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感念我部队的老领导
弓 木
端午节，闲暇之余，偶从互联网上搜到《桥南公社博客》，欣喜翻看、浏览（试图查询到与我相关的老领导们的信息），看到一篇篇“桥南往事回忆”的博文，又一次引燃了我对部队老领导的感念之情。
我是一九七八年底从安徽应征入伍的，与桥南基地里的老前辈、老领导而言，我是个新兵。我在那里十年的学习、工作、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机关服务、工作的近五个年头里，有几位老领导对我的关爱，帮助、指导，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对虎协理员的感恩
（2016年11月6日带员工去郑州第14军休所看望虎处长夫妇）
入伍后，我在后勤部司训队（眉县）里当了一年的文书，第二年春天，作为学员参训，半年后结业被分配到后勤部机关小车班。那里，我们后勤部机关政治协理员虎夕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们小车班战士的组织关系、思想工作都属于虎协理员负责，班里不论三十出头的老志愿兵，还是临近退伍的老兵，以及我们几个刚来的新兵，对虎协理员都是十分尊重和敬畏。然而，在我懵懂的年岁里，我从她的眼光中看到了一种也许是别人感觉不到的严厉和慈爱。当然我自己也还努力，平时除了勤务工作，就是看书学习；尊重领导、服从安排，遵守纪律。
一九八一年，我们后勤小车班有了一个从基层优秀战士中选拔，参加“国防科工委预提汽车排长训练班”考试的名额，录取比例是二比一。当时我虽不是班里的首选，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年龄的优势，使得我得到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入学，后来顺利“提干”。不论什么时期看，这都是一个对我的人生及职业，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转折，也当然得益于虎协理员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关心和帮助。对此，我至今心存感激！
在部队那些年，无论岗位、职务怎样变化，几乎每个重要的节点，我都会主动向虎协理员作思想汇报，她总是给我提醒和鼓励。记得在离开部队的前夕，我专门前往劳资处，向时任处长的虎夕云——我的老领导，郑重道别，并表示到地方工作后，要保持和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给部队丢脸。她，也寄语于我，勉励我：不论到哪里工作，都要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人生，要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转地方工作这些年，不论我身边的环境如何变化，也不论遭遇怎样的困难和挫折，她那勉励的话语和殷切的希望，我始终铭记在心，至今还在激励着我，奋发进取。
（二）与三位政治部门领导的工作交集
提干后，作为政工干部，我先后与后勤部的三位政治部（处）领导都有过工作交集，时间虽然并不是很长，但他们的工作风范、音容笑貌，仍依稀脑海。一位是早年就转业的后勤部政治部王金志主任。那时，我在司训队任排长兼教员。在基层就听说政治部新来的王主任讲话有水平，工作有魄力。这年，我参加了基地读书演讲比赛前的后勤部预选赛，获得基地参赛资格后，王主任接见了我们。我对他很是敬仰，还独自、冒昧地前往他办公室，就演讲稿的修改征询意见，并就后勤部演讲人员的“战前练兵”，向他提出建议。王主任首肯了我的想法，当即拿起电话通知运修营，说晚饭后机关来人组织读书演讲会；他还夸奖我的演讲稿里含有朴素的哲学思想，并希望我能系统地学习。次年，我能去国防科工委干部学校（后更名为国防科工委指挥技术学院）学习，可能也是他的安排。
八六年底，在学成即将返回原部队的时候，我知道王主任喜欢抽烟，小小年纪的我，出于朴素的感情，我专门从北京稍带了几包印有“人民大会堂纪念品”的香烟。然而，在返回机关报到时，王主任已调任基地纪委书记了。我赶紧上楼前去拜见。记得当时我是把香烟拆散了，放到一个纸皮档案袋里，在敲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后道明心意时，只见他的手直摇摆，他似乎觉得这样不合适，因为当时他毕竟是纪委书记。但是，当他看着惜日部下——一个小干部那单纯、质朴、恳切的目光时，他还是欣然收下，并赶紧放到拉开的抽屉里。
