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初创时期的金华人
目 录
一、前言
二、五四运动的发轫者
三、共产主义的宣传者
四、中共初创的参与者
五、地方党组织的创建者
中共初创时期的金华人
杨荣标
前 言
金华,为“金星与婺女争华之地”,古称婺州。金华地处浙江中部,被朱元璋称为“浙江之心”。金华自秦王政设乌饬以来,已有着2200多年的建制历史。
金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十佳宜居城市。金华面积1.1万平方公里,下辖义乌、兰溪、东阳、永康四个县级市,浦江、武义、磐安三个县以及婺城、金东两个区,常住人口705万。义乌小商品城、永康五金城、横店影视城、中国红木家具城、中国书画之乡、中国水晶之都、世界磁都等,都坐落在金华区域之内。
金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尊文重教,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南方邹鲁”之美誉。自汉以来,历代名人辈出,贤臣名将,学者俊才,丹青妙手,民族英雄,灿若星河。金华的丽泽书院,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一道,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历代入孔庙从祀的浙江先贤只有6人,除王阳明是宁波余姚人外,其他五人(南宋吕祖谦、宋末元初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北山四先生”)都是金华人。中华名人中,文有宋濂,武有宗泽,学有吕祖谦(朱熹特将小儿子师从吕祖谦),道有黄大仙,医有朱丹溪,曲有李渔,字有黄庭坚,诗有骆宾王、艾青,画有黄宾虹,音乐有施光南,摄影有郎静山,还有我国科学界的光学之父严济慈、量子之父潘建伟、龙芯之父胡伟武和生物专家陈薇等等,数不胜数,有“千名教授汇一市,百名博士同故乡”之称。
除上所述,金华还是一片红色热土,金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金华籍先进分子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上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五四运动的发轫者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伟大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发生,为我党的创建进行了思想武装和干部的准备。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五四运动的旗手,无疑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但五四运动的发轫者,有两个干将却是金华人。
一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方豪。方豪1894年出生于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方山村,北大法科毕业,曾担任金华一中校长20年,直到1955年病故。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会议中,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代表多次申诉和反对,强行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吗,国内一片哗然。但北洋政府出于军阀利益,屈从列强淫威,竟发出电报同意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
5月3日,外交协会召开了理事会。会议决定,要想方设法阻止中国代表签字。参加会议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外交协会理事),会议一结束就赶到北大法学院,将消息告诉方豪等北大法科学生。当晚,方豪等人就在法科礼堂召开北大学生大会,同时邀请了北京其他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一开始,方豪首先简要通报了巴黎和会相关情况。1000多名参会学生闻此消息,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会场气氛十分悲壮,一致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要求罢免和严惩亲日派代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同时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游行。为了筹集活动经费,与会同学纷纷将随身携带的银元、铜板、手表、戒指等捐出,学生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方豪等学生领袖连夜进行第二天集会准备,积极联络各校的学生统一行动,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5月4日,北大学生等13所大专院校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合,并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喊“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北洋政府闻讯后,急忙派出军警镇压,当场抓捕了32名同学。当晚,北大学生集会,各校也派出代表参加,一起商量营救办法。
5月5日,北京各大中学校代表再次开会,决定自即日起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社会各界。
5月6日,学生代表大会推选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方豪平时品学兼优,才华出众,演讲声情并茂,很有鼓动性,又很有组织能力,在学生中享有较高威望,加之又是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李大钊等人的得意门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生领袖,一致推荐他为第一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的第二天,方豪作为全权代表赶赴天津,进一步推动天津学生运动。不久,又与天津学生领袖扬兴亚同赴上海,与上海学生领袖何慕仁商谈各地的学联筹建工作,并策动学联、工会、商会联合举行罢课、罢工、罢市,以声授北京的学生运动,从而使全国各地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5月26日,方豪还应北京各学校校长和广大师生强烈要求,离京赴上海,与上海代表等一行四人会合同赴杭州,邀迎蔡元培回校复职。在杭州,方豪应邀出席杭州学联合大会,在会上作了精彩演讲。
在五四运动期间,方豪还四出活动筹集学联经费,连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听了他对时局入里三分的评论都连连点头称赞,对其人品、知识、风度大加赞赏,并亲自发动参、众两院同仁捐出大洋3000元,以资助学生会活动。
鉴于方豪的一系列活动,北洋政府视方豪为洪水猛兽、第一为首分子,不但要求北大开除方豪学籍,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还下令拘捕方豪交法院审判。
不久,方豪被北洋政府拘捕,监禁了7个多月后,在北大师生、社会贤达多次抗议之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方豪出狱。
为避开反动政府的迫害,李大钊于1920年4月27日,给日本朋友宫崎龙介亲笔写信,介绍方豪等5个学生运动领袖到日本考察。
二是一代报人邵飘萍。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深刻影响,这两位老师就是李大钊、邵飘萍。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又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实,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邵飘萍于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一生都未忘记邵飘萍,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74年81岁时,毛泽东还提到自己是邵飘萍的学生。
邵飘萍,1886年出生在东阳县仁寿乡(今南市街道)紫溪村。5岁起随教书的父亲读私塾,9岁能写诗作文,14岁考取秀才。早年参加南社,投入反清斗争。
