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国古典诗作、诗学的关注成为了作家张炜的一大特色， 他已先后出版了《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专著。近日，张炜新著《唐代五诗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这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

《唐代五诗人》实拍图

雄文诗为魂

杜牧的文章比起诗作，更为气壮雄拔，是另一种格局和气息。人们多提到他青年时代的赋、论兵之策和治国方略，那些纵横捭阖之章，那些丰赡的辞采。有人会以为这些文字大多是因为使用性较强，是对外而不是对内，是求用之途，所以才让作者更能够打起精神。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它们具有如此质地，更多的还是由作者的生命内质所决定，是他的一颗诗心的作用，是激扬和意气风发之情的散文化表达。这些文字许多时候不过是无韵之章，本质上还是以诗为魂。

杜牧在表述李贺诗文之奇诡幽奥以至于难以言传的情状时，曾经做了如下传神的描摹：“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贺集序》）这里，他将文辞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是为了驰骋文采，主要还是刻意地求其实质，极尽所能言说其细微与奇妙，结果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段绝妙深邃的文字。这何尝不是在说自己，其诗文与李贺之深邃诡异有所接近。他的文章棱角激情及内在的阔大与豪气，哪一点不是来自一颗诗心？

“激情”是一个综合之物，而不仅是一般人误认为的“性格”之类，主要因由当然不仅如此。生命力的强度，使用和发动的路径与速度，是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激情”的大小和有无。而这其中又一定包含了理性精神，即思想力、思想的通透性和彻底性。杜牧那些用兵之策和治国方略，关于时代一些至大命题的解局之方，都有一种大处着眼的高度，贯穿了严格的理性精神。他的行动力体现在思想力中，而这些结合起来，就属于诗的极致化的表达与把握，是周到无疏，是慷慨而又细密的推动力和落实力，更是具体步骤。事实上这里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可以推演和实践的。比如宰相李德裕对付藩镇，在处理泽潞军事上就采用了杜牧的谋划，结果证明是完全可行的。杜牧在《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中，对回鹘残部的情况做了一番细致分析，然后提出具体方策：“以某所见，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饬诫誓，仲夏潜发。”“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行军于枕席之上，玩寇于掌股之中，軏轠悬瓶，汤沃晛雪，一举无频，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销解戍，行之已久，虏为长然，出其意外，实为上策。”其言说可谓洞幽入微，这非真正的智者、勇者加文心细腻者而不能为。所以说自古大勇，勇在文事。人生不过是一篇大文章，战事大致是一篇小文章。

那些疏治怠政的庸俗官吏，常常胸无文墨，根本没有构思文章的器局，没有谋篇的能力，所以才把施政搞得一塌糊涂。这些人无理想，无底线，浑浊愚昧，卑微渺小，傲慢而残忍。他们缺少的恰恰是一个文章大家、一个文人良吏的品质与训练。

有人常把诗当成华而不实的文辞彩头，实际上是不懂诗为何物。诗是对一切事物的最细微最极致的理解和把握，是远超周密的全息性概括，是一场大表达和大实践。一切将诗与现实操作对立起来的思维，都是极为粗糙的。我们从历史上看那些大诗人，如战国时代有屈原，汉代有贾谊、司马相如、苏武、李陵、张衡、班固，三国时期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建安七子”，晋代陆机、陆云，南朝谢灵运、谢朓，唐朝有张说、张九龄、高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韩偓，宋代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南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辛弃疾、张孝祥、岳飞、文天祥，元代有张养浩，明代有李攀龙、王世贞，清代有王士禛、袁枚、曾国藩等等，无论主政朝堂还是奔驰疆场，无论出使他国还是治理地方，可以说个个都是治国安邦的能吏，这些人从不缺少行动力。有一句话叫“自古文人多良吏”，说的就是诗人为良吏。没有真正深入的高耸的诗才，文韬武略是不可能有的，治世之才也不可能有。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花拳绣腿，那大致不是什么真正的诗性，而只是廉价轻浮的表演。

