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健康长寿的奥秘

（报告文学）

      ●许 晨

二  他从大泽山走来

在美丽富饶的胶东半岛腹地，流水潺潺的大沽河畔，有一座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古城----平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附都——即墨古城就在其境内，名将田单曾在此设火牛阵大败燕军。后来朝代变迁，分分合合，基本为一个县级建制，所辖境域变化不大。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隶属昌潍地区（现潍坊市），1983年划属青岛市，1989年撤县设市，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郁郁苍苍的大泽山山脉，位于市境北部大泽山、大田、崔召、云山、旧店、李园等地。有大小山头2000余座，层峦叠嶂，壑幽泉清，大都呈西北东南走向。大泽山的葡萄更是名满天下。在这座大山的脚下有一个小山村，现隶属于李园镇，这里就是崔云龙的故乡。

1962年1月，他出生在这个普普通通通的小村庄里，祖辈都是勤劳善良的农民。兄妹四人，崔云龙是老大，虽说那是个一到春季连温饱都难以满足的年代，可要强的父母还是全力供孩子上学。懂事的小云龙一直在家乡的中小学里读书，下学后就帮助家里做点农活：放羊、打猪草、捡柴火棒等等。

正像那首名叫《山里的孩子爱大山》歌曲唱的一样：

“大山里的孩子 早上起了床

树梢上的鸟儿 也开始歌唱

放下柴火 背起书包和干粮

上学路上 心情多么欢畅

大山里的孩子 拥有天真的目光

多想和你一样 充满了希望

我在你们身上 看到未来路漫长

你的善良倔强 给我力量……”

当然，那时候的孩子们没有电视电脑、动画片，更没有游戏机、迪斯尼乐园什么的，但也有自己快乐的一面。每天除了读书上学、拔草铲野菜之外，他们就跑到山野里爬树、捉知了猴，或者你追我赶地捉迷藏，来个“中国美国”打土仗（一种儿时游戏：你扮演中国是好人，他扮演美国是坏蛋）。乐此不疲。

是啊，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难忘的童年。只是崔云龙与小伙伴们有所不同，时常静下来一个人睁大好奇的眼睛，面对着大山发呆：想像着山那边是怎样一个天地，盼望着走出去看看。事实上，父辈们也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取名叫云龙，向往云里飞龙一样冲向天外出人头地。

有时候，名字真得可以给人以激励，抑或是有一种暗示的功能。小云龙就想总不能一辈子窝在山里吧，听长辈的话好好念书或许会有机会，起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因此他从小好学上进，特别喜欢读书，但那个时代的农村既没有图书馆和阅览室，更没有钱订阅报章杂志。只能从亲戚、同学那里借到什么读什么。一张旧报纸、一本被人丢弃的杂志都被他珍藏读了几十遍，后来从同学那里借到了《我的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金光大道》《林海雪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书籍，成了小云龙童年时代的启蒙读物。

不过，借书总要归还的，他不好意思反复借，就把喜欢的内容抄下来。一连几年，崔云龙已经抄了好几大本子，也因此培养了较好的阅读、理解及文字表达能力。小学四年级时，他的作文就曾感动得新任语文老师流泪，得了105分。上初中了，他在书店看到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的老一辈革命家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非常喜欢，但没有钱买，就发动同学、弟妹收集废铜烂铁卖，通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攒够了1块多钱，买了回来。因是通过“众筹”方式购买的，小云龙和大家约定轮流看，每人看一星期。可这本书有四、五百页，一星期哪够啊，有的孩子看不懂，云龙就反复多看，然后讲给小朋友们听。

为了满足小朋友们每天想多听一些章节的愿望，就必须多读并把内容记住，这无意中培养了小云龙的快速阅读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力，并历练了绘声绘色的演讲口才，并且总结出了一套记忆方法，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总有一帮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天天跟着他、听他的指挥，成了村子里有名的孩子头，无形中这也锻炼了后来的“领导力”。

或许从那时候起，这个大泽山下秋冬季只能揣个煮地瓜或几块地瓜干、而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只能以树叶菜团做午餐充饥的农家少年，就萌生了向往着走出大山，去看一看山那边世界的梦想。不过，当时农村孩子要想吃上城里人的“粮本”，只有当兵或上学两条路。小云龙还不到当兵的年龄，便想一门心思通过好好学习，才可能真正变成飞出山外的“云里龙”。

