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到新年，我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潮水，奔腾不息。我家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东北榆树农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新立屯，这是一个差不多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小村庄，她经历过战乱及胡子的袭扰和掠夺，虽有民不聊生的痛苦经历，但都挺过来了。但是，那些无法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还是深深地留在当时和后人的记忆中。
那是1920年腊月的一天，一群穷凶极恶的胡子来到新立屯。胡子最活跃的时候是在旧历年前后。因为过年了，家家都会准备一些年货，富裕的人家还会杀猪，有的人还会买一些新衣服，专等除夕晚上穿，以展示一年的喜庆。这些都是胡子垂涎和抢夺的对象。
据说当时来到新立屯的这伙胡子是来自一个大绺子，这个绺子大都是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组成的，这些人无恶不作，一旦在当地混不下去了，便聚集起来落草为寇，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而且这伙人心狠手辣，草菅人命，视百姓生命为儿戏。当时我舅舅只有十几岁，自然不知道胡子的厉害，还跟着胡子到处跑，看热闹。突然，一个年轻的胡子，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悄悄从后面把枪架在我舅舅的肩上，扣动扳机，向远处嘭地开了一枪。我舅舅被吓得一声尖叫，便失魂落魄的跑开了。接着便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病情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最后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在冬天一个寒冷的雪夜，舅舅赤脚跑出家门，结果双脚都被冻掉了，成了残疾人。后来病好了些，又读了几年私塾。舅舅很聪明，认识很多字，能背五经四书和唐诗。后来我认识的繁体汉字，大都是舅舅教的。
舅舅的晚年非常悲惨，精神病又复发了。为了防止他打伤别人及自己残害自己，姥姥决定用铁链把他锁在炕头的一个磨盘上。我清晰地记得，舅舅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用双手不断地捣动着脖子上的铁链，像虔诚的佛教徒数着念珠一样，我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和痛苦的。夏天开着窗户还可以进来一点暖阳，和来看望他的邻居有个交流；冬天基本是囚禁在炕上，虽然冬天的火炕是热的，不致于被冻着，但那种寂寞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的。我见舅舅可怜，夏天常常从小园里摘些黄瓜或西红柿送给他吃；他会吸烟，我就从二娘家的烟笸箩里偷偷卷几支蛤蟆烟送给他，哥哥偶尔也给他包顿饺子，他吃的很开心。但没过二三年，舅舅就离世了。那时我还小，但很想念他。舅舅虽然精神病犯的很厉害，但从来没有打骂过我，我一去看他，他的脸上就会浮现出春天般的温暖，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我伤心地哭了。
二
从中国近代起，东北就是有名的土匪猖獗地区，尽管各个时期，政府都派兵进剿，但东北匪患却从未绝迹。据说当年东三省胡子加土匪有100多万，当时东北的总人口也不过4000万。除四大悍匪：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之外，单打独斗的胡子多如牛毛。45年日本投降时，东三省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胡子正是利用这个时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严重的损失，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当时我大爷家住新立屯。家境不错，有一匹枣红马，几晌地，加上我大伯二伯两个壮劳力，一家人对生活有着美好憧憬。正好那年风调雨顺，收成不错。到年根时，全家人合计，到三岔河镇上卖一车粮食，换回些年货，扯上一匹布，给全家每人做件新衣服。