浙江的不少革命志士,都有从事报业的经历,如章炳霖、蔡元培、秋瑾等。受此影响,邵飘萍矢志办报。早年上大学时,就曾与同学陈布雷等试办过《一日报》,还担任上海《申报》通讯员。1911年11月,邵飘萍辞去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堂的国文和历史教员职位,被杭州《国民日报》聘为主笔,次年便接任经理之职,并被新闻界公推为浙江省报界工会干事长。在杭州办报三年中,因坚持以笔为枪,经常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大块文章,得罪了当政的贪官污吏,先后三次被捕,入狱9个月。
1916年6月,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两年间,先后从北京发回特别通讯251篇,内容详实,文字清新,大受读者欢迎。为反映民众呼声,邵飘萍出面邀集敢于改革政治的爱国人士,于1918年10月自任社长创办了《京报》,他挥毫书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鼓励同仁爱国反帝反封建反独裁主义。京报为当时北京最为进步的报刊之一。
1918年,北大学生校友会成立,并创办了《国民》杂志社。该杂志李大钊为指导,邵飘萍为顾问。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被聘为研究会导师。由于邵飘萍的努力和主要会员的积极活动,新闻学研究会成为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颇有影响的著名社团。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一传回国内,《京报》、《国民》等报刊马上予以披露。5月3日晚,北京大学邀请全市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到法科礼堂开大会。与会人员有1000多人。会议开始后,方豪通报完有关情况后,邵飘萍便第一个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详细报告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深入剖析了失败的原因,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和形势,并大声疾呼:“现在的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作为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许多学生代表也纷纷登台演讲,群情激奋,一致决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期间,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其他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与论,紧密配合斗争的深入发展。除了及时报道学生运动动态外,邵飘萍还接连撰写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 勿以空言塞责》、《勖我学生》等一系列文章。
鉴于邵飘萍在五四运动期间的积极活动及对青年人的巨大影响,北洋反动当局视其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侮辱政府”的罪名通缉,并于8月2日查封了《京报》。由于事先得到消息,邵飘萍从屋顶得以逃脱。
不久,邵飘萍靠朋友帮助东渡日本,被《朝日新闻》社聘用,由此开启了崭新世界的另一扇大门。
共产主义的宣传者
中国共产党能在五四运动两年后的一九二一年成立并日益壮大,除了五四运动的推动、十月革命的影响、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大地的迅速传播。对此,金华籍的先进分子功不可没。他们在进行理论探索、开展理论宣传、启发理论自觉,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等方面,为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引领“一师风潮”,推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
五四期间的爱国反帝运动,高等学校以北大最为突出,中等学校以湖南第一师范和浙江第一师范最为活跃。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金华人,即音乐家施光南之父),除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外,在校长经享颐和教师陈望道支持下,于1919年10月创办了大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浙江新潮》。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反动当局撤去享颐校长之职,并要求辞退陈望道,开除施存统,并殴打抗议学生,引发全国各界公愤和各地学生的声援。“一师风潮”前后数月,是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继续,是新旧文化交锋的又一重要回合。
(二)翻译经典,为建党奠定理论基石。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重要标志。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梁启超等都曾先后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章节,但尚没有一本中文全译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内容深刻,但翻译难度颇大,连恩格斯也曾说:“要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作为一名翻译者,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不仅需要有扎实的中文水平,还必须精通德语、英语和日语,至少是精通其中的一种。因此,对一般人而言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而陈望道恰恰具备了以上诸项条件。于是在1920年2月,经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推荐,陈望道应《星期评论》杂志社之邀,担负起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历史重任。
陈望道,金华义乌人,1891年1月出生在义乌乡下分水塘村。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20年春节时,29岁的陈望道受戴季陶之托,带着李大钊给的英文版和戴季陶给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义乌县老家分水塘,躲进一间放柴草的老屋里,架起一块门板,白天当桌,晚上当床,着手开始艰难的翻译工作。一日三餐的饮食,全由裹着一双小脚的老母亲送过来。一次,老母给陈望道送来几只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并随带一小碗红糖,让儿子蘸着吃。陈望道右手握笔疾书,左手拿着粽子蘸着糖,一边写一边吃,由于过于专注,竟不知不觉拿粽的左手伸向墨砚,然后把粽子放到嘴里,弄得满嘴乌黑,自己竟毫不知觉,吃得津津有味。后来母亲发现了,故意问他:粽子甜不甜啊?陈望道一本正经地回答:粽子很甜啊!并说: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1920年4月底,陈望道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功夫,终于完成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任务。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我国第一个单行本的汉译《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面世,首版1000册立刻被抢购一空。到1926年底,先后重印了17次。
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宣言》作为革命军人的必读教材,人手一册,随身携带。毛泽东主席曾在延安窑洞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并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当众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因此,可以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一大批先进分子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增进了马克思主义信念,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著书撰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邵飘萍因宣传反帝爱国,被迫流亡日本。这虽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恰好给他完成专心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夙愿提供了宝贵时间。他将自己深入学习研究的心得,撰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热情颂扬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建设成就。1920年8月,一经出版,就受到热烈追捧,到1927年已出了3版,对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