如果一直是“文革”时期，上大学全凭推荐“工农兵学员”，崔家没权没势没关系，那是没有崔云龙的份儿。好在十月里响春雷，中国历史的航船拐了个弯，“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及时复出，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夏天，国家恢复高考上大学后第三次考试，年仅17岁崔云龙的刻苦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一举考上了山东农学院林学系桑蚕专业。

当时的录取通知书远不是今天的模样，还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上面简单地印着几行铅字：XXX你被 XX大学录取，请于X月X日携带户口迁移证前来报道。用它就能转户口去上大学？人们还不太相信。崔云龙拿着这张纸跑到公社询问，得到肯定的回答，这才高兴地蹦着高跑回家去。

这是小山村多年来少有的大学生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地摔八瓣”的父亲，用颤抖的手捧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还一个劲儿地擦眼睛。村里人拥到崔家门前，吆喝着要喜酒喝。嗬，山里的孩子终于走出家门了！

“大喜大喜，老崔家烧高香了！请客吧！”

“请请，老少爷们都来啊……”

更为富有戏剧性地是：头天晚上，住在外村的崔云龙姥娘做了一个梦：从东边来了一个人，穿红袍戴礼帽，显得很富贵。结果天一亮就有人来报喜了：你家外甥云龙考上大学了！哈，好像冥冥中心灵感应似的。虽说上得是农学院，但当时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身份，统一分配工作，成为有粮本的城市户口，一下子跳出了“农门”，真是做梦都会笑醒的。

由此，崔云龙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背着行李卷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位于泰山脚下的山东农学院——现为山东农业大学。入学后顿顿分两个白面馒头吃，虽说还是不太够，但不会饿肚子了，这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情。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具有百年历史和底蕴的山东农学院看什么都新鲜，阶梯型教室、上下铺的宿舍，尤其是头回见到图书馆，哇！简直是一个“书海”啊！酷爱读书的他高兴极了，一头扎了进去，如饥似渴地学起来。短短四年的时间，他的借书证上竟然借阅过300余本各种图书和杂志。所看书籍并不仅是与所学的专业相关，而是对自己以前不了解的天文地理、科学史、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艺术、记忆术、科幻、管理、哲学、经济、外语、文学等均是如饥似渴。尤其喜欢报告文学，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真实生动，极大地感染激励了年轻学子。或许正是大学四年间的广泛阅读，为他以后的复合型人才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专业课的学习上崔云龙也是毫不含糊，八十年代，是一个百业待兴全民奋发的年代，新一代大学生们大都非常刻苦用功，立志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追回来，振兴中华。崔云龙所在桑蚕专业课程较多，桑是植物，蚕是动物。所以，既要学植物类课程，又要学动物类课程和微生物学，没有蚕学的生化课程专门教材，就学畜牧兽医的动物生化、生理课内容，有50多门功课，整整比别的专业多十几门。有的学生为此抱怨，而崔云龙乐此不疲，因为了解了大量的生理生化知识，解除了很多以前的困惑，如食物是如何消化吸收的，为什么不吃饭会没力量，饭与能量是如何转化的等等。人体生理生化是在动物生理生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量的生理生化实验是先用动物做的，所以，动物生理生化是人体生理生化的基础。

此外，崔云龙还特别喜欢做动物实验，曾在大三的时候就进入实验室和养殖基地，承担并完成了“直接舔食氮肥增产蚕茧的实验研究”，并与老师合作将研究成果发表了论文。他痴迷般地进一步查阅学习，结合自己前期的研究，在大四的第二学期，撰写了“氮肥增产蚕茧的生化机制”一文，寄给了上海生化所著名的昆虫生化权威许廷森研究员请教。许教授看后非常激动：以为是位教师，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便从上海专程来到位于泰安的山东农学院，寻找崔云龙，打算进一步研讨和开展合作研究。

谁知，教务处查遍了全院教师的花名册，也找不到崔云龙的名字便问道：“是不是写错了？”

许廷森教授拿出崔云龙寄给他信：“没错，你们看信封上确实写着泰安山东农学院！”

这就怪了，怎么找不到呢？会不会是学生啊！教务处进一步查找学生花名册，哈，果然在这里边发现了。难道真是一名在校学生提出如此高水平的假设？不可能吧，他们立即派人把崔云龙本人找来，经与许教授沟通交流，确认此信此文的作者正是眼前这位大四的学生，大家既吃惊又感到高兴。

