掺水肉汤香死人

文   李建印

        

        马上要过年了，也快到煮肉的时间了。尽管可以去超市采购，也有兄弟姐妹和亲戚战友们寄来的吃食，而且今年还有县委政府给在外澄城人的一份土特产，其中有一个蒸好的扣肉碗子在内，可以不再动手准备。但我家老伴总是要自己动手，亲自洗肉、煮肉，切片、装碗、放调料、点料酒、上锅蒸。出锅后晾凉，入冰箱，尔后随吃随热。

        家属一煮肉，我就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直到入伍前，年年这时候，老妈煮完肉，让我们喝的那碗掺了开水的肉汤。按说，我这六十多岁人了，吃过不少肉，喝过很多汤，但总觉得那碗掺了水的肉汤味最香。只要一想起来，那上面漂着的油花和葱花仿佛就在眼前晃动，那飘散在窑洞空气里的味道仍能激起难忍的食欲，舍不得猛喝而先慢慢的嘬上一小口，盐的咸味，花椒的麻味，平日难有的八角和生姜味以及葱、蒜等味道，瞬间集中在舌尖上，感觉到自己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感觉一定超过后来中央电视台制作节目《舌尖上的中国》的味道。

        我出生在渭北农村，懂事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成长时经历了那场大革命，平时能吃饱饭就是幸福，上学布包里有馍或红薯、菜疙瘩背就很愉快。萝卜丝或片菜有盐、醋放上，再能放点酱油，放点干辣椒面，能把一小小玻璃瓶装满，夏季三天，冬季六天的所有副食调味问题全指望他。有时，另外装上一点盐和花椒面，喝开水或泡馍吃时放上，顶过现在的山珍海味。一年到头，吃肉的机会一定不会超过一只手数量，因为除去过年，就得看你家亲戚中有没有人办红白事了。

        日子过得再难，生产队办的好时，过年时每人可能分到半斤到一斤肉，这年过的就好一些。生产队没有粉房与豆腐房，没有养猪场时，只能靠家里大人到县城割点肉。能搞上肉票的人可以到副食品公司架子上去买，没有办法的人只能到黑市上去买了。我家人口从1964年起就是9口以上，最多时为13口人，记忆中过年割肉大多在5斤左右。

        割回来的肉通常只保证正月初一中午全家能吃上肉，正月十五能否有肉得看亲戚来的情况。正月里走亲戚，看老人，难得一年到头见回面，不用给生产队请假，可以自由走动。当时人们骑自行车走亲戚是有钱方便人家，相当多的人是要靠步行，这样中午饭是一定要吃的，你要给亲戚吃一点有肉的菜算是过年。而我家里爷爷在，老亲戚多来人多，得招呼次数当然多了，保证亲戚有肉吃是要家里大人一定得掌握好的。

        家里煮肉肯定是下午，我一定不会出去与伙伴们玩耍，要一直等到母亲把肉煮好捞出来，把骨头撕下来，自己爬在案板边上，眼睛盯着母亲的手，祈盼她多留一点肉，自已啃点骨头。母亲看着我们样子，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每人盛一勺子煮肉汤，尔后加点开水，放点盐和花椒面，放一点葱花搅一搅，让我们每人有一碗煮肉汤喝。又从灶膛里给我们拿上烤过的白蒸馍，别提那时有多么开心了。望着母亲慈祥的面孔，看着两眼先天性高度近视2600多度，也没有配过眼镜的母亲，在雾气腾腾的窑洞里为我们摸索着调制分配，十多年次次这样，在我内心当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母亲离开我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也在部队过了几十个春节，也到过俄罗斯留学，去过欧洲和南美以及中东访问，吃过他们做的各种美食，特别是品尝过南美的烤肉；也在国内喝过不少汤，既有北京和其他城市大厨做得汤，也有边防连队战士做的汤，还有牧民自己炖的汤，但留在我心中永远是母亲给我拌好的那碗掺水肉汤，更有母亲对我们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