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我的大大

我有两个姐姐、四个弟弟，兄弟姐妹共七人。这是大大心目中理想的“五男二女”。“大大”，是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的称呼。             

    大大名叫余占富，1932年农历五月二十二生于陕西省靖边县现在属于黄蒿界乡的贺阳畔庄一户农民家里。本来兄弟姐妹七人，但大大的哥哥在大大出生前的民国十九年就死于鼠疫。按过去的说法，大大是爷爷奶奶的独生子。爷爷弟兄三人，他是老三。不包括小时候夭折的，老弟兄三人共有五个儿子，大大是最小的，老五，因此我们这一辈的除了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外，都把大大叫“五大（读da二声）”，庄里人则按照不同辈分叫五爷爷、余五叔、余五爷等。

     相应地，我们叫大大的这些叔伯哥哥也是“三大”、“四大”这样叫。大大小时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1935年当地“闹红军”，开始“红白扯锯”，后来又有“东乌审”侵扰，老百姓东躲西藏。1946年农历五月从贺阳畔搬到相距六七里地的周圪崂，当年农历十一月结婚成家。1947年当地遭了大旱灾，就是有名的民国三十六年大饥荒。我的爷爷奶奶当年腊月初八动身，带着三个还没有成家的女儿（大大的妹妹）去逃荒，落脚到甘肃庆阳华池县的一个山沟里。

     为了一家人眼前有饭吃，把当时只有十虚岁的四姑以两石（读dan四声）粮食许给了当地人家。大大在老家苦苦支撑着，1951年我大姐出生。由于生活压力太大，看不到前途，一度“心倒了”，还参与赌博，见了亲戚熟人都躲着走。1952年农历三月初爷爷奶奶回来后，大大下了“重新做人”的决心，一边种地，一边学了木匠手艺，一家人的生活又逐渐好起来，1953年又生了我二姐。可好景不长，1954年大姐、二姐的母亲因病去世。1955年，大大与现在的妈妈结婚。1955年冬天当地实行农业合作化，周圪崂成立了农业合作社，隶属于靖边县黄蒿界乡。

     大大因为识些字，被选为合作社的会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搞农具改革，黄蒿界公社办了农机农具修配厂，大大被抽调到这个厂里工作。不久开始办公共食堂，需要大量的蒸笼，大大就给全公社做蒸笼。之后，公社有活儿就在公社干，公社没活儿就在生产队里干(1958年后周圪崂合作社变为周圪崂生产队)。期间又当了几年生产队会计，一直当到1964年，1965年交了出去。1969年至1971年当了三年生产队长。再后来，公社成立农机厂时，又被公社调去当农机厂厂长。农机厂解散后，以外出做木匠活儿为主。            1979年包产到户，不久周圪崂生产队变为黄蒿界乡贺阳畔村周圪崂小组，大大兼做木匠活儿兼种地。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木工的需求越来越少；市场上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越来越低，种地越来越不划算；再加上大大年龄大了，1986年底以后就不再做木匠活儿了，家里种的地也越来越少。1993年大大与妈妈去美国在二弟兴中家住了近一年，从此就进入退休状态。2004年，二弟兴中在县城买了房子，此后大大和妈妈大部分时间住在县城养老，有时回老家周圪崂住一段时间，或者到处转转。

           （二）灵动而好学

      大大从小人灵动，心灵手巧，学什么东西常常看看就会；大大又十分好学，喜欢思考、琢磨，做什么成什么。爷爷曾经上过一段时间私塾，有一些文化。大大小时候，爷爷给大大教过识字。

