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州窑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霍州窑址
霍州窑址(第六批国保)
时代：宋
地址：霍州市西南陈村一带
现存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1--3米。器型以碗、盘、碟、高足杯为主，以及洗、瓶、盖罐、注子、钵、香炉等。装饰手法有酱划花、酱划花加印花、刻花、印花等。装饰图案有松鹤、鱼、鸭、卷草、花木、太湖石、龙以及文字等。霍州窑白瓷以粗瓷为主，细白瓷中的高足杯、折腰盘、碟较具特色，胎质粉白。烧造工艺上除开圈叠烧者外，外有垫砂、垫圈及支钉支烧，尤以五支钉支烧独具特色。碗有黑釉及外黑内白两种，碗的圈足根及碗内涩圈皆施化妆土。
器物胎釉洁白，器里施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胎体一般在口沿处较薄，底部较厚。叠烧与器外施釉不到底的作法，在元代也较为流行。在元大都遗址中也曾出土有霍州窑瓷器。
2006年5月，霍州窑址作为宋至元时期的遗迹，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霍州窑：霍州窑是元代霍州的瓷窑，主要产品是胎细釉洁的白瓷和一部分白地黑花器。中文名霍州窑地理位置地处山西中部偏西南，汾河中游主要产品胎细釉洁的白瓷和一部分白地黑花器【霍州窑】元代霍州的瓷窑。地处山西中部偏西南，汾河中游。金代为霍州，明属平阳府，民国改霍县，今为霍州市。霍窑曾称彭窑。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彭窑，出霍州。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制折腰样甚整齐，故曰彭窑。”谷应泰《博物要览》：“元时，彭均宝仿定窑烧于霍州者，名日彭窑，又日霍窑。”《中国陶瓷史》：“彭窑是以人得名，霍窑是以地得名，彭窑实际上就是霍窑”；“山西省霍县古属霍州，金代已烧白瓷，从采集的瓷片标本分析，大多为元代物。主要产品是胎细釉洁的白瓷和一部分白地黑花器”。
瓷器是土与火的结晶，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中国在世界上有"陶瓷的故乡"之美誉,一部中国瓷器史,蕴藏着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山西陶瓷在中国瓷器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山西陶瓷是山西先民人文精神的凝集,工艺智慧的结晶，它深深植根于丰厚的三晋历史文化中,具有兼容并包、臻微入妙的气质。三晋大地千百年来一直窑火炽烈，其窑址从北向南包括：大同窑、怀仁窑、浑源窑、榆次窑、平定窑、交城窑、平阳窑、介休窑、霍州窑、河津窑、长治窑等。见于历代文献记载的就有30多个县烧过窑器，山西无疑是中国古代窑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 “南青北白”的格局创立后，中国北方白瓷的工艺水平达到相当高度，山西众多窑场也有突出贡献，不乏高质量产品。在为数不少的山西白瓷窑场中，霍州窑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霍州窑原称霍县窑，也称“霍州窑”或“彭窑”，窑址在今山西省霍州市白龙镇陈村南，占地25000平米，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村为西周周武王弟弟霍叔处霍国封地遗址，后世子孙以祖先封地霍为姓，陈村为霍姓源头。陈村历史悠久，留存古迹众多，保存完好的有明代玉皇庙等古庙宇5座，明清民居20余座，穿越千年，古意盎然。1975年,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在临汾地区文化局的协助下调查了该窑址,并将之认定为元代霍州窑址,此后,一些学者根据调查资料对霍州窑遗址的烧造情况进行了介绍,霍州窑逐渐受到古陶瓷研究者的关注。