去机关报了到、接受了时任政治部主任的谈话，拜见了已离任的王主任后，我就回连队任副指导员去了。后听说王主任从纪委书记的岗位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临行前，我们后勤部好些干部都十分留念、依依送别。
第二位是继任的薛菊荣主任。次年秋天，我在连队任副指导员岗位还未满一年，后勤政治部就要调我去机关。当时我所在的连队也没有正职指导员，也就是我跟刘新江连长俩人搭班子、带连队。只是，当时我也没患得患失、考虑太多，总感到去机关工作，这是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政治部的薛主任，他是江苏江阴人，大约五十岁左右吧，个子不高，副师级领导，平时不苟言笑。但有时在小范围里，我们两个年轻干事也会逗他，这时他高兴起来，就操着他那南方口音，对我们微笑着嘟囔：“小家伙!”。这让我们感觉很亲切、亲近和欢喜。
记得在来关机工作之前，基地政治部指定我们后勤政治部派一名干部参加国防科工委部基层部队音乐骨干培训班，回来也要办班传授。政治部领导觉得我有文艺特长、又当过教员，于是就派我前往学习。期间，我较为系统地受听了“军艺”柴志英老师的乐理知识及教授法课程，聆听了施光南、肖克、伍绍祖等大家及领导的讲座、讲话。回来后，在基地文化处刘磊处长的领导、安排下，我如法主办了“地基基层音乐骨干培训班”。
八六年秋，调到后勤政治部工作后，印象比较深的一次重要工作，是薛主任指派我，去东北参加后勤部接受转隶我基地的新民农场（营级单位）的工作组。当时，由一副部长带队，战勤处、运输处、营房处、器材处处长等人参加，我代表政治部门侧重于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的情况了解。当时的新民农场，由于种种原因，干部战士分河南和山东两拨，两方隔阂较深，局面复杂。在带队的副部长安排下，工作组成员分别深入连队干部战士中，广泛了解情况，然后在工作组内交换情况，形成意见。其中，大家对两个连队主官的过去工作及未来的去留，讨论较多。回基地后，后勤部党委常委开会对新民农场干部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一天，薛主任派人叫我去部长室，几位常委正在研究新民农场干部事宜，李岩干事在一旁做着记录。薛主任让我谈一下对农场干部的了解情况和看法。我便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工作组内形成的意见，作了发言，应该是起到了对带队副部长所表达的工作组意见的印证和说明吧。之后我就从会场内退出了。后来不久，部里下了命令，将农场的一个原指导员调仓库营任副教导员。记得后来，这个山东籍的教导员在安排转业后，还专门来到政治部跟我做了简要的话别。
那次新民农场之行，我还结识一些淳朴、热情的战士。其中，有位河南籍的战士，老家虽然在农村，但爱好学习，工作积极，表现很好，白白净净的一个小伙儿，懂得礼貌，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当时他正积极备考士官学校，文化课复习紧张。为了表达我对他支持和帮助，我私人资助了他一百元钱。后来经过努力，他终于考上了士官学校，我又写信祝贺和鼓励。以后，转业地方工作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还书信联系过；再后来，由于地方工作的节奏加快和我本人心态上的浮躁，我们之间才慢慢地失去了联系。
总之，那段时间，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干部，由于一直在政治部门，所以工作见识、经验，以及应酬、交往能力都非常有限，显得青涩而非干练。
