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碎片》
荆公新學和理學的歷史碰撞（5）
文／牧夫
编辑制作演播／慧觉
任何一次大的社會變革，都會使不同的政治集團重新進行分解、组合、还原，使社會受到一次震颤和衝擊。這種震颤和衝擊莫過於强制改變所恪守的文化道德心態所带來的痛苦。王安石所领導的這場變法也不例外。知識份子這個群體在這場變法中進行了痛苦的分解、组合、還原。除了带有些苦澀的味道外，更多的是带着折磨人情感的况味。
幾乎與司馬光躲進“獨樂園”的同時，蘇東坡正颠簸在由杭州調任京城的路上。蘇東坡走的是旱路，旱路雖然快捷，但却比水路多了些旅途的艱辛和風麈。正是風熏人醉，柳緑桃紅梨白的四月，蘇東坡却没有品味美景的心情，想起行囊中那道奏章，更使他揚鞭催馬。疾駛的馬蹄揚起團團麈埃驟雨般地逼近，又旋風般地遠去。蘇東坡萬萬没有想到的是，京城等待他的却是一椿差點至他於死地的“詩案”。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一次煉狱般的文化遠征。
对京城，蘇东坡太熟悉了，不僅有京城做官的经驗，又有欧陽修、富弼、文彦博這樣的高朋好友。按説蘇东坡在京城做官应是游刃有餘，不会出什麽麻烦和问题，但蘇东坡的可悲之處就在於他对於政治的天真可爱。他把文人的那種超然物外的神境也带到了官場中，就是很危险的了。流磚碧瓦的京城不比西湖“浓抹淡妆总相宜”，也不比西湖姑娘琴操的可爱依人，更不比舆秦觀、佛印泛舟西湖参斗襌機的曠達。
蘇東坡顧不上洗去身上的座埃，顧不上朋友的接風，到京城後的第一件事是把奏章呈给了神宗。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無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昔漢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買賤賣貴，謂之均输，於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生，幾至於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宋神宗對蘇束坡的這道带有强烈質問譴責的奏章没有太在意，該说大宋王朝對文化人還是優容宽厚的。這舆宋太祖趙匡胤立国方針有着很大的關係。他曾刻一誓碑，立於太廟，新天子即位，都要对碑宣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當我們今天解讀玩味大宋高度繁榮的文學藝術時，我們敬赞的注目禮應該投向那座誓碑。
对蘇东坡的説三道四，王安石保持了沉默，這位有着高尚人品的文化大師不願意卷進和蘇东坡感情纠葛的旋渦中去，只有保持沉默和躲避。王安石的沉默并没有使蘇东坡停止反對變法的活助。不僅在翰林院他以“晋武帝平定东吴因爲獨自决断而成功，符堅伐晋因爲獨自决斷而亡國;齊桓公專用管仲而稱霸，燕噲專用子之而失敗。事情相同，而結果不同。”給太學生講學，影射變法没有好結果。在這個小範圍内，你講講學，發發對新法的不滿和牢騷也就算了，可蘇東坡的詩瘾上來了，寫了《山村五絶》議諷新法,這些詩一時廣爲傳誦。以蘇東坡的詩名，這還了得，那些想找茬整治蘇東坡的人這下可有了借口。御史謝景温、何正臣、舒亶等發起了對蘇東坡强大的舆論進攻，接連上表彈劾蘇東坡。他們拿着蘇東坡的詩對神宗説:皇帝呀，看看蘇東坡都寫了些什麽吧: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維有蟄龍知。他已有了二心，應治他的罪。在强大的舆論壓力面前，神宗也無奈了。蘇東坡被抓人狱，後贬在黄州，完成了和浩浩長江、紅褐色石頭的孤獨對話，寫下了千古絶唱--《念奴嬌·赤壁懐古》，給後人留下千古赤壁情結。
蘇東坡對王安石變法不遺餘力的反對，完全是跟着瞎起哄。歐陽修、富弼、文彦博……按説他們都参舆或支持了範仲淹的“庆曆新政”的革新，對王安石的變法應該支持，可是他們却站到了反對派一邊，在政治上對蘇東坡施加了强大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追求的是詩、士、仕三位一體。而蘇东坡只能做個好士，而不會做仕。也難爲蘇東坡了。
無論是史學家、還是政論家，無論是文學家、還是文學史家對這段歷史已經解讀了許多,破譯了許多，鼓噪聒耳地去論及變革的王安石舆保守的司馬光、蘇东坡。如果深一步地去想，他們從同一個集團中分解出來，以至反目，正是他們不同的道德文化思想俭理觀念在深層次上的一次大撞擊所至。不管誰對誰錯，誰革命誰反動，他們都不失其人格魅力的光彩。有些先生有意把這些問题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或者躲避這段歷史深刻的藴含，都會使我們的歷史文化情感受到一次不大不小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