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央隆草原
文/才登
2003年8月28日，金银滩草原羊肥草茂，晴空蕴蓝。就在这一天，我们敬爱的温家宝总理来到了青海海北，来到他曾经洒下过汗水的地方，考察农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同干部群众一起研究进一步落实，建设秀美山川，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央隆草原)
他来到同宝牧场牧民马久家的定居点，坐在简陋的沙发上听到牧民群众日子越过越好时，高兴地说：“只要你们生活好，党和政府就放心了。”
他对马久说：“我以前在海北搞过地质工作，经常到祁连山中牧民的帐房里喝奶茶，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夏天，我在托勒牧场（央隆乡）那里工作，对牧民我很熟悉。”这些话既亲切又生动，说明总理仍然记着托勒草原的牧民。
(白藏羊的故乡)
记忆把我带回遥远的1969年夏天。
儿时的记忆，即朦胧如梦又美好如歌，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心灵的最深处,因为极其珍贵，所以不敢轻易将它付诸于浅薄的文字。
我对央隆草原的感激，不只是因为它在艰难岁月里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失魂落魄的达玉部落；不只是因为她用乳汁般的托勒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顽强拼搏的高原建设者和奉献者，而是因为它的豪迈壮阔启迪了我们，它的和风细雨温暖了我们，它的无私包容教育了我们。它给了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相遇，记忆中最平凡的故事，仕途中最忠恳的指引，也真是因为有了那样的遇见，才改变了我们原本作为牧人的命运。
2019年夏天，我又在央隆乡的热水沟、在我熟悉的帐篷里凝视这片草原，原野一片沉寂，赛乾花和太阳菊在晚夏的山野开成阵势。对面阴山上是一米多高的灌木丛，云雾缭绕的景色全是儿时的老样子。
(央隆乡曲库村/春景)
夜晚，河水始终在帐篷边深情吟唱，湿气夹杂着羊叫和犬吠从帐房四周压进来，夜色渐凉。从帐房的天窗里可以看到无数繁星，“它垮”中微弱的火苗还在努力舔着锅底，马上就要熄灭的样子，夜更静了。这寂静的夜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遥远的1969年夏天……
我想，时值今日，已年过半辈，这些故事如果再不写出来就对不起那段珍贵的遇见，对不起那个美好的夏天。
2004年，一封满载着托勒牧场（央隆乡）牧民对温家宝总理深情厚谊的信，终于经姨夫的努力，寄给了国务院，寄给了日理万机的温家宝总理，在惴惴不安中我们渴盼着回音。
(温家宝给更正的回信)
等待回信的那些日子非常幸福也十分漫长，内心充满了各种猜测和不安。但是，我们很快就收到了温总理写给姨夫的亲笔回复，信中写道：“我记得更正同志。1969年他为我们所在的地质局区测二队做过服务工作，他信中写的许多事，至今历历在目。请转告更正同志，信已收读，谢谢他，向他及全村牧民问好！
”姨夫捧着这封珍贵的回信，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信一次次叠好后又一次次打开。当年那个给他教字、帮他理发、给全村牧民宣讲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人，现在却成了国务院总理！也正是这种激动的心情迫使姨夫和牧民们想急切的告诉总理，虽然当年给他领导的区测二队担任过运输工作的哑巴老头才拉和仁青加现在都不在了，但活着的牧民们在遥远的海北托勒（央隆乡）草原默默祝福着，始终想念着他老人家。
姨夫的信写得很细很长，他在信中写道：“……您可否记得，当年在青海托勒牧场草原上，有一位和您领导的区测二队的同志们共过事的小牧民？如今我已经56岁了，但在有生之年看到您成为全中国老百姓的总理，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28岁，我只有19岁，和您一起的还有李卫荣、顾文涛、朱卫元、李文兵、谢生章、范万光、蔡国建等同志，他们都是您在甘肃地质局区测二队的队员，当时的您任队长兼技术员。