     大大好学，随时留意学习。每到过年，不管是谁家对子（春联）上的字，他都留意看，有不认识的字或不懂得意思的，他就找人问。人家掉下来的对子片段，他都会捡起来看，不认识、不懂的就找人问。        1955年当了合作社的会计后，过去学的东西完全不够用。周圪崂当时没有上过学的人，没有老师，他就拜相邻的杨梁庄里上过高小的杨玉应为师，既学识字，又学珠算。这段时间里，大大满脑子都是学习的事，干活儿时、走路时都想的是学习的内容，甚至吃饭时拿筷子在桌子上划，晚上睡觉用指头在肚皮上划。学到二十一天时，头上长出了白头发。从1955年冬到1956年秋，会计上用的字基本上都会写会念了，珠算的加减乘除和会计上用的百分比等计算也学会了，会计帐务处理和年终决分也掌握了。

     合作社（后来的生产队）的决分非常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把每个社员、每个家庭全年的总工分计算出来(算出来后把“工分本”退给社员让其自己核对)，加总得出全年全合作社的总工分；把各种粮食的可分配数量计算出来（某种粮食的总产量扣除要交给国家的征购粮和社里留的种子、饲料粮、补助粮等粮食后剩余的就是这种粮食的可分配数量）；根据工分和人口的各种不同分配比例(例如粮食的百分之三十按工分分配、百分之七十按人口分配，人口中又分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比例），计算出每家应分的各种不同的粮食数；应分数减去已分数（在决分前一般都已经分过各种粮食几十次）是决分补分数；把所有分配的各种粮食由实际分配时按容积（如斗、升、合）计量的换算成按重量（如斤、两）计量，再把分配的各种粮食、蔬菜、柴禾等所有分给社员的东西，按照不同品种的不同价格折算成金额，加上卖公粮、卖羊毛、卖牲畜、卖椽椽、卖柠条籽等出售各种东西的收入和社员“包副业”等交回的收入就是总收入；总收入减去买化肥、柴油、农机具等各种支出就是净收入，净收入扣除按照规定留存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第二年必须要开支的备用资金，就是可分配的净收入；可分配的净收入除以全合作社的总工分，就得出每个工分的值（一般将10个工分称为一个工，用一个工多少钱来表示，比如一个工两毛五）；用每个家庭的总工分值与该家庭所分得的粮食等所有东西的折款相比较，工分值大于折款的家庭可分得现金，叫分红；工分值小于折款的家庭要交现金，叫“出粮钱”。

     所有这些帐，最后都要在全体社员大会上一笔一笔、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公布，并当场兑现。如果有人有疑问，需要当场解释核对。因其复杂，而农村会计又普遍文化不高，有的合作社一个冬天把帐算不清楚，没办法决分。大大第一年就把帐算得清清楚楚，按时完成了决分。

     大大尽管没上过学，但他通过自学，一般的书报都能看，一般的书信等应用文书也都能写。1993年我在陕西咸阳中铁二十局建工处工作时，大大和妈妈在我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大大每天拿着一本书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坐着看书，引起建工处郭处长注意，常与大大聊天。郭处长给我说，你父亲很厉害，是个有文化的人，谈吐不凡。大大1952年学木匠，只跟了72天师傅就出徒了。出徒不久，好木匠的名声就盖过了师傅。盖房子，做门窗，打家具，样样都行，其中很多活儿是跟师傅时没学过的。

    大大善于钻研，很多样式、做法都是自己首创的。他还自制了很多木工工具，很多工具都是自己琢磨着创造的，过去从来没见过。在材料的使用上，大大善于充分利用材料，用料省，一些不好的木料也能用到合适的地方。大大活儿做得栓整、结实、漂亮，而且还做得麻利，工效高。

     因此，方圆几十里，请大大去做活儿的人非常多。在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所有要用到木工的建设上，都没有离开过他。公社办公房子的建设，公社学校、医院、供销社、兽医站的建设，万家畔林场的建设，公社各个机构和学校的办公桌椅、学生桌椅制作，大大都是主要的木工。大大还给别的公社做过不少类似的活儿，所不同的是，在本公社做活儿是挣工分，给别的公社做活儿是挣钱，不过要把所挣的钱的绝大部分交回给生产队，生产队再给记工分。

