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澳门大学特聘教授，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文学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东方论析

——序荒林的《文学的女性主义》

                    朱寿桐

女性主义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定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世界文明的每个阶段，都可能敏感于并专注于性别差异、性别权力和女性解放之类的问题，特别是走出了宗教传统的近代启蒙主义之后，思想界、文化界都会格外重视女性和性别问题的思考，于是《太太学堂》之类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产生了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文化影响。

女性主义在社会学意义上往往包含着天然的革命性。人类文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性别角色和性别地位就已经作为社会秩序的必然组成部分得到了较为稳固的定位，这样的定位在东西方主流文明的语境下遥相吻合：从女性的家庭角色以及社会生活角色的角度看，东西方的文明秩序竟然如此相通，如此同步，实在匪夷所思。联想到当初东西方先哲都曾从各种角度对女性发表较为相似的歧视性的文明观念，如西方宗教界曾讨论过女性有无灵魂的问题，中国的孔夫子发表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神论，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奇葩观念，确曾代表了东西方文明某些阶段较为普遍或较为流行的女性观。不必惊异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在女性认知和女性评价方面曾经如此相似，倒是应该惊异于东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和文化进程中，何以对女性的态度是如此相像并如此同步。这种对女性的歧视性认知同样成为腐朽的观念的代表在东西方世界遭到了批判与淘洗，不过因为这样的批判和淘洗的彻底性往往需要借助近代启蒙主义和近代革命，而近代启蒙主义和近代革命，东西方并不同步，其酷烈、彻底的程度也有较大的区域性差异、民族性差异和时代性差异，因而女性解放、性别平等之类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在步骤与程度上，东西方文明拉开了距离。这距离又不是简单同步的：女性解放在西方世界并未经过太多突变性的革命，而是处在近代文明的渐变过程之中发生的社会文化更新，因而它的历史较为漫长，其彻底性也并不明显。直至现在，西方女性出嫁以后仍然习惯于在自己的姓氏前冠以夫姓，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则完全不必，可见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革命性程度在中国要进行得更为深切。

这实际上说明，在中国，女性解放的社会运作和文化运作更为猛烈，其结果也较为彻底。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景幕上，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等等社会话题，曾一度作为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先锋课题，被归并到个性主义、民主自由的政治话题中展开，被赋予特别严重的时代感和使命感。这样的社会运作伴随着民主自由观念的深入，被投入实际的社会革命实践之中，于是同男性的剪辫子运作几乎同步，女性世界则开始出现了放脚潮。经过历次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国女性的经济权、人权、参政权等等已经得到了法律和政策的保障，甚至也得到了社会习惯的承认。鲁迅当年所论述，妇女必须争取到经济权，才能够真正解放自己，这往往比争取到参政权需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道理非常清楚，论述也很深刻，但时代的局限也很明显。事实上，女性的参政权固然已获得，每个人有一张选票的时候，女性同样可以获得属于她的那一张，但这票有时不过是印制的时候加印的部分；女性的经济权的确很难争取，然后并不意味着很难获得；一场革命完全可以赋予妇女相当的经济权利，包括各种形式的经济分配权。这样的情形在鲁迅活着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且形成某种流行的态势。但中国的妇女问题，中国社会的女性难题，是否真的就此解决了？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在女性不仅参政，而且有可能当政的中国社会的各个区块，女性作为辅助性别，作为第二性或作为弱势性别的文化定位并没有消除。深彻到包括女性自身在内的中国人心理世界的男权意识、男尊意识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至今，相当高层次的人才的退休年龄还在执行不同的性别政策，女性的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实际上都有一种习惯性的定位，这种定位在许多男性乃至女性的心目中都坚如磐石般地一如既往。参政权、经济权解决以后，性别解放的路途依然漫长，只不过，这时候性别问题包括女性解放问题不再呈现在法权制度方面，而是深深地沉潜在社会文化的心理层面。

