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过养猪场厂长

                   帝力与我何

       人民公社化时，父亲在公社养猪场当场长。

        村中央的纸盆喇叭整天播送着县广播站传来的消息，要过共产主义生活了，“洋犁洋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洗脸盆会说话。”一夜之间，公社化了，千百年单干独做的农民，成了公社社员，集体上下工，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自古以来，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养鸡、养猪、种地，这叫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共产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一家一户单干了。不管怎么干，都要吃粮食，还得吃肉。一家一户的猪都充公，办公社养猪场，提供给社员肉食。

        因为父亲旧时读过几天私塾，识得几个字，又是贫苦农民出身，是依靠对象，公社干部就让父亲做了养猪场场长。

        父亲做养猪场长时，我刚记事，跟着父亲到过养猪场。就是把几户人家房子腾空，人分住到别人家去。共产主义了，房子都是大家的，统一使用。把几家空房子圈起来，就是养猪场。场外一间房子是父亲的场长办公室。场大门是一个木栅栏，旁边的土墙上挂块木牌子，歪歪斜斜写着，红星公社养猪场，字是父亲写的。父亲就是这一厂之主，领导着三个饲养员和一群猪。

       父亲怎么管理养猪场，比如，饲料怎么来，怎么繁殖，怎么喂养等等，我都不知道，估计他也不懂。

       我知道的是，公社干部食堂、各个村的食堂都来父亲的养猪场来拉猪。这个时候，父亲的地位就不一般了。虽说哪个食堂要分配到猪是公社领导批条子，但是，有没有猪可以出栏，出大猪小猪肥猪瘦猪是父亲说了算，父亲是实权人物。

       公社干部食堂要吃肉，干部拿着条子，也得找父亲发猪。公社干部亲自来要猪，官大一级压死人，父亲也不敢怠慢，挑大猪肥猪拉走。村食堂来要猪，父亲就随意指一个，不管肥瘦，拉走算了。

       公社干部批条子分猪，父亲没这个权利。但是父亲有记录，他知道哪个食堂吃的猪头数

多少。

        猪是从农户那里集来的，开始数量不小，因为传统上农民家家户户都养猪。没多长时间，猪场饲料供应不足，小猪繁殖不出来，收集来的大猪越吃越少。

        原来一个食堂一月分一头猪，只好改成两个月分一头猪，可是，公社干部食堂照样得一月供应一头猪，条子批了父亲就得发猪。为此，父亲也有嘀咕，说你们就二三十个人，一月一头就多了，村食堂二三百人也是一月一头，现在都减了，你们照片吃不减？后来，公社食堂来拉猪的时候，会带猪蹄下水什么的给父亲，捎信说，公社社长看到父亲工作辛苦，让父亲也补补身子。父亲是那种耿直憨厚的农民，从来不会沾别人的光。公社干部送来了，是上级的关怀，父亲苦笑着收下了。

       猪埸的猪越来越少，下边村里的食堂也想让父亲给他们发猪，不知咋的也学着样子，也会时不时的给父亲送猪下水。父亲在这个时候，受这份“礼”，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不受“礼”，人家反而不高兴，特别是公社干部那份礼，敢不受吗？父亲想着，还是人家当干部的能，这是不是就叫走“群众路线”？父亲这个庄稼汉子，想不到自己的地位这么重要，隐隐地，父亲悟出了些七七八八来……

       如此不到一年，猪埸的猪快吃完了，来了一埸猪瘟病，那时候又没有兽医，剩下的几头猪也死了，猪埸停办了。村食堂的粮食也吃光了，食堂办不下去，停伙了。粮食都没得吃的，猪也吃光了。被赶出自己房子的农民又回到自己房子里 ，一家一户又支起自己的土灶台，自己做饭吃了。

       本来说好了的过上共产主义生活，可以无忧无虑了。土豆烧牛肉，炭火烤面包，这是办食堂时的宣传。谁知没见到牛肉面包，连粮食吃都没有了。一家一户不得不到野地里挖野菜刨草根摘树叶煮着充饥，“共产主义”生活变成了大饥荒。上边也想不到会是这样，这里边肯定有问题，是谁把农民弄得连饭吃都没有了？

       上边要开展一场清算运动。从城里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清算工作组，到农村进行清算。

       工作组来到父亲的生产队，我见过工作组那几个人，个个细皮嫩肉的，跟饥饿菜色的社员完全不是一个天下的人。工作组发动群众，揭发父亲多吃多占。刚开始，农民们也想不出父亲多占了啥。查帐目，父亲管养猪场，集来多少头猪，给食堂多少头，生多少头，死多少头，父亲都记得清清楚楚，查不出个一二三。清算工作组多方诱导，开群众会，发动群众揭发，大家面面相觑还是说不出个八八九，开展“背靠背”深挖，也没有挖出个啥。工作组进一步讲了，不认真揭发，就是立场不坚定，就要走向“反面”，是阶级产场问题。一说反面阶级立场，这些瞎字不识的农民都怕了，因为解放的时候，村里的王老三解放前在乡里当过乡丁，就是个跑腿的，列入伪人员，后来又定为反面人物，拉出去枪毙了。不表现积极不行啊，挖空心思，有人想起了父亲吃过食堂送来的猪蹄这事儿，多吃多占算是坐实了。父亲气急败坏，坚决不承认，是他们送的，又不是我要的，吃也是我和三个饲养员一起吃的，我吃有多少？

       工作组一锤定音，由不得父亲辩解，如果辩解就是抗拒上级指示。

       工作组要的是清算成果，清不出来成果拿什么向上边汇报？于是，进行精细计算。父亲当养猪场长，一共受过十次猪蹄下水，一次按十斤算，一共是一百斤。四个人分吃，每人是25斤，猪肉是 6毛钱一斤，猪下水折半，算起来，父亲多占了 7块 5毛钱，得退赔出来。

        那时候劳动一年没发过一分钱，哪里有钱？拿家里值钱的东西抵，父亲家里除了土坯高粱杆支着两张床，床上放着两双烂被子，哪有值钱东西。还是工作组有办法，就拿父亲草房上的一根檩条抵，但是，抽下檩条房子就塌了，也不能抽啊。一个穷苦农民，老实巴交的，上边信任，就当了一年猪场场长，总不能往死地里整吧。工作组就让父亲签个字，说明草房上的一根檩条是多占的退赔，先放到房子上用着，以后再说。

       清算运动结束了，工作组带着清算成果回城里去了。整个清算成果汇集到上边，上边一审察，说父亲这事算不上多吃多占。据说是当初吃过父亲养的猪的干部，有人参与审察清算结果，他们最清楚这事，就下了个“算不上”的结论，同时还通知大队，说父亲当过养猪场长，也是早期的农村干部，是依靠力量，这事不提了，让他当生产队长吧。于是，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又成了有“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