     大大的木匠手艺对于养活我们一大家人，供养我们弟兄们上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年份，生产队允许大大外出做木匠活儿。一般是采用“包”的方式，叫“包副业”。“包副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年包，比如全年交回生产队380元钱，记3400工分，不用在生产队出工。另一种是按天包，即在农闲的时候，允许大大外出做木匠活儿。一般是每天挣一块五，交回生产队一块二，记10分工。每天交回生产队一块二，但年终决算10分工可能只值两毛五。看似吃亏，实际上算自己的帐还是划算的，每天自己可以落下三毛钱，就是扣掉工具钱还是会有剩余，而且吃饭吃在了外面。

     按天包因为是利用农闲时节，基本不影响生产队的农业生产；而且是有活儿才出去，出去一天就有一天的工钱，对个人来说风险也小，因此按年包的年份少，大部分年份是农闲时按天包。“包副业”的条件是与生产队谈的，如果谈不拢就不外出了，在生产队干活儿。

    这个时候，大大还可以利用不用出工的雨雪天、晚上做一些活儿。除了木匠活儿，大大还能做一些铁匠活儿。起因是生产队搞水利工程要凿砂石修过水的石洞和石渠，那时候的工具就是钢钎、大锤和铁镐。钢钎和铁镐用不到一天就钝了，买新的很贵，拿到铁匠铺重打既要花钱路又远。这样，大大就在自家院子里和生产队队窑子（生产队的窑洞，大家都叫“队窑子”）的院子里都砌了铁匠炉子，自己买了铁砧、铁锤、火钳等铁匠工具，自己做的风箱。在生产队修石洞和石渠期间，每天给生产队打钢钎和铁镐镐头。后来，也打造一些简单的农具。

    大大没学过缝纫机，也没学过做衣服，自己琢磨学会用缝纫机做衣服。他还自己做羊皮大衣，绵羊皮里子，黑布的面子，大家看了，都以为是从商店买的。周圪崂生产队搞的第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是在井子沟打坝修渠，沿阴面的沟坡修水渠把坝里蓄的水引到差不多两里地的书桌峁子，拉沙造田，然后用这个水库的水灌溉造好的田。那个时期是四大当队长，项目是大大、四大和大家一起策划的，施工的指挥主要由大大负责。

     那时候农村既没有人懂测量，更没有测量仪器。大大自己琢磨制作了土测量仪，自己测量打桩，指挥施工，一次完成，非常成功。这个土测量仪是这样的（如下图）：做一个丁字尺，在丁字尺横竖相交的地方打一个眼，穿一个钉子钉在一个五六尺长的木条的上端；木条直立在确定起点高度的木桩顶部，丁字尺的横尺在水平位置，竖尺向下，在竖尺的末端中央定一个钉子，拴一块小铁块，就是铅锤，这样就能使丁字尺的横尺总是保持水平。当拴铁块的绳子正好与直尺的中心线重合，也就是丁字尺的竖尺与木条重合时，木条就垂直于水平线；且绳子的首尾两端与木条的距离相等时，木条也垂直于地面。在丁字尺横尺的一端中央钉一个小钉子，另一端中央钉一个Y字形的小铁钉（用铁丝加工而成），两个钉子的顶端平齐，有点像步枪的准星和缺口。另用白色木杆制作一根标杆（相当于塔尺），标竿上也挂有铅垂，且把相应高度涂黑。

     大大拿着他的测量仪在起点，另有一人拿着标杆在水渠预定经过的离起点约几十米到一百米左右远的地方，保持标杆直立。大大从这个测量仪瞄过去，指挥对方移动标杆，直到测量仪上的准心、缺口与标竿上黑色标志“三点成一线”。预留好落差，打上木桩，再将标杆放在木桩顶端，由大大这边指挥对方调整木桩的高度。

     定好这个木桩的位置和高度后，然后再以这个木桩为起点，测量下一个点，一直测到终点。当时生产队里有人根据自己的目测判断，说这个渠道是上坡的，“这么高水怎么能上得来？”大大坚信这么测量是准确的，果然，水渠修成后，一放水，顺顺利利，一点问题也没有。

