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风云到今日三潭印月

作者：王佐臣

        说起北宋史，就联想起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这三位，更绕不开当时文坛，政坛领袖欧阳修。他对这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提携，影响，也有恩怨情仇。后人把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然司马光以一部《资治通鉴》名垂史册。那亦师亦友的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比王安石大14岁，比苏轼大30岁。此人的功绩与威望，因篇幅有限，姑且一笔带过，不作陈述了。本文只想着重谈谈另外三人。

        大家或多或少领略过司马光的资冶通鉴，读过王安石变法史书与苏轼的豪迈诗词。可是有几人知晓那才气绝高三人，同朝为官，本该为良师益友，却一生为敌的事呢？当时他们围绕国家何去何从，各持不同的政见，产生了分岐。在宋神宗继位之后，皇帝深感宋朝国力每况日下愈加衰弱，国家财政年年入不敷出，就急切的想改变这现状。王安石的一封奏折，让刚继位想有所作为的神宗帝，看见了几分曙光。这篇奏折，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王安石在这篇奏折里面探究了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病；透过那“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指出执政不图进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所有领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司马光不赞同。他觉得天下的制度与财富是不可乱序，变法则是攫取小民的利益，既然国家财力不够，那么就应去减少开支，这样自然就够用了。但王安石则不这样认为，他主张国家应该重在开源，而不是光靠节流，并说变法是“民不加赋而国足用”，变法并不会影响小民的利益，还会让他们过得更好。最终宋神宗采信了王安石，并任用他为相推行变法一事。当时反对的不仅司马光，朝中也有许多大臣，如富弼、文彦博一大批人，都不赞同王安石变法。所以王安石就选用了不少底层官员，从而也使许多贪名图利的人，纷纷混进了变法派，这时的苏轼与司马光，便攻击王安石任用小人，做法急功近利，会败坏国事，于是经常在朝堂上同王安石针锋相对。王安石依仗皇帝对他的信任，将司马光驱赶洛阳，司马光到了洛阳之后，就隐忍不发埋头写书谓之穴居。而苏轼则由于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流放外地去干苦差事。而后又被举报，他在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于是一贬再贬。在王安石变法的十年里，苏轼一直在外漂泊，常有到任还没多久，又被贬谪向更穷更远的地方去了。所以苏翁的日子充满不安定与凄苦。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的诗词，越发接地气，有烟火味，与豪情万丈，更加使人敬仰。这十年里司马光一直呆在洛阳，完成了赫赫有名的《资治通鉴》。同时，通过王安石的变法，宋朝的收入变得丰厚了起来，并且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完成了拓边河改造大捷。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王安石最大的帮手，他的长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不久更大的噩耗又传来了，皇帝宋神宗因病驾崩，遭受到如此重大的变故，王安石心灰意冷，辞官回乡去了。此时，司马光的机会来了，那继任的宋哲宗年少，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太后本来就厌恶新法。于是，她召回司马光，并委任他为相来主政。此时的司马光他要施展政治抱负与报仇。为宰相后，立即发布诏令，命全国五天之内，全部废除新法。而正是在这次废除新法中，奸臣蔡京因为执行力强，被司马光大加赏识，从此进入国家权力中心。但经过多年磨难的苏轼，长期在底层生活，深知王安石的新法其中不少地方是对国家和黎民百姓有益的，于是劝谏司马光，不要急于废除新法，又被新当权者视成眼中钉，又一次无奈远走天涯。有则趣事，说在苏轼在流放期间，曾探访过王安石，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我想彼此不计仇，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不久王安石便去世了，没过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仍在新旧两党的双重夹击之下，继续他颠沛流离的日子

        历史上曾有这样一段传闻，当司马光得知王安石的死讯是，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悲哀失去了王安石这样一个非凡的对手，感觉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一番神操作，把一代文豪，书画家，历史伟人的苏东坡弄懵了，被贬的经历，人民的疾苦，让他彻悟什么叫活着的意义。在王安石光司马光逝世不久，苏东坡就在西湖修了三潭映月，足见他的心灵天地如此宽广与智慧。亦如那心言：“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从而领略东坡先生对社会沉沦，对子女遗言辛酸不已。其实，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曾是苏轼人生中的贵人，导师。也许是他做人刚直不阿，也许他不想和稀泥，换句话说是源于他的真性情不惧权贵，不向困境低头相向的品格所致。当神宋在位时，北宋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王安石变法已经成为天下大势，苏轼仍我行我素，不断力陈个人的不同政见，然司马光虽是一个坚决反对者。但处事为人非常谨慎，给自己留了东山再起的余地，故身处逆境也未遭受什么大冲击，然苏轼则不识人生的“庐山真面目”，总是不计后果去“惊涛拍岸”，难怪一再成为替罪羊。有人说：东坡先生诗很好，做人却圆滑不够，我认为这是天性使然与可爱之处，这点，连对手也对他尊重！若重温“乌台诗案”将定罪的反诗，“竹篱茅屋趁溪科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就可看出他多么地直率与不识时务了。幸好，他的对手也是一代豪杰。正人君子，尽管当时的“乌台诗案”震惊朝野，但作为对立面的王安石还是巧妙地保住了他，只是贬谪黄州匆匆结案了事。经过一次次打击，终于明白，人生要讲究策略，冲动从来不是立身之本。为此后来在写千古文章《水调歌头》时 ，非常巧妙地拍了拍当朝皇帝的马屁，传说那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让皇帝看了也心生怜惜，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纵观，东坡先生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之人，王安石变法时，他思考当时已丰收的情况下，老百姓为什么交不起租仍要逃荒的怪象。王安石的下台后，没否定一切。甚至对司马光的一系列不理智的极端举动，提出了心中的质疑，所以又走上了一贬再贬流放之路，将好不容易回家机遇，瞬息泡汤。难怪他在杭州，修建西湖景观时，把一口大缸倒扣西湖，只露出水面三个脚，倒映蓝天白云，尽享鸟语花香，成了今日名胜，三潭印月。其实，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都是同一类人，不甘沉寂，都想在历史上呼风唤雨，造势与借势，去实现心中的理想。他们的过人知识和深远的思辨，尤其是东坡，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无论王安石变法，还是司马光砸了新法，以及苏东坡遭殃，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苏轼看破人生后，觉得应该放下心中后“压力山大”，与其纠结不能实现的心愿，倒不如偎西湖消遣，释放心头阴云？苏东坡去世前二个月，曾对自己盖棺论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这样，一代伟人，落幕了！只留下惊艳时空的诗词，还有西湖中的苏堤与那心中理想三潭印月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