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西部山区太行脚下黄龙寺村，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命运的坎坷把我与这里的山山水水紧紧连在一起。故事的开头得从我父亲说起。
我的父亲出生于1918年，他16岁就给地主扛长工， 受尽了饥寒交迫的生活。 他19岁踊跃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跟随115师独立团长杨成武大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团任通讯员，也就是小号手，参加了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白银坨梯子沟突围 、狼牙山战役等等，他不知穿过多少枪林弹雨，真是赴汤蹈火，勇敢杀敌，八年的抗战，九死一生，荣获了军功章两枚。
在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无条件的投降了，这个消息传到军区司令部里，紧接着每名战士发放了一身新服装，说准备开欢庆大会。我父亲说，当时战士们忍不住互相拥抱在一起，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高声喊:我们中国胜利了，小日本投降了！心情是无比的激动。
开欢庆会的那一天，我父亲和战友都怀着喜悦的心情，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列队走向会场。会场热闹非凡，鞭炮声、锣鼓喧天，老百姓游击队头戴白毛巾，手拿红缨枪，随着锣鼓声边走边跳，英姿飒爽。杨成武司令的讲话，让在场所有人激动的流下了热泪，最后宣布，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愿意回家就回家，不愿意回家的就随军。大部分战士都选择了回家为民，我父亲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家乡，他想和爷爷 、奶奶一家人团聚，过上一天太平的日子。当他回到那间破烂的茅草屋时 ，高兴地喊，爹！娘我回来了！门没锁半关着，却空无一人，父亲找到乡亲问了才知道，原来，这几年闹饥荒没有粮食吃，连所有的树皮 、草根都扒光了。奶奶在无奈之下，带着姑姑 、叔叔外地逃荒，下落不明，爷爷体弱多病，活活被饿死了。父亲听了乡亲一番话，如同当头挨了一棒，立刻昏死过去，醒来后悲痛欲绝，顿足捶胸，要知道这样还不如留在部队呢，事到如今只能一人苦度光阴。就住在南柏树台脚下南园子一间破烂的茅草屋内生存，那里一天见不到阳光， 受尽了饥寒。
在1947年，打土豪分田地，我父亲在八亩台分了一间半大的瓦房，从此重见光明，与千年古柏遥遥相视，父亲总算是安居乐业了。
1956年父亲38岁，与我母亲李树琴 结婚。母亲当时才20岁。婚后生下我们弟兄五人，三个哥哥 一个弟弟，我出生于1964年。自从我刚记事以来，生产队里记工分，所有的一切都是安工分配。大哥14岁，一天 挣成年人满工的一半，那么就是说成年人满工8分，半个工才4分。老二才十二岁还不能上班 ，不够年龄，老三 8岁更不用说，我呢刚5岁，小弟不满两周岁。除了父亲和母亲老大挣工分以外，都是张嘴吃闲饭的。父母拉扯着我们弟兄五个很不容易，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因为母亲不会做针线活，针线活都是父亲晚上做。母亲每天上班和男劳力一样干活，拚命挣工分。我们穿的衣服都是破衣啰嗦，一年四季都是光着脚走路，脚上磨出了血泡。冬天有的时候乡亲们看我们实在可怜，拿过来自己孩子的旧衣服 、旧鞋给我们穿上，大小不一， 挂在脚上露着脚后跟，我们心里还是感激不尽。从来没有穿过袜子，冬天脚上冻得裂开了大咧口一寸多长，找来羊油在煤油灯上烤化了，我们轮着趁烫呼滴在脚后跟裂口上。那个是钻心的疼痛，烫几回就好了。象我们家这样没有劳动力，到年底总分时，我家欠下一大笔款。母亲起早贪黑，天还不亮，就挎着荆筐走出十几里去山上山下拾粪，有狗粪和驴粪 ，因为那个时候怕有狼，家家养着狗，生产队里成群的牛，成群的驴有专人去山上放，所以，母亲顺着白天放牲口去的地方拾取，去晚了就拾不到了。母亲每天都捡满满的一大筐，到了春天，连猪 圈 里的粪比谁家多十几方。就这样 维持着。我刚七岁，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母亲步行走出七八十里路到岭西、顺平、易县找偏方抓草药来给父亲治病。这下父亲不能去挣工分了，全靠母亲 、老大 、老二 挣点儿公分维持生活，母亲白天上班，黑夜熬药。一年下来生产队一解算，又得出好多款，成了典型的困难户。父亲为了让小弟活命便把小弟送给了邻村，当时小弟刚 4 岁。生活的艰难使父亲如此果断，忍痛割爱。这使他悔恨终生。
到了1973年，父亲的病慢慢一些好转。村里的煤油灯变成了头冲下的玻璃灯泡，有电了，山村家家户户有了光亮，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各家按上了小喇叭，建立了大队广播站，每天播放着人们喜欢的每周一歌，百姓生活简直是大变样，心情舒畅。每天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回到家，晚上美美地在电灯底下听广播，觉得是一种享受。
1978年改革的浪潮推向我们农村，土地承包，这使我们不再吃大锅饭，不用再去生产队挣工分了，这给我 们百姓和家庭带来了好处，土地分割，按人均分配，包产到户，有劳力的可以出去打工 挣钱，使生活更加改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父亲这年60周岁了，可以领到军人退伍定期定量补助金了！父亲连自己都没想到，老了还能吃上国家补助金，这是自己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荣耀。