    大大还自行设计建造了周圪崂水磨磨坊。除了两扇石磨盘是从外地定做的以外，其他所有的都是自己施工、制作的。1970年哑塌畔上水（从沟里的水库抽水到八九丈高的哑塌畔灌溉），生产队从县里农机公司买了水泵和柴油机。买的时候给农机公司把高程等各种条件都说清楚了，农机公司说保证没问题。买回来安装好后试用，把柴油机的油门开到最大都不能把水抽上去，怎么折腾都不行，出水口上能听到水声就是不见水出来。从周圪崂到县城八九十里沙路，来回至少要两天，去县里太折腾，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大琢磨后，锯了一个树墩子，把中间掏空，紧紧地套在柴油机的皮带轮上，外面再用粗铁丝箍上，并加上楔子，也就是加粗了柴油机的皮带轮。做好后一试，出水口水呼呼地冒，成功了。

    我们学过物理的人知道，这是加大主动轮的直径，从而加大被动轮的转速，但大大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他竟然能自己琢磨出来。作为农民，大大对于农活儿样样精通，做得又麻利又栓整，是周圪崂公认的种地的能手。生产队水利工程上遇到什么事，柴油机、水泵等农机农具上出了故障修不好，甚至什么东西太大太重搬不动，墙壁、窑洞出现裂缝，都会有人说“找你五大（五爷爷、余五叔、余五爷）去吧”。

       （三）对周圪崂的贡献

     大大对周圪崂生产队做了很多贡献。生产队的马棚、牛棚、柴油机水泵房都是在他指挥下修建的，生产队的蓄力车、手推车、耧、犁、耩、耙、木锨等农具基本上都是他做的或他领着人做的。最大的贡献是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周圪崂的所有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都是主要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特别是他当队长的那几年，周圪崂的水地面积快速增长。

     在大大当队长的1970年，周圪崂生产队成为黄蒿界公社和靖边县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哑塌畔上水是我亲自见证了的。这里先说说哑塌畔上水对于周圪崂的意义。

    哑塌畔是一块平坦的长条状台地，东南、西北走向，除了东南头有一条浅沟，另外三面都是深沟，两头窄，中间宽，东南头比西北头略高一些。整个哑塌畔共一百三十多亩地，是周圪崂最大的一块平地。土质也不错，但因为当地十年九旱，只能种一些耐旱的庄稼，产量也不高。哑塌畔如果能上水，周圪崂的水地面积将增加一倍，这对周圪崂意义重大。

     那是1970年夏天，我当时在黄蒿界学校上初中，班主任刘正义老师那天带领我们全班去周圪崂参观哑塌畔上水。那天下午，我们到了哑塌畔上水的现场，亲眼看到水从水泵出水口冒出来，沿着水渠流出去，然后流在地里边灌溉庄稼。因为这是周圪崂的大事，那天全体社员还有已经不参加生产队劳动的老人都去现场了。原计划在现场开个简短的会，大家就各自去干各自的活儿了。

    没想到这时候下起了大雨，抽水灌溉暂时没必要了，地里的活儿也不能干了，临时决定到队窑子去开会。因为有我们一个班的三十多个学生，窑洞里坐不下，最后决定会就在马棚里开。因为下雨，那天生产队的马、骡子、驴都在棚里吃草，人们有的坐在马槽上，有的坐在地下的木头上。

     那天下午周圪崂的人都很兴奋，可以说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大家都抢着发言，表达自己的高兴和激动。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头，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严格地说也就是顺口溜。此后每个人都能即兴来那么一段或几段“诗”，有些人说过了，过一会儿又要说，甚至有人说了三四次。