元大都遗址发掘的遗存与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1987年市区朝晖路出土的元代窖藏都有有力说明了霍州窑产品为当时上层社会广泛使用且珍视。霍州窑瓷器以艺精、瓷白、胎薄而闻名海内外，大英博物馆、台湾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均有珍藏。山西省文鉴所孟耀虎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问题探讨》，文中确认部分精美瓷器为金代霍州窑产品，虽然金代的出土瓷器中霍州窑所占比例较小，但已足以推翻了一些学者的霍州窑元代起源说。墓葬考古是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一书收录了一件晋南侯马墓葬出土的内底刮涩圈的霍州窑白釉盘，涩圈上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廿买了一十个”非常明确地标明了金代章宗的纪年月日，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霍州窑印花碗也有明确的纪年墨书。霍州窑精细白瓷较常见的器形大多为碗、盏、洗、高足杯、钵、盖罐等常见器形，高档器形偶有仿宋代鋬耳杯、板沿洗等。一般走清秀小巧路线，杯盏与印花碗类大多小于其他窑口同类物件，轻盈秀美。霍州窑在器型上的特点可以总结为:胎薄体轻列恰当，小巧玲珑，美感十足，甚至是人见人爱。霍州窑物件，均为器壁纤薄、制作精细，器型比例掌握得非常恰当。一些杯盏类器物常在利坯成型后外壁压制凹凸线条，使器壁呈瓜棱状，或在折沿器物的口沿压制裙褶花边，这种做法明显不利于清洗保存和使用，但却增加了美感，这样的制作方式在别的窑口鲜见;罐钵类器皿均微敛口，底部都以弧面急收至足墙方式处理，器形饱满，刚柔有济，并不失摆放时的稳健。盘托一类器物多见折腰或折沿工艺，在器表外壁线与面的衔接处理上明显技高一筹，非常得当，一些光素的托盘类，也会力求低矮，采用大弧面、微敛口来体现美感。在制作工艺上，霍州窑无疑是精工细作的典范。少量的早期金代产品中，制作已经趋于规整，但器物的手工拉坯旋痕、接胎痕仍隐约可辨，因工艺与胎土至密度等问题，利坯过程中偶见坑洼与纹裂。至元代成熟期后产品出现多样化器物制作水平有较大提高，精致度的提升使霍州窑有了比肩定窑的基础，此时的器表圆滑平整，之前的手工利坯痕迹已经不再出现，只可见釉下纤细密集的竹刀刮削痕。这点与定窑所谓的“竹丝刷痕”如出一辙，而同期其他窑口器物的旋坯痕少有如此精细此时定窑使用覆烧工艺，出产了大量“芒口”产品，而霍州窑产品全部仰烧，从未见覆烧的芒口器，出于效率产量方面的考虑，霍州窑产品烧制时大多采用叠烧与支烧。常见的大多数盘、碗、盖类物件内底刮涩圈就是叠烧时防止上下器物釉水粘连的方法之一;支烧方式多见于高足杯、小口径茶碗等精致物件，方法是底足粘接三至五只支钉，使圈足与下面物件相隔离，下面的碗碟类器物往往会在内底釉面上留有支钉痕，这种支烧方式大量应用在霍州窑与邻近介休窑。霍州窑的支钉圆润饱满，钉脚纤细，附件也是做得如此精致，是其他窑口鲜见的，从出土物件的支钉保留大多完好的情况来看，支钉与器物胎土质地完全一致，所以粘结性较好，这种精致支钉几乎可以作为霍州支烧器物的标志性特征。正如“格古要论”中“土脉细白”一说，此类白瓷胎土淘洗极其细腻，烧结密度相对很高，烧结成品有一定的透光性。在无釉的霆胎部位和残件断口处肉眼几乎看不到颗粒感，月白度极佳，基于胎土致密的前提，在北方尤其是山西黄土高原的沙质干坑保存环境下，露胎部位受沁程度微弱，大多数出土器物只进行简单的水洗，大多可见到当年胎釉的真容，难怪在古代都可以冒充定窑来牟取利润。经科学测定，胎十中A1203含量明显高干定窑，在烧制温度上也应略低，加之器壁纤薄，保存不善极易损坏碎裂，所以又有《格古要论》中“极脆”一说。在胎质呈色上霍州窑呈“干”“白”感官，露胎部位有白粉状质感，与定窑胎质的"黏糯”感有较大区别，而比它的“近邻”介休窑相比更加细白。