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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梦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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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几乎每个人都会。而更多人则往往走着两个极端,要吗一枕黄梁美梦,要吗一场惊心噩梦,醒来说说,好玩而罢。于是,做梦的事,更多的是被作为多余现象,偶尔聊聊而变得不足挂齿。它既然不能使人们从繁忙喧闹的客观生活中获得宁静致远的启迪,当然就更不可能成为社会公众为之一瞥的焦点。尽管人类的心理与精神学家如何将梦境同人格、生命关联起来。
说来幸运,在并不习惯“痴心妄想”的现实生活中,我有了一种恒久的妄想与实践的途径,这就是已染上了每日必梦的习性,让我独自过足了长久的富有快感的现实梦生活。它象一部只在夜间向我打开的百科全书,供我翻阅一个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的精神世界。它想我白天不能想,行我白天不能行,使我生命纷繁、活跃与自由本真的完整形态,有了一个复活的可能。许多情感渴望的自然实现,理性关怀的灿烂现实——梦境比存在更为生动、更为真实,似乎也更有生命的深刻意蕴,甚至比光天化日下的生活更能唤醒对社会人生的思索与热情!
更让我时常激动的是,梦象已成了热恋我而变得十分固执的情人,总是韧性地追随我。无论我走在城市乡村、南方北方,睡在旅馆私宅、软床硬铺,或处在紧张愁闷与轻松欢愉中,都没能扯断梦丝,切断梦源。如同带在身上的血液,总要默默地流动,精心地供养,你睁眼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闭目成眠,便显出特别的冲动与沸腾。曾有医生告诉我说,多梦也是一种失眠症,或称“神经衰弱症”。但我宁愿将心理的意义看得比生理更为重要,我可以减少没有知觉的睡眠,却不可以没有我丰富多彩的人生梦境,哪怕有近三分之一是苦梦,还有三分之一随时可能夺去我白天醒时的平静心情。
2
二十来岁时的梦,多半富有激情。这当与青春期的情绪骚动有关。白日爱情狂想、社会爱憎与生活创作激动,都使夜里的世界不得安宁。梦间的视觉常呈春艳,遇冬不会寒冷,受伤不觉疼痛,碰上车祸与暴力也是有惊而无险。我常常感觉一种美丽的忧伤,在我的身心流过时,总能最终结出一束朦胧的花朵,在田野上、在家门口或在室内的书桌上开放。
那时很容易心跳,那时的心跳缺乏隐痛的韵律,尽管也偶有突然的惊醒,却没有胸闷沁汗的感觉,没有灵魂孤寂的余味。某天夜里,翻腾的梦境掀掉了身上的棉被,我被寒气逼醒过来。端坐起身,揉揉眼睛,见床不似床,望夜不像夜,唯有满眼的情节在纷呈梦中持续的人生亢奋:在奥林匹亚山上,众神吹呼雀跃,祝福我和维纳斯的爱情诞生。
可惜好景不久,天空忽然雷声大作,大雨倾盆,女神不知逃向何处,众神亦收敛起愉快的表情,整座奥林匹亚山失去光泽,陷入阴冷的境地;一阵风沙迅速将我卷入不知名的孤岛上,一个巨大的浪头扑面而来……这种关于人神爱情的幻象、得而复失的情感仿像被西方宗教唤醒的文化抽象,于我的现实实在大有补益。我当然永远也无法得到维纳斯的神圣爱情,但至少渗入骨髓的精神基因,能有效地抵挡一种世俗情感乃至婚姻的困扰,在神话与世俗之间寻找独特的观念道路,尽管一开始就十分吃力。
而梦,这有关人的理想意志不断延伸与升华的存在,无疑为人的追求增添了现实无从强折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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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上的梦境,自然明显缺少更年轻时代的那种突然的幸福,或是突然的悲伤。它与我白天的生活、思考似乎更贴近些,因而也变得更为沉重。频繁的梦魇不住地深入演绎我醒时的苦闷情绪,如此昼夜循环,有时甚感多梦无益,倒求常处梦醒时分。
我的梦境历来广阔深远,内容纷繁庞杂,上至天堂下至地狱;大至宇宙小至巢穴;远有上古近有当日;时挂春夏秋冬,情及喜怒哀乐,类涉人鬼仙神。在梦里,政治与经济的、文化与宗教的历史或现实,无不以其或钝或利的刀剑切割我的神经;许多时刻,我几乎不再用双手或胸膛去抵挡锋刃,而是以灵魂去招架——当然,这并非完全没有反手得势的微笑。
