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积极”与“太消极”

晓林

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喜欢周作人和郭沫若，一个太消极，一个太积极。

一个时期以来，文坛出现了捧周作人，抑郭沫若的情绪，以至郭老与高层的关系也饱受诟病。我觉得值得商榷，至少对郭老有些不公。不过，李先生对周郭二人太消极与太积极的评价，倒是颇有些意味。

老舍先生也曾受到过类似郭沬若先生那般诟病，他对郭有一段评语我认为是公允的：

“他是狮子，扑什么都尽全力，他什么都做得很好。写作，作诗，学医，翻译西洋文学名著，考古………。”

的确，纵论郭老一生，在多个领域建树良多，且大节不亏。

李泽厚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谈及：解放后，一批旧知识分子，包括像汤用彤、宗白华这样高雅清脱的名学者也都臣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更毋论那些原来就革命的学者了。

郭沫若先生当然属于“原来就革命的学者”，又身居要职高位，所作所为，纵然瑕疵不少，也不必过分苛求。

从另一个角度论，我觉得李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有意义，值得学界乃至思想界重视。李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至今未得好好研究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课题。关键在“衷心”，即真心实意地接受和信服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问题，对了解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极有好处”。

令人扼腕的是，写这篇小文时，传来了李泽厚先生仙逝的消息，不可能看到先生的答案了。

至于说到周作人，又岂止用“太消极”三字可以概括。对于晚节不终，宦事敌伪，身陷缧绁，他辨解为“那是不得己的事”，“我和一些朋友也需要生活”，则为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难以接受。

近些年，周作人散文热了起来，周先生的文笔的确别具一格。但有人评价高过鲁迅先生，则大谬。他的文章与鲁迅先生相比，与时代很隔，缺少灵魂。

从另一个层面说，做人做事不能太消极，也不能太积极，是已近耄耋之年的李泽厚先生的人生感悟，也反映了先生的人生态度。先生晚年有四个静悄悄之说，即：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先生一直记得小时侯父亲和他说以高下品德分四等人：“说了不做，说了就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

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活。近10年，先生秉持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的“三不政策”。最后就是静悄悄的死。

李泽厚先生说，“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

文到此时，本该搁笔，忽又想起前些年读曾思玉将军《百年见证》，毛主席对临危受命，执掌武汉军区帅印曾思玉同志面授机宜：“你有股革命干劲，有事向总理请示报告，遇事多和同志们商量。不怕你工作不积极，而是怕你太积极了”。

无独有偶。当年陶铸自地方进京，去请教老上司林彪，林也说不怕你不积极，就怕你太积极。那时，对其中深意并不太理解，今天联起来再读，再思，别有一番滋味。

作者 陈晓林 坚持业余创作，出版散文集《纸上声》、诗集《心远斋诗摭》等著作六部。《将星之路》获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