     别人会劝说，你都说了好几次了，你先等等，让那些还没说过的先说。气氛十分热烈。大家都说哑塌畔上水是周圪崂天翻地覆的变化，人老几辈子谁敢想过哑塌畔能浇上水？都赞扬大大这个队长好，如何能干，如何吃苦，如何带领大家打翻身仗。也赞扬生产队的队委和那些吃苦能干的骨干，谁谁曾经做过哪些贡献。当然，也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大家发言踊跃，打不住，但天快黑了，学生们还得回去。大大说，今天大家的发言就到这里吧，有话咱们再找时间说，让远道来的刘老师给咱们说说。

     刘正义老师也很兴奋，连说了几个想不到。他说没想到周圪崂的社员人人都是诗人，都这么有文才；这些诗都是发至内心的，非常有感染力，如果不是在周圪崂，如果没有对周圪崂生产队和周圪崂人很深的感情，是写不出这些诗的；有些诗的文学水平也很高，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很多人写不出这么高水平的诗。没想到周圪崂人精神面貌这么好，这么团结，这么心齐，干劲这么大。没想到周圪崂的干部在群众中威信这么高，这么受群众拥护和爱戴。没想到周圪崂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刘老师结合刚才有人讲的哑塌畔名字的来历，当即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千年的哑巴说了话，万年的枯树开了花》。我的作文交上去后，被刘老师拿在课堂上念，并进行了点评。后来，妈妈去公社开会，好几个公社干部都给她说，说刘老师给他们说，余兴喜的这篇作文大学生都写不出来，让妈妈和大大很是自豪了一阵儿。大大对周圪崂各方面的贡献很大，但他自己认为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周圪崂办学。

              （四）周圪崂办学

      大大对于文化的重要性有着切肤的感受。他渴望知识，热爱学习，但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他的文化都是自学的。因此，他深知娃娃们上学受教育的重要性，很早就有要让子女们上学的想法。两个姐姐到了上学年龄的时候，大大也曾想过送她们去上学。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最近的学校是距离周圪崂十里沙路的黄蒿界公社学校。年龄小的娃娃走不了那么远的路，特别是女娃娃天天跑这么远的路又不放心。而且，当时农村基本上没有女娃娃上学，家里老人和亲戚也反对，让两个姐姐上学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当我快到上学年龄的时候，大大就很有些着急了。他先是在周圪崂有适龄娃娃主要是有小子（男娃）的家庭中进行游说，但因为当时人们对子女上学的认识不足，明确支持的不是很多。后来他把游说范围逐渐扩大，到邻近的杨梁、二道河子生产队游说，最终总共有那么八九户人家有意愿让娃娃上学。办学校是要县文教局批准的，大大亲自到县里去找过文教局，但最终未得到县文教局的同意。不管县里同意不同意，在大大心目里，娃娃上学的事就像种庄稼一样，不能误了时节。

    那时候是我四大当队长，四大坚决支持，队委委员们和队里几个上过学的年轻人也都支持。周子禄我们叫周二哥，他家有一孔新窑洞，是给周二哥结婚准备的。周二哥说他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可以暂时做教室用。周二哥高小毕业（那时的高小是指小学五、六年级），还上过一年初中。生产队决定让周二哥当老师，大大当校长。老师是挣工分的，校长是业余的，完全是尽义务。

     1964年秋，我终于上学了。那天早饭后，爷爷用绳子背着家里的炕桌送我去上学。进了周二哥家的窑洞，上炕，炕桌放在炕上，学生们盘腿坐在炕桌前。桌子上是写字用的沙盘盘，这是当时唯一的文具。周二哥也就是我们的老师站在炕栏下面的门洞给我们讲课，炕栏旁放一块大大用自家的木头自制的黑板。

    后来时间长了，老师觉得站在门洞扭着脖子太累，也就上炕盘着腿给我们讲课。那时候学校的课本都是按照学生人数报计划，按计划订购。周圪崂学校因为没经过上面批，也没报过计划，因此我们一开始上学时没有课本。大人们不知从哪里买来了《百家姓》，就把《百家姓》当课本，学上面的字。