那昼夜轮换的生命拷问,也常有个娱悦灵魂的“供词”。因而,在即便看不清稿纸、理不清严密逻辑的梦中,某种悲剧的天赋意识还是让我无数次写下又无数次忘记的激越、断残的篇章。如今似乎就留下“你来了,我不想走/我离去,你是否再来?”这样飘游于哲学与文学间的玄乎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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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广阔的红场上,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一副工人打扮。我们一块边走边聊。临别时,他拉过身后跟随的童年模样的作家高尔基,郑重地对我说:“我把弟弟交给您了。阿辽沙的作品还不成熟。做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也必然会有历史的局限性,把自身阶级的利益看得高一切而否定另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就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也无法正视必要的暴力革命以抗罪恶。”他拍拍高尔基的脑门,接着说:“阶级的文学带有天生的不足,容易走向极端世界。敌对不是人类的天性,虽然社会的利益之争会引发各种冲突对立,但不可能永远处于白热化状态,也不会永远要以阶级对立的方式解决这种状态。”
面对这位历史人物,我颇为纳闷:他一点也不像书面描写的那位火药味甚浓的德国政治活动家。只见他还在叨叨唠唠:“文学只归属于人类的情感,而并非一个阶级的专有意志。否则,人的平等自由就永远是个乌托邦……”待我正想打断他时,红场的一角人群沸腾,人们正在为一个情绪激昂的演讲者狂热地鼓掌,为一派激进的革命说辞而高喊“乌拉!”(梦到此刻,被邻居的打架声吵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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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与国家最高决策者一道出席世界人权会议。会议厅是个剧场,各国代表全已到会,似在等候。我们匆匆来迟,从后台撩幕而进。会上没有主持人,我们直奔讲台,决策者对准麦克风,操起一口沉重的中国北方音调徐徐扩散:“各位各位,中国的不幸在于经济的落后,人权也不是想给就给,你们要的所谓人权我们无法苟同,我自有人权主张,请你们去翻翻白皮书!”此话一完,台下一片喧哗。我立即摇铃,大声叫道:“请肃静请肃静,我来补一句:主要是概念不同,概念不同!”“轰”的一声巨响,人们从后台间听得一阵爆炸。会场顿时乱成一种川音:“伯承,老蒋又在发动攻势了,我们立即挺进大别山!”(梦者今夜因头疼,服药早睡,此刻被正播放的电视中的飞机轰炸声惊醒,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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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冬天,约一位朋友游秦长城。我们刚登石级,便已身置长城制高点上,极目望去,山灰云灰;低头抬首,地老天荒。蓦地一阵龙卷怪风,天空越发阴沉失色,两个文人单薄的身体因风飘到城墙之根,随即滑下,一泻万里。我首先看见孟姜女提着竹篮子,在《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曲中,东张西望寻找丈夫,并哀声哭诉着什么。随着我身体不断下倾,视觉中也不断地呈现出由秦开始的所有朝代画面;历史人物与社会景观一一掠过,多有民不聊生惨惨凄凄之感;战乱延绵,鬼哭狼嚎,一片怨声载道。
民国出现时,我正好滚落在八达岭长城的脚下,面前呈现出一幅“五四”运动的沸腾画面。标语、口号、人山人海;学生们振臂,军警们舞棍,一片混乱。耳闻一阵枪声,眼望鲁迅身着长袍,在腥风血雨中奋笔疾书。接着就响起一串高音喇叭声“纪念刘和珍君,纪念刘和珍君,这是怎样的世道,我们的民族为什么这般折腾呀!”