商量后的第二天清晨，大伯和二伯高兴地套好车，装好粮食，两个人一个赶车，一个押车，直奔三岔河。三岔河镇离新立屯不过40多里路，虽然路况不好，车有些颠簸，但不到2个小时，还是顺利到达镇上。粮食出售的也很顺利，只是买年货和布匹耽误点时间，直到下午4点多钟，车才往回走。因为腊月，昼短夜长，车在回来的路上，天渐渐地黑了下來。大伯二伯有些担心，就怕路上出什么意外。因为那些年月，被胡子抢劫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他们边走边巡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好提前采取措施。不过还好，因为走的是大道，路上偶有行人来往，并有车辆穿梭不断，所以一路上并未发生任何异常情况。车很快到达了邻村——积善屯，过了积善屯，穿过西北大甸子就到家了。因为离家近了，大伯二伯感到一阵轻松，心想一路上总算没遇到胡子抢劫，安全回来了。
而西北大甸子实际是一望无际的大条通，一人高的柳条墩，到夏季枝繁叶茂，人马在其间走动是无法被发现的；即使冬天柳条的叶子完全脱落，赤裸裸的交错散落在草甸子上的密集的一簇簇柳条林，也完全可以把人的视线封锁在几十米远的范围内。
何况当时夜色已经降临，月亮刚刚升起。正在大伯二伯虽也有些担心，但还是陶醉在马上要到家的喜悦中时，突然从条通的深处窜出一个胡子，骑着一匹毛色黑亮的马，左手拽着缰绳，右手端着洋炮，冲着大伯二伯高声喊道：“停车！想不死赶快趴在地上，不许抬头，否则老子一枪崩了你”，我大伯二伯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跳下车就趴在了地上，为相互照应，大伯和二伯心照不宣地肩并肩趴在一起。之后微微抬起头，窥探胡子，看他在做什么。这时他们发现胡子把枪放在车辕上，左肘压着枪托，右手开始从车上往下卸辕马。这匹枣红马可是全家的命根子啊，大伯看到这一幕心里极为愤怒，用手拉了一下二伯，暗示两人一跃而起扑倒胡子，将其制服，避免财产损失。但二伯胆小，死死拽住大伯袖子不放，意思是说，宁可损失一匹马，也别把命搭上，万一制服不了胡子，胡子操枪向咱俩射击，我们俩非死即伤，届时悔之晚矣！
等两人迟疑一会，战机已失，胡子已经把马从车上卸了下来。彼时，只见胡子一手牵着马，一手端着枪，随时对趴在地上的大伯和二伯保持射击状态。这或许是胡子长期打家劫舍形成的“职业素养”所致，为防止被劫持人的反抗，随时对被劫持人保持威慑。大伯二伯眼睁睁看着胡子把枣红马牵走了，却毫无办法。
其实成败就在一念之间，有时人们是需要一点勇敢的冒险精神的。如果大伯二伯抓住有利战机，趁胡子聚精会神从车上卸马的瞬间，扑上去把胡子制服是有可能成功的。
中安的薛老四压粮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薛老四是猎人，练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弹无虚射。有一次受人之托，押送粮车到三岔河。一共4辆车，薛老四坐在第一辆车上，保护着后面的三辆车的安全。粮车走到新城局的时候，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说要捎脚，就坐在最后一辆粮车上了，过了2里路，又有两个人也说捎脚，不约而同地又坐在第3辆车上了。这时引起了薛老四的警觉：心想这几个人绝非善类，多半是胡子。薛老四不愧是打猎的，开始盘算起来，如何制服这4个人。这时，天上突然有一只飞鸟向车的方向飞来，薛老四有了办法，他扣动扳机，向飞鸟射去，鸟应声而落。车上的4个人面面相觑。车又走了几段路程，4个人便相继下车，落荒而去。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薛老四用他的勇敢和智慧化解了一场胡子抢劫的惨剧的发生。
东北闹胡子，给人民造成极大的恐慌，当地老百姓每天都不得安宁，生活在恐惧之中。
1945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在东北执行剿匪任务，1947年10月完成了剿匪任务，历时22个月。盘踞在东北的顽匪和胡子基本被消灭了，独狼式的胡子也因受到剿匪大军的高压而不敢轻举妄动，有的已金盆洗手，罪大恶极的又被当地镇压了。
49年以后东北的治安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人们基本可以安居乐业了。
三
郑板桥30岁左右时，他的犉儿夭折了。在小小的坟茔前，年轻的父亲郑板桥留着泪水，仍用往日喂食儿子的汤匙，盛满稀粥，悲怆地呼唤着地下的犉儿，并不时地给他的小嘴喂食。而此时他却担心的是小儿在阴曹地府，没有他的父母在其身旁呵护，独自一人在冷风苦雨中那种孤独且害怕的样子；更担心像他一样的穷人之家的小孩死后也是小小的穷鬼，无力应付荒涂野鬼的勒索；然而，最令他担心的是小儿在森严冷酷的阴曹地府受尽欺压凌辱，因家贫只能处处求生，却无能为力的样子。
于是郑板桥强忍泪水写下了五首哭犉儿的詩：
其一
天荒食粥竟为长，惭对吾儿泪数行。
今日一匙浇汝饭，可能呼起更重尝。
其二
歪角鬏儿好戴花，也随诸姊要盘鸦。
于今宝镜无颜色，一任朝光满碧纱。
其三
坟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胆怯风湍。