施存统留学日本后,先后翻译了何上肇的《见于共产主义宣言中底唯物史观》《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山川均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佐野学的《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论》等著作,并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先后写下《马克思底的共产主义》《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受到李大钊的好评和重视。
(四)编辑刊物,创建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
陈望道翻译完《共产党宣言》后,担任《星期评论》编辑,不仅被陈独秀聘任《新青年》编辑、主编。他任主编期间,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陈望道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后来,陈望道担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他把《觉悟》改版 为党的外围刊物,先后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成为继《新青年》后的又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
1922年5月,共青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施存统担任第一任团中央书记后,创办了团中央机关报《先驱》,自己亲自担任主编,经常刊登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的文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骨干中的影响。
1920年7月,邵飘萍获悉段祺祥因直隶战争失败而垮台,立即向《朝日新闻》社辞聘回国,于9月20日重新出版《京报》。他充分利用新闻平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京报》发表、译载了大量介绍苏俄情况,并突出刊载中国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1921年后,邵飘萍大力支持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撰写文章,提供消息,成为共产党人的挚友。
1922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编辑了《非宗教论》书稿,辑有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论文33篇,并附有马克思的铜板像,政治色彩十分浓厚,一般印刷厂不敢承印。邵飘萍则不怕风险,利用《京报》的有利条件给予全力协助。
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京报》借机公开发行《马克思纪念特刊》。1924年3月30日,《京报》又发行了《列宁特刊》。这一些,足见邵飘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巨大勇气。
1925年6月1日,邵飘萍用《京报》整个大版面详细介绍五卅惨案发生的经过及原因。次日,又以两个整版进一步报道了五卅惨案的情况和全国各地的声援情况。为进一步推动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向纵深发展,他以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为依据,在《京报》上以消息、通讯、图片、评论、专刊、特刊等多种形式,深刻揭露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狼狈为奸的罪行,宣传的版面由开始时的一版增扩至三个半的版面。除此,邵飘萍还挤出时间直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任中国济难会董事,经常为募捐救济工人而四处奔波。
由于激进的革命立场,各派军阀对邵飘萍都恨之入骨,邵飘萍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京报》再次被查封。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因《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卖友求荣被捕。4月26日凌晨被押赴刑场,邵飘萍视死如归,刽子手最终在他的大笑声中将其杀害。
邵飘萍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发轫者之一,也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中共初创的参与者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政党雏型。1920年5月,陈独秀首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研究会。不久、陈独秀经与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酝酿后,于8月改名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陈独秀本人外,先后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李达、杨明斋、周佛海、邵力子、袁振英、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李中、沈泽民等十几人。
其中,陈望道和施存统,则是浙江金华人。
1920年4月底,陈望道翻译完《共产党宣言》后,携带译本回上海办理出版事宜。到上海后,先应戴季陶之邀任《星期评论》编辑,后又应陈独秀之请任《新青年》编辑,同时任《共产党》、《劳动界》刊物编辑。陈望道在大量编辑刊发马克思主义论述同时,积极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陈望道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但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就协助陈独秀积极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劳动部长之职。中共一大后,他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1921年底,陈独秀去广州后,陈望道还曾担当起代理书记之职。
遗憾的是,在1923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陈望道提出离开党中央机关。其原因究竟何在呢?从目前公开的历史资料看,主要原因是和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相关。在中共一大前后,陈望道曾协助李汉俊分管党的经费。当时的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资助和小组成员的稿费捐助,本就十分紧张,而陈独秀在使用、审批时却比较随意,经常出现超支情况。为此,李汉俊和陈望道曾提醒陈独秀要注意量入为出,可陈独秀听后很不高兴,说:“我是书记,我说了算!”还不负责地在党内散布陈望道“挑战权威”,“企图夺权”。不知情的党内其他同志因此与陈望道产生对立情绪,严重损害了陈望道的个人形象。陈望道也曾试图要求陈独秀道歉,而陈独秀不但直接予以拒绝,还派人去查账,这让陈望道十分气愤。平时眼里容不得任何沙子、一贯嫉恶如仇的陈望道,如何受得了这个冤枉气?之后,由于个人性格差异、处事风格不同等原因,两陈之间的误会不断加深,矛盾日趋激化。于是,年轻气盛的陈望道一气之下就提出离开党的组织。
事后不久,茅盾曾受命去做陈望道的工作。陈望道说:“你我多年深交,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离开党组织,而现在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依然如故,我又如何取消这个决定呢?”同时又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人虽然离开了党组织,但只要是党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力去做!”