“爸爸!爸爸!你怎么啦?”在一枕冰凉的刺激与女儿的叫唤中,我终于结束了这凄楚的梦境。醒来发现,棉被已踢到床下,枕巾上(诸多次的一次)被泪水浸湿。而被寒冷和抽泣激醒的女儿,正疑惑地注视着夜里梦呓、哭泣的父亲。“乖孩子,爸没事,只做了一个好笑的梦,你睡吧。”我吻了她一下,伸手关灯。然而,当夜失眠是难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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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像我曾扶贫过的偏僻山村,村里爆发了一场大骚乱:村民们为了脱贫致富,砍掉了山上所有的山林树木,用于培育香菇。他们各家各户都坚持了四年时间,结果三年告吹,片菇无收,终于这第四年香菇长势喜人。村民们将脱水后的香菇干全交给了村委会统购,末了分钱未得。听说是上面来人,村干部将已到手的收购款一天之内用尽招待。客人走时,还顺便运去了一满车的香菇,由此诱发了村民骚乱。
男人们放火烧了村委会楼房,女人们抬着粪便泼遍干部的住宅,小孩们则排成龙长的队伍、手牵手围绕着整个村庄;他们哭喊着,时儿跪在地上,头仰天空,泪水流成了膝下的沟渠,嘴里不断呼喊“我要好日子,我要好日子!”突然,村头开进了吉普车,县里来人了,他们把带头闹事的人带走了,全村一片惊慌,却没一人再说话,那些孩子,男男女女瞬间变成了一枚枚香菇,又象被斩腰似的,一排排全部前倾后翻,栽倒在水沟里一一飘走了。
我站在一个土墩上大声叫喊“民以食为天”,并奋力向尘土飞扬中的吉普车追奔而去,结果被一块山间滚下的大石头绊倒了,吓出一身冷汗。惊醒过来,整件背心几乎被汗汁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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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隰县的某个荒凉的山头,我从一个作为旅游景点的“小西天”走向阴曹地府间。在那里,我遇见了李白、关汉卿、包拯、岳飞和谭嗣同、张志新,还有一个洋人物哈姆雷特。他们一见我,就立即包围上来,打听人间现状,个个神情凄迷严峻。
关汉卿穿着破烂的衣裳,满嘴长胡子,问“有人上演我的《窦娥冤》吗?”包公抢白道:“这个冤案我已经为她澄清了,莫非还有冤情不成?”关老头不说话了,只是用长袖口揩着眼泪,仿佛窦娥女又被官府判了死刑。
谭嗣同神志忧郁,见我便抱:“大人,太后死了吗?皇上无能啊!你要回湖南,就把《仁学》印上一万册,书号的钱找王五付。拜托了,袁大人!”说毕就地跪拜。只见秀发乱披的张志新和哈姆雷特在议论着什么,最后听到王子冲着我大声叨念“生存,还是毁灭”。(梦者尿急,在地府中找不到厕所,终于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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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下,卢梭乘坐的马车停在我面前。他一身贵族装束,头戴礼帽,跳下车后便拉住我的手,用汉语说:“见到很高兴,听说最近你在编一部《世界新百科全书》?”我说,“是的,目前人类有许多概念已经陈旧,旧思维方法成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正在改革开放,但因许多观念,特别是文化意识形态中的概念比较混乱,必要从发展的角度重新梳理一下。”“那么,你写信给我是什么意思呢?”卢梭问。
“你们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很有特色,我最欣赏的是你们的启蒙意识。我们也很需要启蒙,我现在正找一批撰稿人,我的公司里人手很缺,前几天在《每周文摘》上登了征文启示,但反应冷淡,不知你和狄德罗他们愿不愿意帮我写稿?稿费一千字可以开到两百元。”对此,卢梭耸耸肩,一副歉意,说他明天要去维也纳旅行。还说他曾来过中国,那时正闹文化大革命,一群红卫兵把他从大使馆揪出来,说要批判《百科全书》这本大毒草,还拿出两个黑色玻璃珠硬要让他换一换蓝眼球,把我逗得笑起来。
最后,我们探讨了平民意识问题,他说平民意识流行的最大好处,就是官方和民间达到一个利益的同存共识,谁也不易背叛谁。我说这就叫社会契约?他点了点头,并抬手看看手表:我要走了!说完就钻进一辆“面的”,向北京的复兴门方向驶去。(这个梦随后又跳到另一个梦境。梦者接到加急电报:奶奶已逝,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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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腊月发生一起事故,女儿在小学校门口值勤,突然被一颗流星的残骸飞快击中,班主任送她到医院抢救。我赶到时,女儿头扎绷带,在输液中睁开了眼睛:“爸爸,我没事,我只是有些伤心,生活到处都有悲剧发生。爸爸你太累了,你的诗集我全背下了,一读就想哭。你写给我的那首诗,我不想再看了。为什么你要告诉我生存的痛苦矛盾呢?我才十岁呀!”