父亲病情好多了，我在家不用给全家人做针线活了，就托邻居刘云成在北京给我找了一家保姆工作，后来走进了中央外贸部长陈慕华家，陈慕华虽然是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她说话和蔼可亲，让人钦佩。她那慈祥的面容对我说起话来总是语重心长，吃饭时同起同坐，把我当成自己家人，根本没有高低之分， 全家人对我特别好，让我在一生当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日子，使我对生活有了向往和追求。
一封电报打断了我的梦想，父亲来电上写，父亲病重速归，没办法，父命难违呀！只好与陈慕华全家告别。在陈慕华再三安排下，她的三女婿开车把我送到永定门火车站。当我背着大包小包到保定火车站时，在买票处问售票员几点车到高士庄。她问我去那里，我说，黄龙寺。她告诉我现在有直达黄龙寺的班车了，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原来不到两年的工夫黄龙寺山路修通了。直达我家大门口外。当我回到家之后，父亲根本没有电报上说的那样，原来他们早己商量好的事，把我叫回来给哥哥换亲。当时我真是想不开，为什么，哥哥娶不上媳妇儿让妹妹来承担责任，哪儿的天理？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我的命运终于没有 与父亲抗争。我被嫁到更加偏僻的西沟里，别看差这么几里地，生活条件比我家相差太远了，结婚是换亲没有财礼没有嫁妆，婚后还欠下一大笔债。在这山沟里没有经济来源，就贷款买了一群羊，5年后，结果， 多年的辛苦不但没挣钱，反而赔了个底朝天，又欠下了一大笔贷款！为了还这笔账，他又下砖窑去了。家里的两个孩子和地里的活我自己忙不过来，我父亲就来帮我锄地，一边干活，一边讲述他在战斗中的故事，讲的都是在与敌人生死搏斗的现场，好比亲眼所见一般，人物 、地点、机枪声、 冲锋号声，他给我演示了炊号的姿式和，早晨起床号 、开饭号、 熄灯号 、撤退号、各有不同的节奏。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小号声，时刻响在耳边。
我曾记得在我小时候生产队里分好多连叶的花椒，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在煤油灯下摘，摘到深更半夜，父亲怕我们打盹，他就讲述他打鬼子的故事，我们一下就精神起来，有时候天快亮了也不打盹儿。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脑袋挂在腰上，冒死也得往前冲，与鬼子拼刺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就得与鬼子玩儿命，你若是不猛杀猛拼，说不定随时随刻就没命了。所以，在晋察冀军区一团号称一支主力军。
在1991年，父亲得了半身不遂。当时我生活的如此困难，八分钱一斤酱油都没有买过 ，家里养了几只鸡，下了蛋舍不得让两个孩子吃一个，把它卖了给父亲买好吃的 。这一躺就是两年多，在1993年农历正月20日父亲走了， 享年75岁。他讲述的声音，在激烈战斗中的身影就像电影一样时刻闪现在眼前。
生活的艰辛改变不了我的生活困境，思前想后，不由得回想起在陈慕华家度过的美好时光，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又来到北京，当时陈慕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她很关心我的生活，拿出了好多书刊送给我，又拿出来一千多元钱，语重心长的说:你把这些钱拿回去做本钱，多学习书刊中的人物是怎样走上发家致富地路的，在陈慕华的鼓励下，我慢慢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黄龙寺这个大山沟，靠自己的努力艰辛多年，把贷款还清了后，在县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没有别人的豪华，但是我很知足。在城里住楼房再好也不如家乡生活环境优美，吃的是清泉水。
我经常思念家乡，2016年，我费劲全力把多年破旧的房子重整装修，取名，“云泉居”建成了一个漂亮的农家院，被区妇联评为 “美丽庭院 ”荣誉称号，在此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文友们作诗 、作画，创作出更多的精美作品。
在2019年，国家政策好，把建设美丽乡村放到第一位，黄龙寺村的户户通是相当难度大，因为大部分住户都在半山坡上，小推车都 推不上去，都是用水桶挑上去的。村委领导班子克服一切困难，才完成这项工程。近两年来， 各家大门外竖起了铁杆安上了太阳能路灯，现在村庄亮了，不在那么黑暗，路灯照亮了村庄，照亮了每家每户。那些老头老太， 在灯下跳起了广场舞。60岁以上老人可领取养老金，村里的人们靠外出打工挣钱，大部分在城里买了楼房，村里外出多年的游子们回乡安度晚年。
2021年，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黄龙寺村还按了光伏+电取暖，国家补贴，不用烧煤，干净又省钱。这是多么幸福的年代呀！ 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愿黄龙寺村人民生活的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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