“哦，你就要毕业了，愿意考我的研究生吧？我们可以进一步开展这项研究。”许教授欣喜而期待地问道。

“愿意！”崔云龙喜出望外。

他没想到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竟然让著名的大教授亲自从上海来到学校寻找，也为未写明作者具体情况而给老师们增添了麻烦深感不安。虽说后来崔云龙考上了出国留学生，未能去跟着许教授去读研，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当得知崔云龙准备去日本留学时，许廷森教授很高兴并帮他联系了知名生化专家——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山下兴亚教授，这为崔云龙学习和科研打下了扎实的功底。所以，他一直称许教授是自己研学路上的第一位贵人。

1983年7月，崔云龙以50多门课几乎全优的优异成绩毕业，被选拔留校任教。那个时候，国家已经开始公派留学了，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拿不到起码的“出门证”。不过，崔云龙早在大二的时候，曾感到日本货厉害——比方什么电视机电冰箱等都是日本的，科技强大，早就有到日本学习的打算，便苦学日语。他用平时几乎不吃炒菜，只吃咸菜节省的助学金买了不少日语书和参考资料及一部红灯牌的收音机，天天收听日语广播。他还每天早晨5点就爬起来，到校园小树林里背上2个钟头日文，以至有些同学挖苦说：“哈，崔云龙想出国了！”

言谈话语间带有一种讽刺，只因当时外语关太难，一批批人都被它刷了下来，在人们眼里出国就像上月亮一样。崔云龙一笑置之，照样坚持学了下来。机会给予有准备的人，此话不假。1985年，国家在上海举行公派出国考试，崔云龙与一些师兄师姐一起去参加。比较起来，他是最年轻的资历最浅的，心里没把握。

临行前有人问：“都准备好了嘛？”

“不知道准备什么。”崔云龙老实地回答。

“那有信心吗？”

“也不知道，考考试试吧！”

或许正是这种轻松的心态，或许是平常有了扎实的功底，考试结束一出成绩，崔云龙考了全省最高分，第一名！当时全国留学生考试分为三档，第一档可出国读学位（3-5年），中档是进修（1-2年），第三是研修（半年）。没说的，山东教育部门上报崔云龙为第一档：可去日本读学位。那年他才24岁，按规定必须已婚方可去留学，便匆匆与相恋女友成了家，在上海生化所许廷森教授地推荐下，于1986年春天来到了日本名古屋大学，师从山下教授攻读分子生物技术专业。

临近出国时，他写信问已在日本研修学习的校友们注意什么、需带什么东西？回信除了告知生活事项之外，还特别告知要带些黄连素、四环素之类的抗菌药品来。崔云龙感到很奇怪：难道科技发达的日本，还没有这些普通的抗生素吗？想归想，他还是听从了劝告，准备了一大包抗菌消炎药等带了过去。

直到崔云龙抵达名古屋后才明白：日本与欧美等国家均严格限制抗生素地使用。对于慢性腹泻等肠道疾病，是用微生态活菌制剂，调理肠道有益菌群治疗。而国内治疗此病当时还主要使用黄连素、吡哌酸等抗生素药品。甚至于哪怕是一场小感冒发烧什么的，医生也给你大笔一挥：打吊针，三到五天青霉素或阿奇霉素！

这样一来，中国成为世界上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带来的后果就是在杀灭有害病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人体正常的有益菌群，导致不敏感微生物的过度生长，如霉菌、耐药菌等。抗生素长期使用会加快细菌的进化，产生耐药菌株。尽管后来我国医药卫生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严格控制使用抗生素的规定，但由于缺少替代药物，屡禁不止。

在名古屋大学，崔云龙师从山下兴亚教授，一如既往刻苦学习，不仅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习得了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的思维和工作方法，在理论上开拓了视野，了解到了生物技术的国际前沿进展。尤其对于微生态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识到，人体微生态状况决定了人的健康与生命。传统的中西医理论囿于疾病末端开展治疗，尚未认识到维持人体微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对慢性腹泻、溃结、肠癌、糖尿病、肥胖、抑郁、湿疹等多种慢病无能为力，找不到病根，或不能有效预防，或治标不治本，复发率高。