荒涂野鬼诛求惯，为诉家贫楮镪难。
其四
可有森严十地开，儿魂一去几时回。
啼号莫倚娇怜态，罗刹非而父母来。
其五
蜡烛烧残尚有灰，纸钱飘去作尘灰。
浮图私有三生说，未了前生好再来。
今天，读郑板桥这五首詩，宛如身临墓地，看到一位可怜的父亲哭倒在爱子的坟前，泪尽眼枯之后还呆呆地望着那堆孤坟，神思恍惚，眼神迷离，不仅为之流下同情的眼泪。
无独有偶，我的父母也经历过这样生离死别的时刻。只不过他们不是诗人，没有把他们悲痛欲绝的心情付诸文字。
母亲生育的子女中，活下来的只有4个，其余或因饥饿、疾病都相继死去了。最令人撕心裂肺痛心疾首的是我二哥的离世。他当时只有6～7岁，但非常懂事和听话，每天不离妈妈身边，妈妈也不时地呼叫着“二小”。有时吃奶不小心咬了妈妈，还伤心地问妈妈，疼不？妈妈告诉他不要乱跑，以免发生危险，他就屋里屋外自己玩，从不走远。尽管这样，在冬月，在他快满7岁生日的一天，灾难还是降临在二哥的头上。二哥突然拉起肚子，而且拉时肚子疼痛难忍，常常一边哭一边拉。起初母亲认为只是一般的拉肚，过几天就好了，谁知一连拉了十几天，不但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这时母亲慌了，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积蓄拿出来抓点中药给二哥吃了。在那个落后的年代，根本没有医院，只有几个私家老中医，也谈不上高深的医术，像这样突如其来的疾病，不问病因，也无法探知病因，胡乱配几副汤药，多是不对症，所以吃了也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二哥吃了药病情却没有一点好转，而这时家里一点钱都没有了，只好看着二哥的病情肆意发展。就这样二哥拉了两个多月，一直拉到年根，最后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有一天，二哥躺在炕上，妈妈怕炕席不平，会给二哥消瘦的身体增加痛苦，便给他垫上了厚厚的褥子，二哥有了些许的安祥。
这时母亲坐在二哥身旁，强忍悲痛地跟二哥开着玩笑说：“二小啊，死了吧，多遭罪啊”，这时二哥用仅有的一点力气，睁大眼睛，眼里滚动着泪花，有气无力地说：“妈，我想你，我不死”。这是二哥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说着便昏迷了过去，接着便没有醒来，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二哥停止了呼吸。这时离过年还有三天，二哥到底没有熬过这个年。带着对尘世的不舍，带着对母亲的眷恋，带着对那个黑暗落后的时代的控诉，二哥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号啕大哭，一天没有吃饭。但是那些接二连三死去的孩子给她产生的“免疫力”，还是让她很快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日子还要过，坚强的母亲就这样安慰着自己。后来母亲偶尔提起此事，脸上总是带着痛惜的表情。
二哥被用席子卷着埋在了新立屯的乱坟岗，成了孤魂野鬼。虽然我没见过二哥，但我同情二哥，怕二哥幼小的身躯被荒涂野鬼欺侮，所以我每年在给父母烧纸的时候，总是给二哥也带几张，希望他在阴曹地府能过的好一些。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还是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使自己得到心灵上的解脱。
此刻我还想起一件往事，父亲常常为孩子们的死感到自责。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想学医的，汤头歌都背下来了”。这话我相信，因为到了晚年父亲还能流利地背诵汤头歌，虽然他并不懂药理。接着父亲说：“我要是学医，说不定还能救活几个孩子。但后来鬼使神差地到三岔河木匠铺学了木匠，也就无能为力了”。
其实父亲也用不着自责，在旧社会，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靠几副中药是无法挽救生命的。孩子要想活下来，只能靠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能够存活下来的生命都是奇迹！
二哥到底是什么病？一直没有确诊。后来村里因为此病又死了好几个孩子。一直到六几年，我堂大哥的大儿子，也是拉肚死的，死时都十一二岁了。后来到五棵树医院住院，说是痢疾中毒。其实早期吃点痢特灵或四环素说不定就能好，但是农村落后的文化以及对疾病的无知和漠视，患者一旦病重，想医治时已病入膏肓，失去了治疗意义，令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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