解放后,毛泽东曾对陈望道的党籍问题作过特别批示:“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也不必讨论。”1952年9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由此开启了长达25年的复旦大学校长的生涯。陈望道不但因《修辞学发凡》一书成为我国修辞学的奠基者和泰斗,还是《辞海》的总主编,被誉为“千秋巨笔,一代宗师”。
1957年6月,陈望道回到党的怀抱,只是因为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未曾公开身份,直到1973年党的十大才予以公开。
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生于1899年,金华市金东区叶村人。9岁上私塾,小学毕业后到杭州找其在军队当营长的舅父谋事,在军营里生活了半年。半年军营生活的学习磨炼,使他逐渐懂得国破家危的道理,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7年,在其舅父资助下,施存统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校长叫享颐,有理想、有见识,是一个进步教育家。当时,主张新文化革新的陈望道也在一师当教师。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师学生大多倾向革新进步,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后的1919年10月,施存统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创办了《双十》月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这是浙江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
1920年3月,经李大钊介绍,施存统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从此结识了陈独秀。其实,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的一篇《非孝》的文章,早已引起陈独秀的关注。
4月起,施存统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几次关于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的座谈会。5月份,施存统毅然加入了陈独秀发起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6月,在陈独秀发起下,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成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开始叫社会共产党,后经与李大钊商量定名为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还起草了一个有十多条内容的党纲草案。
上海共产党成立后,施存统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受陈独秀委托,为了培养党的青年骨干,以主要精力去积极开展青年工作,。1920年8月,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施存统是8位发起人之一。
不久,又经戴季陶介绍,施存统抄了一份党纲赴日,着手到日本留学生中去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在日本期间,施存统与日共骨干河上肇、山川均建立了密切联系,先后发展了彭湃等10多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了旅日党支部,自任党支部书记。
1921年12月,由于施存统的种种进步言行为被日本当局拘押,半月后被驱逐回国。
施存统回国时,由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负责人张太雷与俞秀松一起赴俄,且留俄的时间较长,团的活动已处于停滞状态。施存统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重振团的工作中去,从而很快地恢复,并极大地促进了青年团组织迅速发展。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除上海外,北京、南京、天津等全国各地有17个地方,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发展到5000多名。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到场作了演讲。大会选举施存统、张太雷、俞秀松、蔡和森、沈泽民(即沈雁冰弟弟)、高尚德等人组成团中央委员会,推选施存统为第一任书记。
施存统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积极支持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大力支持二七大罢工,大力支持日华纱厂大罢工,并被捕入狱。还有一次,施存统为反对曹馄贿选,亲自上街撒发传单,被军警拘捕,后经李大钊保释才得以释放。
施存统在担任书记期间,不仅投身繁忙的一线实际工作,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学术概要》一书,还担任《社会经济丛刊》的编辑,并担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巨大的压力,过度的疲劳,使施存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症,常常被脑痛的怪病反复折磨。
1923年8月,团的二大召开。施存统仍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但因身体患病,无力承担起繁重的工作,团中央同意他休息。后来,安排他到党领导下的上海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抗战胜利后,施存统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创建了民主建国会。1949年4月,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1949年10月,出席了开国大典,并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1970年11月病故。
地方党组织的创建者
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于1922年9月在杭州市皮市巷成立。中共杭州小组当时一共只有3个人,金佛庄则是三个成员之一。
金佛庄是东阳县乘骢乡四十四都良渡村(今东阳市横店镇良渡小区)人。
1915年,金佛庄考进东阳县立中学,和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是同班同学。两人品学兼优,常常为谁得第一、谁得第二而互相暗自激烈较劲。