我在薛主任手下工作也就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就调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技术部当政委去了。那时，也曾听到有些老干事抱怨：说薛主任把能干的人都放在身边当干事（而机关又不能提职），好些人都被耽误了。。。但我后来觉得，那只是他工作方法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我而言，他能看得上我、调我去机关，并让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关心和喜欢，我真的很感恩了。
第三位是李坤明主任。李主任曾经干过基地党委秘书、组织处长。那年部队整编后，后勤政治部降格为政治处。他来后不久，因为工作需要，我还去转运站代职了近一年时间。后来，再回到处里工作不久，我也因成家后，就要求转业回地方工作了。
在李主任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他印象还是挺深的。一个是，用现在的话说，他很敬业，也很严谨。印象中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但工作中精神好、干劲很足；他思维缜密，说话逻辑性很强。二是待人处事颇有人情味。当时在处理我们处里的突发事件时，对犯了错误的干事，在做法上体现出了人文的关怀。在我对象（女朋友）来部队时，还专门安排汽车送我们去西安兵马俑参观；在我确定转业后，他考虑到我在连队代职时身体受到的影响，还专门安排我去辽宁兴城疗养所疗养。
可是回来后，我却突然听说他们两口子也要求当年转业，于是我当晚便登门拜访，也算跟李主任作最后的话别，之后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三）与两位热心的老领导点滴往事
在部队，还有两位热心的老领导，都在不同时期给予我关心和爱护。一位是我的老连长，后来任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兵员装备处的王永瑞处长（后为副部长），另一位是我的老营长，后来任基地后勤部军械运输处的邵炳军处长。
王处长当年是我在司训队时的队长，当时指导员是张炬，副指导员是郭希全，副队长是李爱好，教员有刘瑞贤、王传华，我是连队的文书。新兵当连队文书，其实也就是个勤务兵吧，我主要跟随指导员，辅助照顾其生活，但队长的家属来队时，我和通信员都要帮忙。记得王队长爱人韩大姐，在北京房山县的一个单位里当工会干部，她来队后，我们有空就帮她带孩子，闲暇的时候，我和通信员、韩大姐我们仨，一起学唱当时风靡一时的《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流行歌曲”。那是个快乐的时光。
（2016年10月6日王处长及夫人应邀来肥）
后来我学开车时，王队长分别调到汽车营当参谋、副营长，后勤部机关助理员去了，再后来，他被上调至北京总部的兵员装备处工作了。
虽然我们的工作关系也就是一年多点，但老连长后来到总部机关后，却没忘记我这个“勤务兵”。我在“怀柔干校”学习的两年间，他两次来学校检查指导工作，都抽空来看望我，临别时总是热忱地询问我：还需要什么？特别让我至今难忘的是，在毕业离校前的那次看望，当时他问我毕业后想不想留在北京？他跟我说，帮我联系了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部，他们下面的警通连里空缺了一个副指导员的职位，说我要去的话，他就请他们商调。
遗憾的是，我当时年轻、不谙世事，却表示了想回桥南基地的想法，从而错失了北京工作、定居的机会，也辜负了老连长的一片心意。而回地方工作若干年后，从事起文学、音乐创作的我，一度非常向往北京的文化氛围，梦想着能在北京工作、生活，因而常常对此懊悔不已。这些年我也时常跟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讲：我这一辈子有两次去北京工作、定居的机会，一次是在部队的那次，那是笃定能成的，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另一次，是我在地方工作后结识的某央企省公司里一个领导，二0一二年他进京后，由于企业主辅剥离，他负责筹备一个子公司系统，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筹备成立，虽然此次工作调动的本身也具有或然性。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老领导们对我的关心、厚爱，我总为当年的错失而遗憾，为现今无从回报而惭愧。