“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故洛阳城有感》）杜牧对缺乏行动力的空谈是极反感的。他的气魄来自诗性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其他。我们对诗人应该给予极大的信任和倚重，并抱有最大的寄望。说到底，社稷不过是一篇大文章，而文章之核心之魂魄，不过是诗而已。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把现实操作与文章建构分离，而在对待文字的时候，又把那些实用的、具体的构划文字与诗章分离开来。我们不懂得它们之间有不可分解的关系，不知道一种只是另一种的外延和衍生，不知道居于核心的，就是生命的极致的飞扬力，即所谓的诗。

人们对于诗的误解，不是对文学艺术的误解，而是对一切的误解。这样的生命隔膜实际上就是悲剧的源头。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看不到悲剧的完结，它们首尾相接，连绵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诗性被掩隐、遮蔽，以至于被埋没。没有诗，则没有清晰的理性和强大的力量，没有创造和发现，没有摧毁无数艰难险阻的无可抵挡的生命之力。这一切最终形成巨大的黑暗的屏障，将人类囚禁和包裹，不得施展，不得突围，最终成为悲剧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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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七绝

自古至今，说到杜牧，人们谈论最多、肯定最多的，还是他的七绝。其七绝乃真绝。这不仅是因为深刻优美之类的审美初步，不是一般诗文品相给人的印象，不是读来朗朗上口和韵致之妙、免除艰涩却未俚俗的折中性，不是那种赏阅的舒服。七绝之绝，还有说不尽的元素在其中，所谓审美之复杂性就在这里。比如杜牧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七绝，明亮干净却不表相化，脆生果决却有余韵，具象清晰而能概括，纯美唯美则又厚重，脱口而出但无浅直。由这一切元素综合决定，才拥有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独具之美。“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清·洪亮吉《北江诗话》）由清代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流传甚广，七言绝句条目下共收入李白、杜甫、王昌龄、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二十八位诗人的五十一首七绝，入选篇目最多的就是晚唐“小李杜”：李商隐七首，杜牧多达九首。这也聊可参考。

七绝被许多人视为杜牧特有的风格指代，常用的几个词就有“挺拔英爽”“清新亮泽”“雄姿英发”“轻倩秀艳”等。这方面真的好像无人超越。这其中有一部分存在道德上的争议，而并无艺术上的讨论，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今天看，仍旧是一种苛求和过责。因为我们从诗中并不能看出什么轻薄气和俗艳气。他的关于“青楼”“薄幸”之说，难道不是透着深刻的追究和痛惜？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愧意和罪感，不也难得？再者，能有这样的追忆者，往往都是可以信赖的人，无欺的人，而不会是伪君子。

“牧之非徒以‘绮罗铅粉’擅长者，史称其刚直有大节，余观其诗，亦伉爽有逸气，实出李义山、温飞卿、许丁卯诸公上。”（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晚唐唯小杜诗纵横排宕，得大家体势。其诗大抵取材汉赋，而极于骚，遣词用字，绝不沿袭六朝人语，所谓‘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者，可以知其祈向矣。”（清·沈其光《瓶粟斋诗话》）这些评说未有过誉，适得其中，应该是当代诗评者重要的参考文字。

杜牧那些精美剔透干练利落铮然有声的句子实在太多了，实难历数。“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夕》）“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送隐者一绝》）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这里的“高绝”为高超绝妙，是“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他对元稹和白居易不喜欢，就可知他对俗字是最忌的，但并非一味追奇。所谓“处于中间”，就是追求一种“气俊思活”。（清·洪亮吉《北江诗话》）