1918年,金佛庄从东阳中学毕业。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金佛庄决心从军报国,考进了保定陆军官学校。在保定军校,金佛庄和许多进步爱国学生一道,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新思潮、新学说,探求人生的价值和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他在学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7月,金佛庄以优异成绩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毕业后,先分到上海松沪护军当见习排长,旋即被分配回浙江,到陆军第二师陈仪部任排长。
当年8月,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长徐梅坤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经过考察,金佛庄经由徐梅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于是,金佛庄成为中共杭州小组成立的最早的三个成员之一,且是中共为数不多的正规军校出生的军事干部。
1923年5月,金佛庄和中共杭州党支部书记于树德,作为浙江代表赴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金佛庄能文能武,备受长官赏识,不久便被提升连副,很快又升任营长。他的杰出才华,更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在中央局负责兵运工作的罗章龙,曾多次专赴杭州和金佛庄商谈兵运工作,金佛庄也多次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徐梅坤也曾在毛泽东面前极力推荐金佛庄,说:“他是个极有用的人才,中央需要的时候可随时调他上来”。
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后,根据毛泽东提议,密令金佛庄长期“潜伏”浙江二师,尽力保存实力,以备今后革命所用”。
1924年春,党组织决定派金佛庄去广州参加黄埔军官学校的创建工作。6月17日,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因东征时立了大功,很快升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和团长等职。
蒋介石明知金佛庄是共产党员,但很赏识他的才华,企图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拉拢他,多次找他谈话,暗示只要脱离共产党就可立即予以重用。中央指示金佛庄,要他佯装被拉拢过去,低调处事,以作长期潜伏。在组建革命军总司令部时,蒋介石任命金佛庄为参谋处副处长兼三科科长,后又亲自任命他为警卫团少将团长。
1926年12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为扩大北伐成果,金佛庄主动要求去浙江、上海策反浙军所部起义,于是从九江化装乘船顺流而下。不料上船后,行踪暴露。12月11日船到南京下关后,即被孙传芳部下逮捕。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次日就给孙传芳发电报,提出用南昌会战时抓获的孙部将领交换,但遭到孙传芳断然拒绝。当天,孙传芳下令以“战时间谍”为由将金佛庄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金佛庄牺牲时,年仅29岁。
1925年秋,金华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金华支部建立,发起人叫千家驹。
千家驹,1909年出生于金华市武义县。千家几代都是读书人,他自幼聪颖,13岁考入金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初中部(今金华一中)。在金求学期间,进步爱国,是位热血青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和同学钱兆鹏一起,在东岳庙主持召开三千多人的追悼会,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五卅惨案发生后,又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召开金华各界联席会议,成立金华五卅惨案后援会,筹集了一千多块银元支援上海工人兄弟。
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浙江一师学生、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共党员宣中华,来金华指导五卅惨案声援活动。千家驹与宣中华紧密联系,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信任,1925年夏在宣中华介绍下,千家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千家驹向宣中华提出在金华建立中共支部的想法,并向其分析了在金华建立党支部的三个有利条件:一是金华人历来有反封建反外来侵略的革命传统;二是五四运动后金华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分子,如陈望道、邵飘萍、施存统、金佛庄,还有共青团杭州地区第一任书记、浦江人张新锦等,他们的革命言行都影响着金华民众;三是省立七中的师生积极响应“一师风潮”,七中的不少师生又是宣中华的故友。因此,在金华成立党组织有较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宣中华听后感到,在金华建立党组织,确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了。于是在1925年秋,在省立七中建立了中共金华支部,千家驹为书记,隶属于中共杭州独立支部领导。
1926年秋,千家驹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共金华支部书记交由其同学钱兆鹏(1927年8月英勇就义)接任。
千家驹进入北大学习后,由于其出色的才能,1928年春当选为共青团北京大学团委书记。解放后,积极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献计献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撰写于2021年12月15日)
主要参阅资料:
1.复旦大学出版社.邓明以著《陈望道传》
2.江苏人民出版社.何民胜著《施复亮全传》
3.浙江人民出版社.郭汾阳著《邵飘萍传》
4.浙江人民出版社.金华党史研究室《金华革命英烈传列》
5.金华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2期.丁群亮著《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方豪》
6. 金华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第2期.陆昇著《金华籍先进分子对建党的理论贡献》
7.金华党史研究室.《春秋》2015年第3期.金翔著《信仰的力量支撑千家驹一生释放正能量》
8.金华党史研究室.《春秋》2019年第1期.陶成华著《陈望道: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者》
作者简介:杨雄彪(又名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