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性别话题似乎是永恒的。即便是在许多地方女子已经掌握了家庭的财政权力，男子已经爽快利落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他们除了暗自留一些私房钱而外，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了家里的“一把手”——老婆大人，可也还是有女子抱怨，其实这是让家累和沉重琐碎的生活压力更加紧密地套在女性的头上，男子获得了解放与潇洒；作为女子，也希望将自己其实是累赘的家务纵观的差事交出去，让自己获得解放与潇洒。即便是男子将操持家务的负担全都承担起来，如在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上海等地，男人系上围裙上锅台的事情已经相当普遍，“上海男人”作为含义复杂的社会指称和文化指称已经成为专用名词，可女子作为被保护、被呵护进而被弱势地对待的地位反而更为突出，只不过是在一种当代文明的背景下被突出罢了。无论在事实层面上女子如何受到男子的尊重和爱护，但其作为“第二性”甚至作为弱势性别的社会定性情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文明阶段，到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价值理念时期，女子作为弱势性别群体的定位才可能被彻底改变。

由上可知，女子与男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关系其实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女子作为“第二性”的社会定位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女子与男子在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性别矛盾和性别对立也没有引起人们想象中的激化与极端化，一切的差异都在可识别的意义上存在，一切的矛盾都在可调和的意义上展开，一切的对立也都在可融合的意义上消解。女性的美丽的笑容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像美丽的鲜花一样迎风绽放，正像男性的雄壮的身影在正常的社会中依然像雄壮的山石一样昂然矗立，这样的社会景象清晰地表明，性别差异、性别矛盾和性别对立的命题在现代文明社会其实都不可能真正成为时代发展的阴影。

但社会文明永远需要一种批评的话题，社会文化的争辩需要一种想象的对立，女性与性别差异的话题被历史地选择为这样的批评话题与文明论辩的话题，于是，女性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了一种文化的话语，甚至成了一种批评的话语，它反映着一定意义上的社会现实，但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现实的文化反映而已。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就能发现，相当多的后现代话题都不过是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映，而并不是社会现实本身。例如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都只是社会现实问题的某种文化反映，是一种文化的话语体现。与此相似，女性主义在当代的不断发酵，其实不是社会现实问题的暴露甚至极端化，而是当代文化话语的一种呈现。女性主义话题在启蒙主义时代、现代主义时代都曾经是核心话题，到了后现代主义时代依然是中心话题，但这时候它更多地体现为文化话语的特性，而不是迫切的社会现实话语的特性。

当女性主义作为文化话语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时候，它就获得了进入意识形态的某种资格，于是在西方的学术文化界，女性主义被一波又一波的文化运作催逼上了意识形态的轨道，在相当意义上被渲染成偏激的、敏感的话题，甚至被赋予某种革命性的素质，从而在远离了社会现实、人生现实的意义上演绎成极端性的文化话语和文化命题。的确，在女性主义被推向极端化的现代社会，女性和男性的性别矛盾、性别对立其实体现得相当温和、沉潜以及委婉，而这样的温和、沉潜与委婉却在言论世界被渲染得非常尖锐，甚至通向某种观念的危机。

这样的危机在东方世界，在中华文化圈同样存在，只不过更明显地存在于文学描述之中，存在于被虚拟性地展现的文学世界，这就是荒林所刻画的文学的女性主义。如果说女性主义在西方世界被置于文化的极端性、危机性的紧张话语层面，在东方世界特别是在中华文化语境下，它则更多地被纳入文学文化的想象之中，呈现出文学的虚拟性和想象性的特征。启蒙主义话语时代，包括鲁迅等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都深深地涉入其中，女性主义话题被文学所包围，所呈现，易卜生主义、“娜拉”现象，包括鲁迅所刻画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那个勇毅的女子子君，也包括那个可怜的祥林嫂，以及叶圣陶笔下的《这也是一个人》的那个女人，都是启蒙意义上的文学形象。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文学的女性主义，其代表人物当然是丁玲笔下的那个闪耀着时代光芒的莎菲，那个以反抗的意气向男性世界坚决地然而又是变态地宣战的现代女性的典型。后现代主义在中华文化语境下展现得较为委婉和沉潜，但女性主义的文学展示仍然是那么鲜明而坚毅。这些都在荒林的学术描述中有着缜密而精细的展现，这样的展现成就了荒林学术分析的特性和优势，成为女性主义学术呈现热潮中的富有独特性的成就。