我们衡量杜牧的诗文，不可抽离七绝。没有七绝，杜牧将是另一副面目。我们掩卷而思，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只有这些文字，才活化出一个俊逸的无可比拟的杜牧。他的潇洒俊朗和英挺飘逸，基本上都在这些文字中表露无遗了。他的雄拔气概似乎只有在文章中才凸显，但那些文章的核心韵致仍然能够从诗章中找到，这是一种更为靠近生命核心与本来的质地，其文字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也是这一部分。他生前极其鄙视俗流功名，不屑于在俗众中寻找簇拥者，不认为那是知音，也不认为那是诗人的光荣。但是千余年之后，可能让他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些风格“高绝”的绝妙之音，找到了无以计数的咏唱者。人们陶醉其中，心向往之，珍爱叹赏之情无以言表。这是空谷绝唱，将人们心灵中沉睡的那一部分唤醒，形成一场合奏与共鸣。这是淬炼而出的生命精华，靠近它们，就是向绝高和绝妙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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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于青俊

我们纵观杜牧，遥思其人，总觉得他是一个青年才俊，好像从来不曾苍老过。

真实的杜牧像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晚年，有暮年吟唱，但奇怪的是他始终不给人以衰老之感。他的诗文所绘就的形象，总有一种挺括峻拔之态，是腰背不曾弓弯的永驻青春，是艺术“冻龄”。这虽然与他去世较早有关，但似乎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时代从来不缺年轻的小老头。

“猎敲白玉镫，怒袖紫金锤。”“豪持出塞节，笑别远山眉。”（《少年行》）“细算人生事，彭殇共一筹。与愁争底事？要尔作戈矛。”（《不饮赠酒》）这些音节韵律最易陪伴青春。杜牧的情形多少有点像法国诗人兰波，定格在人们心中的兰波，也一直是一个英俊可爱的青年甚至是少年形象。这类才俊仿佛不曾老迈，总是风度翩翩，风流倜傥。他们的多爱多情，也使其放缓了衰老的速度。

“登高远望四山齐，何处风流杜牧之。”“文章小杜人何在？风雨重阳菊自开。”（元·萨都剌《梦登高山得诗二首》）的确如此。我们闭目遥思：一位羽扇纶巾的锦衣公子，一个纵马于大野的英俊男儿，原野之上，广袤之地，打马驰骋，绝尘而去。“星宿罗胸气吐虹，屈蟠兵策画山东。”（清·王士禛《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他的辞锋利落，从来不吭哧，给人极为爽亮的感受。他只活了四十九岁，这样的年纪在现代已经是很年轻了，在古代则未必。可是他一直不像一个自诩的“樊上翁”，而永远是一个青年，甚至是一个少年。

我们真想跟从他的脚步再去洪州、宣州、扬州、黄州、池州、睦州和湖州，最后再到他的樊川别墅中逗留，饮一杯诗人新酿的春酒，与那些文朋诗友簇拥一起，待一些时辰。我们知道，他为了能够返回这个少年时代的宰相别墅，苦苦奋斗了一生，画了一个大大的椭圆形，最后再次回到这个人生的起点。如果他能够在这里多驻留一些时日该有多好，可惜时近黄昏，黑夜将临。这个时候，尽管华烛灿然，新月侵阶，在光色闪烁中我们依然会模糊了那个英俊的面容。曲终人散，在阵阵寒风中，他不得不离开此地。

他的《樊川文集》有沉郁低沉，有伤感幽怨，但这一切都未能折杀英豪之气。他那向上攀升和茂长的青春，几乎覆盖了我们的视野。饱经沧桑的沉稳与旷达，智谋兼备的老辣，踽踽独行的衰迈，白发和拐杖，蹒跚的步履，脸上的清泪，哀叹的回眸，这些图像都在隐去和淡远。我们看到一匹迎面驰来的白马，耳畔响起急促的嗒嗒蹄音，策马驰骋者是一位雄姿勃发的青年，阳光下锦袍闪烁，玉佩叮当，在绿色原野上一展飒爽英姿。“连环羁玉声光碎，绿锦蔽泥虬卷高。春风细雨走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少年行》）

他定格在我们的视野中，不再改变，不再消失。他就是诗，他就是青春。他是这二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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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唐代五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张炜二十多年来沉浸于古诗学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家张炜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

如果说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是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则是尤其喜爱。本书中，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作家张炜独特的思想与艺术见解，以及精彩语言所折射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