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1997年推出，先后由何镇邦、白烨、贺绍俊等人主持，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100多位当代中国作家，500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文章精华部分，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梁晓声

梁晓声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作家。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跃上文坛，至今已有数百万文字行于世，并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作为一位有影响的“知青作家”，他的作品《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曾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反响，至今仍有众多的读者和观众；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平民作家”，他的作品《父亲》《九三断想》《九五随想录》又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和敏锐的思想影响着广大读者。

梁晓声既是位成就卓著的作家，又是一位被朋友称赞，颇有个性的人。他的朴实、厚道、善良颇得好评，他的爽直和倔强也似乎出了名。

梁晓声印象

李国文/文

每个作家，都会有他相对应的读者群。我记得上个世纪末，晓声每年都要出一本回想录之类的大随笔，在书店里，是属于躺在那儿卖的书。一般图书，都在书店的书架上站着卖，能摆平在那儿出售，说明这本书好卖。不知为什么，新世纪以来，晓声不再有这类作品问世。有好几位铁路上的熟人，都是些极普通的购书者，还向我打听过。由此可见，读者虽然有时会被炒作所误导，但若是对某位作家有了专注的感情，便不大受到文学圈子里议论的影响。权威的看法和评论家的见解，有如东风吹马耳，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了。

有人认为某个作家好得不得了，挡不住读者不买账;同样，有人认为某个作家不怎么样，可读者偏偏喜欢他。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清一色的世界未免太可怕，文学也如此。若没有选择，豆腐一碗，一碗豆腐，那也太痛苦。

选择是读者的权利，谁也无法使那些到书店来花钱购书的读者一定要买这本书，而不让买那本书，那就违背市场规律了。

不过，书卖得少，并不表明书没有文学价值，对于作品的评价，从来是见仁见智，不必求其“舆论一律”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在圈子里得到赏识，是一种价值；下里巴人，老少咸宜，在圈子外获得呼应，也是一种价值。对象不同，期求也不同；口味不同，效果也不同。这两种价值，不存在谁好谁差的比较。说到底，能够进行文学仲裁者，最后只有时间。所以，至少要过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才能略见分晓。因此，此时此刻，说什么长长短短，好好赖赖，都为时过早。

我问那位副主编先生:“梁晓声的铁杆读者都是哪些人呢?”

他说:“应该是那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五十岁左右，插过队，上过山。下过乡，回城后当普普通通老百姓的那些人；特别是在其中生活得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这两个“特别”，令人听得有些心酸。

因此，能为这些读者写作，或者，在写作时能想到这些读者，我想这个作家一定是好人。好人的心都良善，他想着那些不是很走运的普通人，于是，我挺佩服晓声，因此，他的作品能给这些读者带来多多少少的温馨，能够使他们郁闷的感情，多多少少地得到宣泄，我想，真可以用“善莫大焉”来肯定晓声的劳作。现在，该来谈谈我心目中的好人梁晓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写过一篇《好心》，发表在1993年9月9日的天津《今晚报》上。文章不长，现抄录在下面:

这个听来的故事，是我的朋友，作家梁晓声给我讲的。

他家住在儿影厂宿舍，一天，到北影厂去办点事情。这两家电影厂也就一墙之隔，没有几步路。但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行乞的妇女，还带着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钱。现在这些讨饭的常常拦劫似的挡住你，或拉住衣服不撒手地要钱。我对这类人采取不理会，绕着走的政策。但晓声，是个极具平民意识的作家。他不但是有太多的同情心的汉子，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会说“不”的敢于断然拒绝什么的人，于是，他被缠住不放了。

“给两个钱吧!”

“可怜可怜俺们娘儿俩吧!”“俺们饿了两三天啦!”

在我们这个首善之区，经常有这类“强要饭的”横行在街头巷尾，实在是大煞风景，有碍观瞻。政府也时不时地整顿，但遣送走了，不多久又会回来的。这类人就认为你应该施舍，应该给钱，不给，还会悻快然地遭到不满。这在任何城市里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尽管是在首都，尽管不停地遣送，也难以绝迹。不过，即使那些世界上的一等强国、一等富国，也不能保证在地铁站里，在广场上，没有人向你伸出手来要钱的。想到这里，人家并不在乎，并且发照，准许持证行乞，我们倒也用不着不好意思了。

曾经有人写过关于我国各地丐帮的报告文学，好像是作家贾鲁生吧。据说因为在城市里行乞，比干活还来钱，于是有一批要饭专业户，长期驻扎在京城，要着要着，能要出万元户，要出小康之家呢!