我记得您是1969年国庆结的婚，在您回家举行婚礼前，您还请我们吃了您的喜糖呢！……直到1984年我带着炒面、酥油等牧场特产去酒泉看望您时，其他同志告诉我您已调走。”姨夫的信里除了对总理的思念就是后来没能遇面的遗憾。
温总理年轻时是一名走南闯北的地质队员，他的脚步几乎踏遍了祁连山的沟沟坎坎。对于他的地质工作生涯和在托勒牧场生活的片段他曾经在很多公开场合自豪的描述过。
1970年5月，温家宝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昨天出发，夜宿张掖，今天到达祁连县。虽然已是初夏，但在翻越海拔4300米的俄博大坂时还是非常冷的。我们又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皮帽”。
同年5月27日他又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昨晚，到了二指哈拉大坂下（是托勒牧场通往甘肃的一条战备公路），由于修公路，山沟堆满了碎石，骆驼队无法通过。在天黑前，我们抢修了道路。当晚，支了帐篷在地铺上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起身。在八点钟前打好了驮子。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翻过了二指哈拉大坂，进入了托勒牧场，这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我们在托勒牧场跑路线、搞勘探，和牧民们一样穿着皮衣皮裤，每到一处地方都要自己搭帐篷、生火、取水，有时候取到一点水都非常困难，只好打些冰块背回来消水喝。
”2009年1月，在铜川矿务局一千多米的井下，他对矿工们说：“我过去是搞地质的，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经常骑着牦牛在祁连山中搞勘测，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也常到牧人家聊天……”
2003年，初任总理的温家宝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一连几个晚上，姨夫都像着了魔似的坐在电视机前，一句话也不说，只有激动的眼泪悄悄在他的眼眶中打转。当他鼓足勇气、试探性得把这个秘密告诉给姨妈的时候，那个谨慎善良的牧区妇女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她以为姨夫是在说胡话，便压低声音说：“你疯了吗？你怎么可能认识国家总理？快悄悄！羞死了……”可是，实践证明姨夫并没有发烧，也没有发疯，电视里的国务院总理真的是当年与他同住一顶帐房、同吃一锅饭、教他写字的那个勘探队长——温家宝。
(中国地质学院工会主席给更正赠《温家宝地质笔记》)
记忆把他拉回到1969年夏天，那时的姨夫给温家宝所在的地质局区测二队做搬运、向导等服务工作，整整半年他们吃住都在一起。年轻的姨夫喜欢骑快马，总是放开缰绳让马飞奔，每当这个时候总理就会开玩笑说：“更正，山路不好走，你的马需要挂档。”姨夫听后就会乖乖收住马缰绳。
因为地质勘探工作是一个不断转移和行走的过程，又由于交通原因，搬运帐房或物资只能靠牦牛驮运。有一次在搬运的路上，不知什么原因驮牛突然发惊了，乱跳乱蹦，足足跑出去两、三公里的距离，结果把总理他们的生活用品，洗漱用具都弄丢了，还有一些工具和书籍被摔坏了，姨夫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追上那头发疯的驮牛。姨夫十分沮丧，执意要回去找东西。可总理亲自跑过来叫他回去，并亲切地劝导说：“这么大的山坡，灌木和草又那么密，你去哪里找？算不了什么，别找了。”说着硬把姨夫拉回去。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交通万般落后的年代，买一只牙刷都要走二、三十公里的山路，总理他们好多天连牙都没刷，看着总理心疼地粘贴掉下来的书皮，姨夫愧疚的几乎吃不下饭，直到现在说起来还自责的直摇头。
(牧村的黄昏)
热水三岔在我一生的记忆里占了很大的位置，回想起来让人快乐又惆怅。快乐是因为心里藏着一个个美好的故事；忧伤是因为