     没多久，周二哥去公社供销社上班了，老师换成了我五哥（我的叔伯哥哥）余兴有，与周二哥一样也是高小毕业初中时辍学的。五哥的妻哥贺培前在贺阳畔大队学校当老师。那时候农村普遍对教育重视不够，有些娃娃说好要去上学但到开学的时候又不去了，贺阳畔大队学校就多出三套一年级上学期的课本，那时候的课本也就是语文和算术，五哥就把那三套课本拿回来。

     第一学期五个学生，我们就两个人一本课本，上课时放在两个人的中间看，放学后轮流带回去，今天你带语文，他带算术，明天你带算术，他带语文。第二个学期五哥就用贺阳畔大队等别的学校多报计划的方法解决我们的课本问题，学校也搬到了生产队的队窑子里。

     队窑子平时是生产队饲养员在使用，也是生产队开会的地方。学校搬过去后，白天我们就在队窑子的炕上上课，放学后该怎么用还这么用。因为生产队开会都是晚饭后开，也不影响开会，晚上饲养员还可以在里边睡觉。1966年在大大的主持下，生产队建设了新的学校。新学校是一排平房，两个教室和一间老师办公室，还有一个不大的操场。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了。学校的建设，从设计、选料、伐树到修建，包括门窗、桌椅板凳，都是大大带人做的。

     大大作为校长，有时候会来学校看看，看娃娃们学习状态怎么样，老师管得怎么样。五哥当老师很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大大也经常在生产队的会上表扬五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周圪崂学校终于被官方认可了，1967年以后的课本再也不用找别的学校报计划了。

    五哥还带领学生们开展勤工俭学，采摘柠条籽卖给黄蒿界供销社，解决了老师办公用品、教学用品和学生们的课本、作业本的全部费用。1967年以后，县里几次来人采写周圪崂办学的典型材料。周圪崂学校，成了县上和地区的先进典型，上了《榆林报》。

    我们弟兄五个都是周圪崂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周圪崂学校上完四年级，五年级就属于高小了，我就到黄蒿界公社学校去上了。五哥当老师，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训练，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到现在，我认为仍有借鉴的价值。从二年级开始，他要求学生每两天写一篇日记，一周三篇，日记是要交给老师批改的；另外每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

    应该说，周圪崂学校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周圪崂学校的教学质量在黄蒿界公社各大队、生产队办的学校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黄蒿界公社有约五十个生产队，1971年我从黄蒿界学校初中毕业，我们班三十多个学生有五个被推荐上了靖边县的高中，其中来自周圪崂学校（也就是周圪崂生产队）的就占了三个。

    由于周圪崂学校办得早，办得好，出了不少大中专学生，不少人由此跳出“农门”，由此在周圪崂人中形成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在黄蒿界流传一个顺口溜：“哪里人有钱修窑了，哪里人有钱敬神了，周圪崂人有钱供娃娃上学了。”                     

     对亲人、家里人也是这样，你有错就会给你指出来，不管你高兴不高兴。1950年，因当时生活极度艰难，人又年轻，大大一度感觉前途迷惘，没有经得住诱惑染上了赌博的毛病，且深受其害。1952年戒掉后不管谁劝，都坚决不再沾染。大大十二虚岁时得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大大的三舅舅每天来给他吸洋烟（鸦片）。二十一天后病好了，但烟瘾又让他十分难受，烟瘾来了浑身发冷打哆嗦。奶奶劝他难受得厉害就吸一口，大大坚持一口不吸，七八天后情况就好转了，他从此再也没沾染过那个东西。大大喝酒非常有节制，只要他觉得差不多了，就坚决不再喝了，谁劝都没用。他喝的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脸红头晕想睡觉，从来没有喝到呕吐或说酒话的程度。

