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家乡太行山腹地的丘陵地区有个特点：涝天丰收年，旱天庄稼干，全靠天吃饭。

头上天空窄的像“锅盖”，脚下的地盘狭的“肩膀都晃不开”，碎碎的地块儿像一张张“千层饼”一样，错落有致地摞了起来。西高东低，北陡南凹的地形，所耕种的地块儿一般也是漄头一线高耸，堰头一边偏低。老天干瞪着“红红的眼睛”，轻易也不下一场雨，即使下雨，这雨水也犯着“急脾气”，粗声大气地喊着叫着匆匆而来，然后嘎然而止急急忙忙雨过天晴。雨过地皮湿，地表以下的土干的直冒“傻气”，太阳一出风一吹，很快地皮干了，禾苗渴的“皮肤龟裂”，叶片像“弹花锤上缠绕的棉花”一样，拧着劲儿，吊着脸，锁着眉，如“蛋酥卷”儿一样的卷曲着，没有一点儿生机和光泽。一片片的庄稼灰蒙蒙的，人们的心理和庄稼一样的难受。

好在低凹处能存一些急雨下来的水，部分庄稼还能青枝绿叶的生长结籽儿，“驴脊梁骨上”的禾稼，要么是半死不活自身难保，要么是面黄肌瘦“不生不育”，要么是“侏儒”个子，秸秆儿也就二三十厘米高，又何谈“春种一粒粟，秋收千颗籽”啊。社员们把洼地在干旱少雨的情况下，还能有收成这个现象戏称作“娶媳妇要找带疤的，种地要种低洼的”。

社员们在与自然相处中逐步认识到了这个规律，要把梯田地块儿里高外低的状况逐步改变，把自然降水导致的旱涝不均调整为相对平均分配，让低处的庄稼吃的了，也让高处的禾苗儿有的吃，那就要起高垫低，尽量把地块儿相对整平，堰头加高，将雨水拦截在梯田里。

由于丘陵地区的缘故，全村千余口人，只有四口水井，每口水井少说也有七八丈深。到了春天，用水量稍有增大，几口水井基本都是底儿朝天“干涸难耐”。人畜饮水都是问题，更不要说引水灌溉农田了。历朝历代千百年以来都是靠天吃饭，老天风调雨顺有饭吃，老天无雨，老百姓就得把“嘴吊起来喝西北风”。

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队里的干部一到冬天就组织社员们进行起高垫低的生产劳动。方法是：在每块地的“驴脊梁骨上”开几条深沟，用肩挑车推的方法，把开沟淘出的土搬运到低处，并先把堰头加宽加高。然后再把开出的壕沟填平，这样，高的地方低了，低的地段高了，相对也就平衡了。经过数年劳作，使大部分地块都结束了“七沟八梁一面坡，庄稼渴死草难活”的历史。地块说不上平如镜，松如毯，软如棉，但一场大雨过后，被挡在堰头里的水基本都照顾到了“每棵庄稼的需求和情绪”，这是再标准不过的“水平尺”了。哪高哪低，一场大雨过后落下的痕迹就一清二楚，为来年起高垫低提供了标志物。

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起高垫低的地块儿，墒情保持较好，棵棵庄稼都眉开眼笑，在微风里沙沙作响，欢声笑语，商量着怎样高产稳产。收获的时候，它们穗大粒饱，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看在眼里黄橙橙的，吃到舌尖上香香甜甜的。

可谓是：你把地整平，土地就对人公平；你把汗洒在田间，秋后粮仓才能装满；你付出多少辛苦，土地就给人回报多少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