光阴如白驹过隙，一切美好的往事都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1969年，我只有5岁。那时侯，整个草原都是我们这些牧区孩子的游乐场，蓝天、白云、牛羊和草地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场景。
整整半生的岁月，我无数次穿梭在群山密林之间，那汪总理他们经常洗澡的温泉水依然冒着袅袅热气，牧民们亲切地称它为“家宝温泉”；那些当年他们跋涉过的大山依然纹丝不动。冬日，水落了些，河水与河岸显得很远，裸露出一大片花花绿绿的石头。阴坡上到处能看到一些刺眼的残雪，一条条动物踩出的路纵横交织在暗黄色的原野上。我想，假如山水有知，这片土地一定记得当年那支不屈不挠的勘探队。
那年，我们家在热水沟放牧一群特种藏羊，所以，夏天我们就可以留在水草丰美的热水沟。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的记忆是零星的，就象灿烂的阳光透过密林后形成的碎片一样，斑驳迷离。
(祁连山中的青年温家宝)
那个夏天，总理他们的帐篷就搭在热水三岔口的温泉旁，是一方圆顶子的白色帐房，离我们家不到一里路。大人们都说这里来了地质队，可我和弟弟并不知道何谓地质队，只感觉他们和周围的人不同，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一些有修养，有素质，很光鲜的人。回想起来，总觉得那个夏天的美确确实实是因为温总理他们的到来！空寂的山沟里突然多了好些匆忙走动的人，这在当时的我看来好像天天都在过节。
那时候我家条件不太好，五、六岁的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家帐房的地面上铺着几张老羊皮，孩子们在上面走来走去，羊皮早就分不清颜色了。就这样，一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理竟坐在我家破旧的羊皮上和我的父母谈笑风生，甚至围在一起打扑克牌！
他们交谈的内容我大致也听到一些，有时也劝导我的父亲，“要让孩子们上学，不能让他们放一辈子羊，要多学文化知识。”之类的话。
每当这时，父亲总是表决心般地回答他们：“就是，我一定听你们的话，要让孩子们上学识字，再也不能像他们的母亲一样，两手写不了一个‘八’字。”他的话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那时候，我唯一的理想是上学识字，单纯的想法就是像他们一样穿上好衣服，吃上大米饭。
六十年代的托勒（央隆乡）热水沟十分荒寂，而他们的到来使整条沟热闹起来了。雪白的帐篷在阳光下十分醒目，给童年的我们留下了神秘和向往。对于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父母和我们而言，最简单的理解是：只有念书人才能拥有这样“奢侈”的生活，才能住上像他们那样“洋气”的帐房。这种极其浅薄的理解促使我一心想上学，并有了一种只有上学识字才能改变命运的意识和目标。
( 温家宝温泉)
记得一到中午，他们就到温泉里洗澡，洗完澡后就在草滩上晒太阳。后来，我和弟弟也模仿他们的样子洗澡，他们看见了就表扬我们，说我们从小讲卫生，还对我说：“不要把头发弄湿，不然梳头就要哭鼻子了。”直到参加工作后我才知道，用温泉水洗过的头发会结成团，很难梳理，原因至今未搞清楚。
温家宝的区测二队在我家订了牛奶，这样，我和弟弟就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他们。有时候他们自己来取，但多半是我和弟弟去送。我很自卑，常常躲在他们的帐篷后面不敢进去，弟弟胆子比较大，也很受他们的喜欢。每每这个时候他们总是撵出来抚摸我的头，塞给我们糖果、馒头之类的东西。
记得那是七月的一天，我和弟弟像往常一样去放羊，走到热水西沟口的时候，发现山上多了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些旗子在单调、空旷的草原上显得那么醒目，那么的富有生机，又那么的引人入深。无知的我和弟弟沿着山路走上去，把他们好不容易插上去的红旗一个个拔下来，藏在一个叫瞎熊沟的地方。后来才知道，那是温队长他们在勘探时做的重要标记。为此，父亲还打了我们一顿，我和弟弟很长时间不敢见他们。总之，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俩也隐约感觉到他们是一些了不起的人。