     喝醉酒的人经常说不喝不行，没办法。大大说还是自己态度不够坚决，“你不张嘴人家能给你灌进去？”“成事”，在当地方言里有做正事，做人、做事靠谱的意思。做成事人，做成事事，是大大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准。他认定是成事的事，不管多难，他都会努力去做。大大把他的四奶奶遗骨送回榆林“入老坟”，在大大看来就是一件成事人做的成事事。周圪崂余家是在大大的爷爷的手上从榆林酸林海子那边迁过来的。

    因当地遭灾，1890年，大大的爷爷用扁担一头担着铺盖，一头担着锅碗瓢盆，大大的奶奶抱着三虚岁的长子，从榆林酸林海子的余家峁一路要饭来到黄蒿界，投奔大大奶奶的娘家李家。在当地找到了一家需要顾长工的户主，从此在这一带安家落户。

    大大的爷爷在弟兄们中排行老三，老四即大大的四爷爷，三十多岁时在余家峁那边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女。大大的四奶奶生活无着，听说这边还过得不错，就来到周圪崂投奔亲人，这就成了爷爷弟兄三人共同的老人，老弟兄三个、小弟兄五个共同赡养着。大大的四奶奶于1947年腊月去世后，就暂厝（浅埋）在周圪崂的一孔被遗弃多年的旧窑里。按照大大的观念，将他的四奶奶遗骨送回榆林余家峁与他四爷爷合葬是作为余家子孙必须要做的事，但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直没办。这也成了大大的一块心病，时常念叨此事。         1968年，大大决心把这事办了，他找几位兄长和侄儿商量，大家都支持。趁秋冬农闲时间，大大和三大两人把他们四奶奶的遗骨挖出来重新装殓，轮流背着装有遗骨的棺材盒子，步行两百多里路到余家峁，把他们的四奶奶的遗骨与四爷爷合葬在一起。当时也有人劝大大不要做这个事，说这个是封建迷信，特别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做不好，但大大不为所动，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大大性格刚强，身体也一直很好，八十岁时还腰里别着斧头爬到树上去髡树（当地方言“髡”读kuo一声，髡树就是修剪树枝、砍椽）。        多年来，他一直骑摩托车。前几年想开汽车，但过了考驾照的年龄，没办法。这些年年纪大了，耳背了，眼花了，腿脚也不灵便了，我们兄弟姐妹都经常劝他不要再骑摩托车了，让他出门打车。但他觉得自己骑车方便，哪里碰到熟人就可以停下来拉话(聊天)，只是近些年把两轮摩托换成了三轮的。有些车用一段时间觉得不好用，就再换一辆，这些年前后买了七八辆三轮或两轮的摩托车。

     去年有一天大大打电话给我，声音很大很急，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他在一家店里看好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就要买，但店主不卖给他，说他这么大年龄就不应该骑摩托车。他很生气，说你卖货还看人。好说歹说，店主就是不卖给他，最后说你一定要买让你儿子来。大大打电话给三弟兴华，兴华不让他买，他非要买。

    最后没办法，兴华说他一会儿到。大大等了一会儿，再打兴华电话没人接，就打到我这里来了。我劝他别买了，今后也别再骑摩托车了。他给我讲了“孝顺”首先是“顺”，不“顺”就不能叫“孝顺”；讲了骑车如何方便，打车如何不方便；问我“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了解，还是你们对我的身体了解？”最后拿出“杀手锏”，现在家里的三轮摩托都不好用，“你们如果不让我买新的三轮，我就还骑那个两轮。你们不是担心我的安全吗？你们看是三轮的安全还是两轮的安全？”我随即给兴华打了电话，兴华说确实两轮的也在骑。我说那你就尽快过去，让他买了吧，以后别再骑两轮了。        

 

    

