆堂”的名义购置的。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义购置的。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诗礼堂”的名义购27亩地建造的；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顺堂毕”的名义购买的。

本世纪，名学家兰名钧在长沙创建名运堂，是1999年以“开运姓名研究”的名义创建的。

政要名流购买私人住宅乐于用“堂号”之名签署登记，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显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二是不必显示张扬自己的姓名。这种作法也体现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种习尚。

广义

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会有若干个郡号。如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河内等40余个。

狭义

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号，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