梁晓声根据他作家的判断，相信这对追着他讨钱的母女俩，不是那种很有专业经验的要饭人，就给了她们一点钱，走了。等他从北影办完事返回，仍旧在这条路上，又遇到了这对母女，缩颈斜肩，在那里向行人苦苦讨要。当时是春三月，还不怎么暖和，见她们穿得也单薄了些，他动了隐之心。

“这样吧，”他说，“我家里还有些过时不穿的衣服，虽旧，可并不破，你们跟我回去，拿两件穿吧!"

北京春天的风，有时挺峭厉的。但晓声的心，却是非常的热。于是他的热心，好心，善心，就给他制造了一场烦恼。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这也许是真的母女俩，但也不排除是临时的组合搭配，以增加要饭效果而扮演母女的两个人，自然跟随着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了。

好在很近，就到了家，晓声翻出几件旧衣服送给她们。看到她们高高兴兴地下楼走了，就关上门，继续写他的东西了。这世界总得有点温馨才行，虽然这些旧衣不值什么，但看到她们那种愉悦的样子，他也感到一点欣慰了。

没想到，凳子还未坐热，有人敲他家的门，打开门一看，还是这对母女。她们说，“刚才您老给衣服的时候，还有一条旧毯子，能不能行行好，也给了吧!”

因为他太太焦丹上班去了，晓声吃不准这条旧毛毯家里还有没有用，该不该给出去，他急于写东西，也不想让她们老是缠着，就做主送给她们了。“好好，给你们，快拿走吧!”

这是上午的事，没想到，下午她们又来敲门了。

他万万没料到，一开门，一大群要饭的围在他家门口。那母女俩差不多把附近的同行业的人都招引来了，挤满在楼道里。前面的，大概是和她们同属一地一村的。后面挤上来的，她说，不和她们一伙的，是见她们得了便宜跟着来的。这些尾随而来，也想捞些什么的要饭的，并不相让。于是在楼道里，两伙人互相攻讦。她要求梁晓声只可怜可怜她们一伙，可又不让非她们一伙的获得这样的机会。后来者当然不肯示弱:“凭什么就许你们要，不许我们要!”

楼道里自然乱成一团，好像要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个乞丐王国的电影似的，弄得我的朋友不知该怎么招架才是。这场风波，闹了两三天，才告平息。整个楼群里的邻居，都对这位作家侧目而视，弄得他窘透了。

梁晓声给我讲他这段故事时，仍是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

这其实是个接近于闹剧的小喜剧，苦笑之余，倒也充分证实，晓声是毫无疑义的好人。

虽然，有时，这好人做得有点尴尬，有点吃力不讨好，但他乐此不疲。只要有人敲开他的门，晓声老师，如何如何，他不但会听下去，还会帮着出主意，还会解囊相助，还会找到有关部门，仗义执言，甚至到最后，求他的人反而插不上手，只好待着看热闹，他个人却东奔西跑地忙个不停。

有时候，我也奇怪，你们早先认识？

他承认，大多数，这些不速之客都是陌生人。不过，来求他的人，都能很快找到谈话的楔入点：或是兵团的战友，或是知青的后代，或是东北老乡，或是哈尔滨道里道外南岗跟他家能拉上一丝片缕关系的邻居亲戚，只要触动梁晓声的故土情结，文学情结，他就不能置之度外。于是那些热爱文学、愿意为文学献身、非要成为大师的文学青年，那些抱着尺把高稿纸写成的电影文学剧本，指望梁老师点石成金，然后得金鸡奖，得飞天奖的影视发烧友，便频频出现在他家门前。

当然，登门造访者还不仅仅是诸如此类期待他施以援手的人，也还有富得流油的老板，亮得放光的明星，肚皮圆滚的书商，身世显赫的子弟……尽管这些人什么都拥有了，但空虚的心灵，还是渴望晓声那慢条斯理的话语并得到一点滋润。总而言之，他被大家所需要。

有时，我也到晓声居住的蓟门桥去，那是电影厂的宿舍，有好几个门洞，每次去总搞不清他家是第几个门。每当我在楼前逡巡的时候，楼上总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演过《小兵张嘎》中的鬼子翻译官，开窗向我示意，用手指告诉我，应该从哪个门进去，可以找到梁晓声。其实，我并未向他打听，但他马上知道我要找谁。由此可见，我们这位好人梁晓声，是如何的门庭若市，是如何的访客盈门了。

做到这样被人需要的作家，我想，这便是晓声的成就感了。

那时，我到他家去，一是作为《小说选刊》的编辑，作家梁晓声，必然是在重视之列的作家。但就个人而言，朋友梁晓声，更是放在首位的朋友。大多数读者是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他的性格他的志趣，其实多数读者愿意掏钱买他的书，当然是要读出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公义情结。