他想到家乡的父老乡亲患病后痛苦的面容，在治疗时又深受过量抗生素的危害，心里便隐隐发痛。另外，崔云龙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当时我国市场上零星的几种微生态制剂均存在“菌株落后、不耐室温储运、不耐胃酸、活菌数少、效果差”等问题。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崔云龙暗下决心，一定要认真研究微生态学，创研能够替代抗生素、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微生态药物，解除慢性腹泻等各种慢病患者的痛苦。

微生态学，这是一个诞生不久的新兴学科。

简要说来：它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宿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科学，最早由德国沃克鲁什博士于1977年提出，并在德国汉堡成立第一所微生态学研究所。它属于生命科学的分支，涉及生物体与其内环境(包括微生物、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环境)相适应的问题，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

迄今已发现种类超过2000余种，数量超过百万亿，重量超过1公斤的人体微生物遍布全身各处，主要在肠道、口腔、呼吸道、皮肤、胃、生殖道这6个地方共生。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结肠，可以说人体菌群掌控着人体70%的免疫力、99%的营养吸收以及80%的毒素排出。所以，人体要保持健康，肠道菌群的微生态保持平衡非常重要。如果长期不合理地滥用抗菌药，导致人体微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就容易患上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病等各种慢性病。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禁止无节制的使用抗生素药物，但微生态学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只有德国、日本的科学家有所介入。而我国虽说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一位名叫魏曦的教授，注意到了抗生素引起的菌群失调问题。1988年以他的学生康白教授为主成立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大。年轻的崔云龙通过在日本留学，敏感地认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立志瞄准这一前沿科学，开发出造福于患者的新一代微生态制剂。

两年半过去了，崔云龙在名师山下教授的指导下，发扬特有的刻苦学习精神，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硕士学位，又进入久保田公司研修，从事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并获得了大幅度提升菌体浓度的高密度培养技术成果。这家日本公司看中了，开出令人咂舌的高薪邀请他留下来工作。

1990年4月，崔云龙毅然婉拒了国外企业的盛情，回到母校当了一名教师。说真的，这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留在日本公司月薪是35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万元，可以极大改善农村父母的生活条件。但在九十年代的初期他回到国内，作为讲师每月工资仅71元，差距相差300倍。如果没有一种立志报国的情怀，是难以做到的。

两年后，由于崔云龙教学科研均成绩斐然，刚到30岁便破格评上了副教授，担任生物农药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主任，成为全省最年轻的7名学科带头人之一。“士为知已死”，这是古代《战国策》中的一句话，指甘愿为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人而奋战。别看崔云龙年纪不大，却有着山东人特有的真诚、朴实、重情义，山东农业大学和祖国培养了他，他兢兢业业地回报母校和祖国。

1994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看到微生态学大有前途，以引进人才方式，将崔云龙调到北京任中国农科院生物农药中试车间主任。同时上报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引起了高度重视，特批了5000万元人民币经费、60亩地和几十个编制，筹建中国生物农药工程研究中心，安排崔云龙担任筹建组负责人、常务副主任。

好家伙儿，5000万，这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啊！这也看出国家对于微生态学科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蓝图绘就，形势大好，以微生态研究为主的生物农药工程中心运转在望，崔云龙十分兴奋，毕生所学报国有门了！那些天，他满面春风，走步轻快，似乎看到院子里的花朵都在向他微笑，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场了。

不料且慢，某些体制内一时难以超越的痼疾发作了，单位的个别领导竟以“条件不具备”为理由，决定不承担这个项目。由此看来，人性是复杂的，“羡慕嫉妒恨”，这些说不出的劣根性时不时地会冒出来，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崔云龙十分恼火，这么好的项目，国家这么大力度的支持，竟然不要？！简直是不可理喻。他在会上拍了桌子：“如果单位今天决定不承接这个项目，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我辞职！”

当时他已经调来北京二年多了，按计划到年底可分到一套三居室住房。有好心人劝道：“等一等，就是辞职也要分了面积大的房子再说啊！”

“不，我不要了，也不等了，我要抓紧时间干些有意义的事。”崔云龙掷地有声。

他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逞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个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山东汉子宣言，一个有尊严有骨气有追求的科学家的雄心大志。崔云龙毅然决然下海了！

时不我待，既然在体制内无法继续微生态生物工程的研究开发，那就自己来干！而且就像著名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说得那样：“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