     记得在我刚满五岁的时候，应该是正月初二三，大大、妈妈带着我和二弟去了前河外婆家拜年。因家里忙，第二天大大就要回去，但妈妈要在外婆家多住两天。我从小不爱在外面过夜，就要和大大一起回去。记得那天下着大雪，路上雪很厚，又刮着风，天气很冷。大大背着我，外面裹着老羊皮皮袄。我爬在大大的背上，皮袄的羊毛上有我呼出的气结成的冰。大大以很柔和的语气问我冷不冷，脚冻不冻。到了大界，大大背着我到黄蒿界供销社刘崇仁大舅舅的宿舍里，在这里烤烤火，暖和暖和。我坐在小凳子上，把脚放在洋炉子的铁皮筒子边上烤，结果把铁皮筒子踩掉了，炉子里的火和烟直往房间里冒。我有点害怕，但大大没有责怪我一句，而是快速用火钳和扫帚手脚并用把铁皮筒子再套上。

    在这里暖和过来之后，大大背着我继续走。到了南湾时，大大说咱们在你张五叔家再暖和暖和。在张五叔家，张五叔的儿子骡驹（比我大几个月，长大后取名张保国，也成了我的同学）拿出一些“钢镚”（硬币）跟我玩儿。他把几个钢镚给我，说“这些送给你”，然后教我玩一种游戏。在此之前，我就没见过钢镚，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也是钱，更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小时候看见钱的机会就是过年后正月里有人给压岁钱，人家给的基本上都是“毛毛钱”，偶尔也有人给一两块的，但从来没有人给过钢镚。不管多少，给我后我都交给了大人保管。因为看见大人们互相给对方的孩子钱，推来推去，就觉得这个钱都是大人的，从来就没有觉得这个钱是我的，对我有什么用。

     在离开张五叔家的时候，这几个钢镚就在我手里捏着。大大背着我要出院子门了，张五婶子追出来，说他们家骡驹说我拿走了他的钢镚。大大问我，我也一脸茫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把手展开给大大看，问是不是这个东西。大大把东西还给人家，解释说娃娃不懂事。

    大大也没有责怪我，只是一路上给我反复说，咱们不爱人家的任何东西，咱们不能拿人家的任何东西。其实，这些话奶奶和妈妈过去也给我说过，我都记着。我给大大说，不是我拿的，是他给我的。回到家，大大找了些钢镚给我，我坚决不要。那一天的事，这么多年我一直记着。

     我1976年当兵走后，妈妈想我想得厉害，我觉得大大应该没问题。1979年初我第一次探家，到家的那天，我胸前背后各吊着一个纸箱，用背包带连着，手里提着提包，从井子圪梁下来，走到上庄脑畔圪梁时，看到大大从坡下面跑上来，我也加快速度往下走。当我们相遇时，看见大大哭得像个孩子，尽管他努力控制着，但仍然忍不住哭出声来，眼泪和鼻涕都在往地下滴，大大用他那粗糙的手背抹来抹去。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大大第二次哭，第一次是奶奶去世时。探亲假满回部队后，这一幕时不时地从我的记忆中跳出来，每每让我不由自主地眼睛湿润。

    2018年大大妈妈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期间我陪二老去了一趟云南和广西，我发现他们走路明显慢了，走一会儿就需要休息休息，心里隐隐作痛。

    2019年1月他们非要回老家过年，1月5号我把他们送回去。我买了1月8号零点从靖边火车站上车的票，准备回北京。1月7号中午，大大从外面回来，给我买了一些面包和点心，让我路上吃，这些东西都是大大平时爱吃的。我当时就觉得心里酸酸的。

    人老了，大大的心变得更细更柔软了，大大过去可从来不管这些小事。2020年闹新冠疫情，有一天大大给我打电话，先是说妈妈想兴中了，后来又说他也想兴中了，不知兴中在美国那面怎么样，说着说着声音里就带着哭腔。我赶紧说兴中全家都很好，我们刚前天通过电话。与大大通完话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二弟兴中，让他尽快给大大打个电话。大大嘴上不说，但心里对子女的爱和牵挂，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

     大大现在是九十虚岁，马上就九十一虚岁九十周岁了。大大的身体还算硬朗，除了耳背、眼花，没有太大毛病。愿大大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