这是我杜撰出来的词，公，包含着公正，公平，公允；义，包含着义气，义务，正义。所谓梁晓声式的情结，就是他努力往这个高度接近，正是这个缘故，我觉得他很可敬。虽然，我知道，我这种评价，有些同志并不一定赞成。任何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多面体，我看到的是这一面，别人也许看到的是另一面。毛泽东早引用过的，汇聚了五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的谚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就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不以偏概全地判断一个人。

我说过了，那是我在《小说选刊》工作时期，经常去他府上造访。那一阵子，我突然发现，值得信任的朋友，能够信赖的朋友，敢情不是很多的那位在晓声楼洞窗户里露着一张脸的老演员，显然知道我已经是梁家的常客，无须他再指路了，便给了一个电影明星式的笑，尽在不言中了。

什么叫朋友，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朋友，每个人的定义不同，要求也不同。我比较倾向孔夫子的朋友观，“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所谓的“谅”，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你能在朋友这里找到支持。

最令人寒心者，当你还没有怎么样的时候，甚至连风声鹤唉的程度还不到，有些太聪明的人，太洁身自好的人，就把脸调过去了。更可怕者，还有那些“便辟”“善柔”“便佞”的朋友，恨不能落井下石，发国难财呢！

梁晓声的书，很厚重，譬如那部《雪城》，像一块城砖;可他的体格，很单薄，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健康的，不是这儿出点毛病，就是那儿发生故障。但这个长得不是那么高大魁梧，也不显得那么孔武有力的梁晓声，在我眼中，却是一条真汉子。

他的外形上，简直找不到丝毫与瓦岗寨、与梁山泊常见的那种汉子的相同处，但在他的基因中，我相信，而且百分之百地相信，有着齐鲁燕赵的汉子精神。什么叫汉子？就是敢担承，敢两肋插刀，大难临头时，不当缩头乌龟，不像土行孙似的撒丫子开遁，连影子也不见。

我认为，梁晓声，作为朋友，绝对是好样的，这是由我切身体会而来。你有什么难事，就托付给他好了，只要他答应了，只要不到杀头的程度，他都会担承下来，如果真要杀头，我估计他也许会伸出脑袋来，因为没有试过，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不敢打保票，反正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看作无须顾忌，能够倾心交往的朋友。

往事如烟，过去的事也就过去了，细节对小说是重要的，对不成其为记忆的记忆，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回想起与晓声的两个世纪的交往，我还真庆幸有这样一位相差二十岁的忘年交呢！

解读梁晓声

韩小蕙/文

一

记得是有一年的金秋十月，天已大爽。有一晚端坐灯下读报，忽然看到一篇非常漂亮的批评文章，不仅态度勇敢，言辞率直，而且最关键的，是一下子批评到要害处，又分析得头头是道，十分深刻有道理。心里暗暗称奇赶紧寻找作者的名字——敢情，原来是“梁晓声”。佩服有加的同时，也替他捏了一把汗：晓声兄，这年头，人家都不批评，只有你老是这么直率，你大概是觉得“心底无私天地宽”吧。可是，你看着吧，肯定又会有麻烦找到你头上！

果不其然，后来听说晓声接到不少匿名电话，除了肮脏的谩骂和诽谤还有讹诈和威胁:扬言要乘他出访之际，把他的家人怎么怎么样……

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就胆怯了，可又是晓声，拍案而起：

“我就不信，这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了？”

这就是梁晓声——真实，率直，磊落，坦荡，不信邪，不退缩，不油滑，敢言人不敢言，敢做人不敢做，疾恶如仇，直抒胸臆，天不怕地不怕好汉做事好汉当，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有点儿憨。

二

曾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论断，叫作“文如其人”。但我以为，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作家可以做到心在笔端，作文与做人较为一致，梁晓声便是这一类作家中的一个。而且要解读他的作品，还就得从了解他的性情开始。

晓声是个处处都能见到真性情的人，他的故事太多了。

有一次在东北绥芬河市，晓声去采访边贸市场。忽然就见人群乱了起来，间有“抓小偷”、“打死他”的喊声。晓声看到愤怒的人群在打一个年轻人，已经打得浑身是血，抱着头在地上乱滚，一边哀告着:“我不是小偷，是他们栽赃……”可是旁边有几个壮汉继续喊打，好像非要把他打死不可。人生地不熟的晓声，突然就冲上去了，用身体挡住那个年轻人，呵斥不要再打了。那几个壮汉一起怪叫起来：“他们是一伙的！”说着就向他扑来。身材单薄的晓声毫无惧色，据理力争，直到闻讯赶来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将他解救出来……