女性主义在西方世界是一种社会文化运动，虽然与大众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依然相对脱节，但作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热点话题，对知识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甚至酿成了革命性、颠覆性的时代话语，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出现的意义。她们提出的诸如男性社会合谋论和人造女性论等著名论点，都不再具有现实的社会针对性，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表述和文化深言的需要，也体现着理论阐述的快感和理论表述的深刻性和震撼力。当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早已经超越了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发表《女权宣言》时的那种男女政治上、法律上不平等的状况之后，女性主义实际上在理论意义上的成就远远超过其实际生活的批判意义。中华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主义从来没有在理论意义上与西方女性主义争奇斗艳的意识，甚至也很难与之形成对话关系，但女性主义在东方世界和大中华语境下的文学展现，确是东方女性主义特别是中华女性主义话语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对于世界女性主义文明话语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文学的女性主义作为学术概念和文化概念，无疑是一种创新，也是对大中华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形态的一种准确的描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受到郁达夫关于文学的无政府主义一说的影响，郁达夫在《自我狂者须的儿纳》一文（发表于《创造周报》1923年第6号）指出，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文学的无政府主义，有别于政治上的乃至思想文化上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大中华语境下的文学的女性主义，也有别于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也有别于社会运动乃至文化运作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在想象和虚构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的审美判断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往往在文学想象的意义上将女性话题推向极端，推向明显的危机感和偏激的理念境界，进而通过文学表现的手段将女性主义命题引向深刻和强烈的文学展现。典型的例子莫如李昂《杀夫》等一系列的创作。这类文学的女性主义具有如此明显的东方特性和中国特色：第一，文学的女性主义都是在理念意态上展开的，因而不应该理解为现实主义的女性文学；它与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展现的性别差异、性别矛盾和性别对立并无直接的对应与联系，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第二，文学的女性主义往往不会基于泛滥的、偏激的乃至极端的女性主义政治、社会和文化理念，而是基于女性问题的东方经验和中国体验，意味着中华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义思想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汉语文学世界对世界女性主义文明做出的独特的贡献。

文学的女性主义体现出大中华文化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思潮的特性，其实也是东方世界女性主义含蓄、曲折地进行文化呈现的基本形态。女性主义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合谋中已经走向极端、偏激并充满危机感，这样的极端、偏激和危机感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了观念的强化，而在东方语境和大中华语境中却往往很难得到这样的强化，甚至也不会得到相应的阐解，于是，女性主义理论在这样的语境下显得较为柔弱、阴晦。但在文学这一虚拟世界中，女性主义得到了补偿性的表现，正如李昂等作家的创作所体现的那样，在文学想象和虚构表现的意义上，女性主义也可以以极端、偏激和充满危机感的性状出现在大中华的文化语境中。

当然，由于道德和文化的制约，不同地区的文学的女性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表现程度。大中华地区无疑以台湾、香港的文学创作在虚拟性地表现女性主义的极端、偏激和危机感方面较为强烈，而在内地和澳门体现得较为柔婉。这样的差异凸现出文学女性主义的地区性的文化特性，但从总体上看，大中华语境下在文学想象的意义上展现女性主义的前卫性，应该是大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荒林的研究必须在大中华文化语境的全貌观照下展开，这也是这部论著必须体现这样的空域广度的重要原因：只有大中华语境的完整空域的广度才能透视出文学女性主义的思想深度。荒林在这部论著中出色地完成了大中华地区文学女性主义的空域广度的论析，同时也达到了其所指向的文学女性主义的思想的深刻性的揭示。因而，这是一部有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的论著，它的创新与相对世界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女性主义的准确把握和独到表述，其学术思维的开合度及其在学术方法上的启示性远远超越于它所属的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