邵炳军处长，是我在汽教营当教员时的副营长。那年我母亲军营探子时，他的家属刚巧也来队探亲，因我母亲能说会道，模样子像个老教师，而她夫人好像就是个教师，感觉她们颇为谈得来。记得邵副营长对这个“南方老太太”是“老人家”长，“老人家”短。邵副营长虽然是副职，但威信却很高，在教导单位，总后天津汽校毕业的邵副营长俨然是个“科班”，抓教学自然是个行家里手。
我与邵处长的情谊升华，是在后勤部机关期间，那时我们分属不同系统，工作并无交集，但感情还是比同机关的一般人要亲近一些。记得刚到政治部工作不久，因教导营司训队学员结业要进行路考和发照，考虑到我是从司训队出来的干部，曾当过汽车教员，时为运输处长的邵炳军便向我们薛主任请求，要我参加由副部长带领，运输处组织的业务考核组，回老连队开展工作。
在机关那会儿，我的兴趣较多，一段时间，喜欢上摄影的我也自我摆拍了一些照片，一次邵处长在我办公桌上瞅中了一张，便向我索要：“把这张红彤彤（色彩效果）给我吧”。从这些细节中，我也能感觉到邵处长对我，像兄长对小弟一样的关心和喜欢。一次他去北京开会，路上在卧铺车厢里，一位西安铁十七局纪委的一位女领导，托他在我们部队给她的女儿介绍个对象，说最好家是城市里的。于是邵处长回来后就跟我讲，让我去西安见见。只是后来见面后，我未相中，也就作罢了。
当然我对邵处长也是特别敬重的。那年，基地政治部根据总部安排，要求对所有处级干部档案中的“现实表现”，重新进行文字表述，内容不得像以前那样空泛、概念，要求鉴定内容得有实据、实例和数字说明。薛主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他抽着空，分次把他自己对后勤部十几位处级干部的印象，分别对我一一讲述。然后，我根据他的意见，结合我们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一一撰写。完了，先给薛主任审阅，之后再由我分别与各位处长见面、听取其个人的意见，最后定稿、誊写、入档。记得当时在撰写邵处长的鉴定时，我是“一气呵成”，因为相比较而言，在这些处长中，只有他，我是比较了解的。当然他的这份“鉴定”也是最溢美的一个。在征询意见时，我见得邵处长笑的很开心。也许这份“带有情谊鉴定”，至今还在他的干部退休档案里。
最让我感动和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我在政治处要求转业后，一次下班出办公大楼的路上，邵处长遇到我，关切地询问：“张林，听说你要转业啦？。。。。。要是觉得在政治处干得不顺心，你可以到我们处来，我们处缺个搞文字的。正好马上国防科工委要从我们这儿借调一个人，去他们那里整‘全军红旗车十年评选经验交流材料’，你可以去。。。”然而非常遗憾，当时我只是一心想回家。。。也许这又是一个错失。
我知道，人生没有太多的如果，但是，对于这一份份战友、兄弟的情谊，这些年来，我都一直珍藏于胸。早些年，我就与王永瑞处长取得了联系，几乎每年春节，我都打电话问候，与他和韩大姐热聊一番。前两年，我又通过网上查询，终于与在邯郸市环保局长岗位上退下来的邵炳军老领导取得了联系，逢年过节，稍有空闲，就打电话问候、交流。他的儿子目前在总装北京部队，前两年在京成家了，所以我现在也动员他们老俩口，下一步我们一起去海南定居。目前，我已分别与他们两家约好，今天秋后，在他们方便时，分别请他们的老俩口及其他要好的战友来肥，畅叙战友之情，顺便安排他们去黄山游玩。
遗憾的是，老领导虎夕云，一直未能联系上。前阵子，电话联系上了战友刘士华和朱玉文，从朱干事那里弄到一个西安部队的电话号码，可打过去，人家说因为我是外线号码打进的，所以他们不敢把干部处（退休办）的号码给我，让我很是无奈。后听说虎夕云处长她转移至郑州军队干休所了。想想她如今的年岁已是很高了，且离我们合肥也不远，我真的想马上就去看望她这位老领导，向她问好，向她汇报，向她致谢！以了却我平生的一个心愿。还有那三位政治部（处）的老领导，至今也无法取得联系。在此，恳请《桥南公社》博客群里的战友，能给予帮助查找他们的联系号码，让这份战友之情谊、感恩之念能够延续和升华。
2015年6月于合肥，2019年8月3日修正
（四）附记