类似这种场面，晓声已不止一次遇到，每次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比他自己的事还敢拼命。凡事后，每问有没有危险，皆答曰:“知道有，可就是忍不住。”

以至于他所住的社区群众，有什么不平事都愿找他站出来说话，俨然比人民代表还要人民代表。

其实从外表上，还真看不出他有那么烈，相反倒有点儿像一位女性，说话慢慢的，音量很低，很有节制和分寸感。他还老有一种“老大情结”。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个“老大”，而是指在家里排行第一的“老大”，在朋友圈子里，会周到地关心这个，体贴那个，像大姐姐一样细心，有时还会充当让大家插科打诨的角色。这时他的憨也就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了……

去年我们一行人去广东，在首都机场集合，人家李国文、叶楠二位，衣是衣，帽是帽，箱子是箱子，挎包是挎包，收拾得停停当当，又风度又派头，最后晓声来了，穿一件绿不叽叽的夹克衫，手里拎着一只纸袋子。众人见了皆问:“你的东西呢？”晓声用两手撑开纸袋，慢条斯理地说:“在这里面啊，包括两个剧本，三本书。”我们几位女士俱笑，人家自己倒又抖落出一个“包袱”:“我上次去日本，也是拎的它。”

三

在这种文学笔会的活动中，晓声最见光彩的时刻，是在会场上发言，也包括晚上大家聊天时的神侃。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但若赶上他感兴趣的话题，能像作报告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上四五个钟头。所谓他感兴趣的话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兼济天下”一类，用过去的话说，叫作“关心国家大事”婆婆妈妈的话题不属于梁晓声。

我总觉得晓声发言特别带劲儿，能一直听到心里去。这是因为他从不讲官话、套话、装腔作势话，但凡一开口，必带着独到的观点，浸润着一个成熟的中国作家的真知灼见。

比如有一次，在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讨论会上，与会者哪个也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各路的大师、权威、英雄、豪杰，发言果然都很精彩，非同一般。轮到最年轻的晓声发言了，只听他竟是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发展过程讲起，一直谈到欧洲电影探索的功过得失，再到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兴起，最后讲到中国电影的优长和短处。这样，虽然没有讲太多的具体意见，但所有人都明白了那个剧本的缺陷在哪里，剧作者也心服口服，欣欣然接受。当时我的感受，晓声可真有水平，这几年厂长(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可真没白当，不服不行！

类似的场面我遇到过多次，每一次都被晓声的言辞所折服。我体味到，这不光是一种发言，一种冷冰冰的研讨，其中最主要的，是还包含着晓声善于体贴别人、为别人着想，同时又善于开导别人的做人姿态。这和有些作家是不同的，特别是和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不一样，他们更像老师(而晓声更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兄长)。在他面前，你从没有因他施加的名人压力而使自己自卑，你真正从心里觉得你与他是平等的。

这种大家我见过不算少，心里一向极为钦佩，年长者如季羡林先生、张中行先生、邓广铭先生、吴冠中先生、叶君健先生，还有已经逝去的冯至先生等等；中年的和青年作家里面也见到过。他们虽然俱是大学问家，或者是名副其实的大作家、大评论家，可他们共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我感觉不良好，老觉得自己的学问还太浅，“让高明人笑话”(张中行语)，这正应和了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那句著名格言:“一个人好比是分子，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是分母，分母越大则数值越小。”

在这一点上，晓声是很突出的，按说他成名很早，位列少年得志之人，容易张狂，容易骄横，容易轻蔑别人，唯我老子天下第一等等。可是我却从未见他傲慢过，相反，他还老是一副耶稣受难者的形象。

四

说来这也真是咄咄一桩怪事，尽管晓声行侠仗义，主持公道，而且极爱帮助别人，打抱不平等等;又尽管他写了那么多好作品，比如早年间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后来的《父亲》《雪城》，又后来的《九三断想》《九五随想录》，直到前些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年轮》等等都深得老百姓欢迎，以至于我们走到广东河源县偏远的山区，他的“追星族”也像山上的树木水里的游鱼，“漫山遍野”，走到哪儿都能碰上；可是他又时常处于一种被攻击、被贬损的境地——批评他的文章似乎比别人多些。

我不是说不能批评，但是我从这些批评当中，老是见出一种深深的敌意，一种想把他整垮的企图，这就不正常了。细细思之，以己之心度社会之腹，我想最主要的、最深刻的原因，恐怕还是源于他的——敢言。

我理解，晓声的敢言有着以下五大特点:

1.疾恶如仇。只要见到邪恶，晓声必欲“言”之而后快，而且毫不留情面，也不顾及会对自己个人产生什么后果。他似乎对坏人坏事有着一种天然的仇恨，就像古代的骑士一样，绝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境界，这时候的他真乃一条令人佩服的东北大汉。这是会让坏人对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的，认为他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必然视为眼中钉，不惜群起而攻之。

2.社会公正意识或曰“道义感”。其实好多事本来并不干晓声什么过节，他个人既没有丢钱包也没有掉二两肉，他只要来个事不关已不吭声，就会无滋无扰地当他的作家，写他的小说，拿他的稿费，过他的小日子。可是晓声又天生不是为一已“活命”的人，他的忧虑、痛苦、沉重、激动、冲动，他的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披肝沥胆……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老百姓代言。他的作品中，从来就有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的干预，这是那些“为文学而文学”的文人所远远不及的。

也许是我自己的归类方法太过一厢情愿了，可我总觉得，梁晓声可以说是“士”，而不是“文人”。他是承继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条血脉的——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源源不断地生长着这种知识分子，比如屈原、李白、苏轼、龚自珍等等，这种“士”虽然老是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个人命运一直是与贬官、抄家、流放、杀头联系在一起，可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欲则刚”，所以敢为天下言。

3.是非分明。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晓声心里有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这是他凡十年来受到的正统教育所形成的世界观，对此他绝不含糊。他要求自己必须坚持“是”而摒弃“非”，连一丁点儿商量妥协的余地也没有。甚至就连他帮你解决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也还要对你的错误思想或行为作出诚恳的批评。

我就听他说过怎样帮助自己的弟妹。由于东北的经济不景气，晓声的弟弟妹妹陆续待业在家，他从钱物上给了许多支援不表，单说有一天，弟弟说道:“哥，你要是哪天发个大财就好了，比如哪部作品卖个100万，分给弟弟妹妹们每人20万，咱拿去做点儿生意啥的有多好。”

晓声当即就施以教育:“哥帮你们是绝对要帮的，可是你们也应该想想吧，自己能做点儿什么呢?”

4.平民意识。晓声曾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平民作家，这不是嘴巴说说好听的，而是与生命同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是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昂贵的代价的。有些人成了名之后就“贵族化”了，不再敢说话，更不再为人民代言，因为会危及他自己已经得到的地位和待遇等等;晓声不是这样，他就把自己定位在普通人当中，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孩子，找工作，居家过日子，欢乐与痛苦……他和他们一样关心着这些青菜萝卜的小事，一点儿也没觉得这太不高贵了，太不是一个“高雅”的作家所应想的问题。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讲，作家们不光要关注自己的精神家园，还要关注大众的精神家园问题，比如打开我家的后窗，我就会看到远处那位打扫卫生的老人，他每天把地扫干净以后，就坐在一张破藤椅上晒太阳，还尽量把自己坐得舒服些。他活着，靠什么支撑自己呢？他的精神家园有什么问题呢？想老百姓所想，谈老百姓所谈，关心老百姓所关心，做老百姓所做，晓声不但从没觉得丢脸，反而以此为荣，乐此不疲。这是以摒除了某些一已功利之得失、没有了任何心理负担、脱掉了所有虚伪和矫情作为基础的，不敢说话才是怪事。

5.越敢言朋友越多。也怪了，连我们的民族古训都说是“话多必有失”，可晓声越敢言，他的朋友越多。从执政党、民主党的高级官员，到家门口卖菜的、修鞋的小贩；从文坛的男女老少作家们，到居民区的老少爷们儿:从老相知到新朋友；从陌生人到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远亲近戚，大家都很喜欢他，人人都把他视为朋友，愿意把知心话跟他说。在晓声的单位北影厂，有时小青年们跟某个领导发生了冲突，润滑剂就是梁晓声，他既能上上下下抹抹稀泥，又能抹下脸来批评。有些事，别人批评不得，他说话，就没人敢闹，这当然也是源于他的自律，比如好几次评职称时，他自己就先让了，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二级作家”。有不少名片上印着“一级作家”的“作家”，读者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还有时，晓声还会有“艳遇”呢，厂里的一群女孩子唧唧喳喳叫住他，说是看他心事重重的，要和他谈谈心，开导开导他，别有什么事想不开……

我总结，这些都是源于晓声对人的善意，他的话，即使是怒发冲冠的批评，出发点也都是善意的，希望人们弃恶从善，逐渐地修炼自我，变成一个好人。而人类，绝大多数，都还是愿意做一个好人的。

敢言，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