这年秋天，好像是一个什么节日，温家宝他们想在我家买一头牛，就在大人们商量好价钱准备带牛离开时，我和弟弟才发现那头牛是我俩最喜欢的一头母牛，于是我俩哭喊着不让他们把牛带走，紧紧抓住绳子不肯松手。父亲气不过就要打我们，这时，温队长笑着走出帐房，抚摸着弟弟的头对父亲说：“让着孩子，他们对牲口有感情，随便给我们一头牛就行。”末了，还问弟弟叫什么名字，父亲笑着回答：“这个娃娃只有藏族名字。”父亲叫的很拗口。温家宝和同伴们七嘴八舌的给弟弟取名字，最后他笑着说：“他是托勒的娃娃，就叫他托娃吧。”由于父亲崇尚有文化的人，所以，这个名字就一直叫到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人建议弟弟改个正规名字，可他们哪里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名字有着不为人知的纪念意义。就这样，弟弟白得了一个名字，而我们把一头大公牛（公牛肉很硬）卖给他们，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万分愧疚。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专家一行)
自此之后，他们更加喜欢弟弟，常常抱着弟弟去他们帐房里玩。快入冬的时候，温家宝他们搬走了。我和弟弟去他们住过的“窝子”里看，内心感到了极大的空虚，心灵深处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惆怅和失落。临走时，他们送给我们一只洗衣盆，直到2000年时那只洗衣盆还在我们家，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叫他“兰州圈盆”。母亲不止一次地说过：“过去的东西质量就是好，结实。”
在我和弟弟长到7、8岁的时候，有好几次登上过海拔4400多米的热水垭口，弟弟说，也许能看见他们。
父亲铭记着温家宝他们“要让孩子上学”的话，后来就把我和大弟送进了学校，再后来又把小弟和妹妹也送进了学校，再后来，我们都顺利就业。2004年，在和父亲的一次聊天中父亲告诉我，那时候温队长患有严重的鼻炎，肺子也不太好，一遇到冷空气就会发作，每天十几公里跑下来，脚肿的厉害，有一次还因为缺氧晕倒在山上。
父亲还说，温队长特别喜欢打篮球。记得那是1969年10月份，勘探队经过托勒牧场场部时，恰巧遇上场里举办一年一度的牧民运动会，因为当时父亲也正好参加摔跤比赛，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印象比较深。父亲说，温家宝他们听说有篮球比赛当时就报了名，当天就和好几个牧民篮球队打比赛，顶着3000多米的海拔，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一只的篮球。
(中国地质学院一行40余人在央隆草原和更正合影)
2016年，中国地质大学工会主席、教授、职工一行40余人前来央隆看望更正老人，地质学院的青年教授还在现场写了一段文字和一首抒情诗，他写到：“2016年中国地质大学青年教工社会实践团赴祁连山走访藏族老人更正，其少时曾为驮工，随青年温家宝在祁连山地区工作，颇有一段渊源，《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中也有提及，谈到他和温家宝同志的往事百感交集，更正老人如数家珍，我辈后生无不动容，故留诗以记。
路险摇身如走水，天低信手欲拈云。
有缘慢忆情何切，无酒抒怀我亦醺。
见字思贤心随愿，持家定计世酬勤。
平生幸仰高山矣，莫论行藏献美芹。
对于那段时间更深的回忆因父亲的离世而戛然而止，现在的我所能做到的恐怕也仅仅是在一些时间和空闲里，把积累起来的记忆碎片串连成文字，把牧民们对总理的敬佩、敬重和思念表达出来，把牧场的变化以及一些精彩片段叙述出来，这样，我的心才能得以安然。
才登，青海祁连人。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青海花儿研究会、海北州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协第七、八届委员；兼任海北州文联副主席、门源县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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