二0一五年六月，该文“见博”后，十一月初，原汽教营刘承顺教导员，通过微信和电话告诉我，虎处长现所在的地方和联系固话。在电话联系后，过了两天我们就前往了郑州市。住下后，当晚我邀请相关战友前来小聚，第二天，我带着我的一个学生，在张明军战友的陪同下，前往南阳路上的“第十四军休所”。我们为虎处长和吕站长捎带去了家乡的黄山毛峰等礼品，并分别献上了鲜花。看望中，我简单汇报了转业地方工作后的基本情况，我们共同回忆了曾经的军旅往事，畅叙了友情。中午时分，请领导就近吃了午饭。
下午我们离开了郑州市，前往河南淮滨县，去探访已故战友穆桂州家属。穆桂州虽是个志愿兵，但我们在训练八三年新兵时，他是连队的排长，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班长，工作中我们结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现在，穆桂州的儿子既有工作又有自己的经营，十分繁忙，我们有时用微信联系。虎处长他们静心养老，我们之间每逢重大节日均有电话联系。
政治部的薛主任，我是前些年在《桥南公社》博客上，一次偶然从胶东站老一辈战友聚会的的通信录上查到他们家的固话，于是便拨打了过去。通话中表达我的问候和关切。他告诉我说，他后来从基地技术部回无无锡江阴老家、23基地去了，现在子女也已调过去了，他的身体还好。可能是年岁较大的原因，感觉老领导对原后勤政治部的一些情况，已经是记忆模糊了，并且他也懒得再外出走动了。我们也望老领导多保重身体，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今年初，刘士华战友向我索要薛主任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他：由于搬家迁移，那电话本丢了；而《桥南公社》的博客也因为整体关闭，也查不到那时的资料了。因此我也是一两年没能与薛主任联系了。
李坤明主任，一直未有联系。偶尔从战友博客上看到他的零星信息，后依稀听说他转业后进了湖北省工商银行省行。金融系统单位，这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可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人（那时还没“公务员”一说）都想调入的“肥口”。按他能力和当时正团的职务，在“6·4平暴”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大环境下，这些年早应该是省行里的部门长了吧。真心地祝福他！
原国防科工委军务装备部王永瑞副部长，曾是我的老连长，我们许多年前就取得了联系。二0一六年十月重阳节，我邀请他和老伴来肥，并安排他们参团去黄山、九华山旅游。之后，我的小儿子还专门写了一篇《我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接待活动》作文，记叙了过程，发在当时的《桥南公社》博客上。今年三月韩大姐约她的同事去三亚游玩，在我的小房子里住了些天，只是我回内地，没能接送。
我们后勤部运输处的邵炳军处长，也是我们汽教营的老领导。多年前，我在网上查找他的信息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二0一六年春节，我邀请邵处长和老伴去我三亚的小房子里过冬、度假，至今我们还像兄弟一样，每每节假日和闲暇时，我们之间通话问候，聊天、叙旧。前些天他看了群里我发的《八一前夕话战友》一文后，打来电话，说今夏他在北戴河自己的房子里避暑，得知我秋后拟带小儿子去北京游学，他邀我们顺便到他那儿会一下。
怀念过去，感恩战友，了却心愿，这是应尽之意，别无他求。有时我也在想，现今，战友间相互联系频繁，走动热络，把酒言欢，甚是高兴；高官战友门前，来访者趋之若鹜，攀附也好，蹭热、显摆也罢，这些在人心浮躁的当下，也都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现今让我们回忆和过多关注、关心的更应该是：那些曾经帮助过的我们、与我们有着深厚感情的，现今无职无权、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或遭遇挫折、境遇不佳，以及不幸早逝战友及其家人。我想，这才是战友情谊升华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2019年8月3日于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