我心里顿时怦怦乱跳,焦急地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是爸爸不好,我怕你太不懂事,把人生看得太简单了,将来是非不明,枉过一辈子。头还疼吗?”“不,你的头才疼呢。叫你晚上不要写作迟睡,不要抽烟,你就不听,晚上老爱说梦话,让我摸你脸。”女儿吃力地伸出手臂,抹去我脸上的泪水。此刻,一位护士手捧一束鲜花走来,其实正是孩子的母亲。(梦者醒来,女儿的头正枕在其臂弯里,甜睡中发出均匀的鼻息,而梦者脸上却有几行未收干的泪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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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黄昏的旷野,我和情人依偎在一个草垛前。天上的燕子在斜飞归巢,地上有蒲公英迎风唱晚。农夫同老牛同步同韵,牵扯着落日的吟唱,唱成大地一片金黄。
“你为何要来乡间居住?我可不习惯这里的一切!”一句话,将全盘诗意给糟蹋了!我顿时瞪大眼珠:“农村怎么啦?城市才令人厌烦呢!城市将生命绞成了碎片,使人变得神经过敏,感情板结了,少了自然本色。”
她很惊讶:“难道你能否认现代文明的价值?”
“文明?也许正是文明的不纯粹,食古不精、食洋不化,害了城市人!他们在用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人类生命的主宰,而是一切社会概念的奴隶;他们似乎也懂得诗情画意,但却与人的精神欲望无关!”只见她听完此话便咬牙切齿,双眼射出愤怒之光。
蓦地,她翻腾起身,一面使劲挥手,一面大喊“来人哪!”随即,不远处便杀出一帮大队人马,向我逼将而至,团团围困。责问谩骂响成一片。在人群间,居然还有我不少当编辑、记者和作家的朋友。
他们怎么啦?我尴尬地注视着出卖我的情人,千头万绪涌向心头,焦虑与烦闷顿使全身大汗淋漓!有两个举火把的家伙,将火扔到我身后的草垛,大火熊熊,整个乡野一片灰红。我的身体愈加发烫,终于看见自己昏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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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梦境不过是我难以统计的梦生活其中几个,而且是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的。我很庆幸自己每每做梦总是呈现比较完整的细节情节,都是一个可以讲述的人生故事,或长或短,或悲或欢,抑或是梦在白天与黑夜。只要入睡,就必然有梦,那怕只是十几分钟睡眠时间。
为此,我真的感到有点儿幸福,尽管付出了长年头疼,生理上相当折磨人的代价。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人和我一样,如此梦境不绝,如此夜间不得安宁——我的梦多半是带着悲剧色彩的,它也并不接受梦者白天的计划指令。有时白日里心情也颇为愉快,但夜里梦遇的却是另一种相反的感伤境状。好在,它总能给我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启示,如同一种自觉的“炼狱”,随后便是“天堂”的回报。
所以,我总该是喜欢做梦的,或比常人多一种体验,少一份空白,也许这可以称作是“梦补人生”罢。
(1996.3.13)
——摘自《悲剧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