众多古文献中不难发现，古人谈及霍州窑，均把其白瓷认定是仿制定窑的，至今仍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霍州窑是仿定最成功的窑口。不可否认，古代窑工间的人员流动、技艺交流以及工艺上的借鉴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在大量实物面前，仔细观察比较，还是能发现霍州窑在纹饰方面与定窑差别较大，具有独自的风格特点。霍州窑全部为印花器物，这方面与定窑装饰上印、刻、划多措并举的技法有很大不同。常见纹饰有水波、花草、蔓枝轮条轮花，动物纹有鱼鹤、雁、海兽、鹿、鹅等，人物方面只见俯卧婴戏纹，少见的还有一种文字款识，一般为三字款或四字款。霍州窑印纹也有简单与繁缛之分，简单如只饰海水纹，繁缛类多采用组合纹饰，含动物、花草以及文字款识的多用平面出筋的方式予以分区。霍州窑印纹物件多为碗盏类，共同的特点是内底刮涩圈，涩圈内仍印纹饰，纹饰以轮花居多。霍州窑纹饰的整体特点是纤细硬朗、简洁明快、层次清晰、布局对称，线条流畅，偏重地域风格，民俗风气浓厚，除文字款有伦理训义之外，几无政治色彩。
霍州窑整体釉色光亮，釉层厚度偏浅，视感上白度高于定窑，前期金代器物普遍存在施釉不匀釉层较元代物件略厚，在器表有转折角度的部位略有积釉现象，积釉处略垂，与定窑的“泪痕”原理相似，旱色相对泛青，推测与当时的釉料含铁量和开始采用煤做然料时，窑丁尚不能熟练掌握炉内烧制气氛等原因有关。后期元代成熟兴盛时期，这些不足均大为改善，施釉均匀、釉色匀净，胎土的淘洗较前更加白晰，胎釉结合则更为紧密，使产品的质地更加精良。霍州窑器因釉层薄白度好，除烧制原因的残次品外，成功产品趋同性一致，纯白、清透为主旨，釉光如披水，无油腻感，玲珑剔透，与定窑产品追逐的玉质感也有很大不同，没有定窑不同时期出现的猪油白、象牙白、乳白、白闪黄等不同色调，与介休窑半乳浊、微牙黄的釉色更易区分。陶瓷有有官窑和民窑之分。从唐代到元代，大多数官窑都是指贡器，模式一般是“官监民烧”，民窑烧出的瓷器，百里挑一，将最好的上贡给统治阶级使用，人们将这类瓷器叫做贡瓷。明清开始盛行官办的窑厂。特点是，形制釉色都要按照朝廷的标准要求执行，烧造不惜成本，用最好的原料和工艺，精益求精，并且所有瓷器均不能流入市场，不合要求的产品也要打碎掩埋，因此官窑器，存量少，个个精品，收藏价值是最高的。霍州窑属于民窑，专门烧造民间实用器，烧造的物品基本进入社会成为商品，在商铺或者集市售卖。烧出的瓷器普遍供应给城乡居民作为日用品的瓷窑。产品形制大多是碗、盘、罐、枕等，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霍州窑始建于金，兴于元明。明初《格古要论》记“霍州窑”云：“霍器出土山西平阳府霍州，该窑产品器型有仿定折腰盘、洗、盏托、高足杯、盖罐之类。”霍州窑白瓷，胎薄釉白，质地极脆，其器型制作规整，质量上乘，历代受到宫廷及瓷器行家青睐，在我国北方也特别受人们的喜爱。霍州窑位于霍州市西南白龙镇的陈村，又有“彭窑”“西窑”“陈村窑”等别称，唯“霍州窑”称谓更为广泛。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霍窑，窑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镇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制，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这段记述让人产生一些推断，霍州窑烧制历史可能更为古老，因为霍州是霍姓起源地，唐朝景德镇霍仲初的制瓷技术是否是源自山西霍州，也是一种大胆的猜测。197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在赴山西临汾地区调查窑址时，在当时霍县西南的陈村附近发现了与文献中描述的霍州窑制品比较符合的白瓷标本，此后通过文物工作者对该窑址的多次调查，最终确认了陈村窑址即是文献中所说的元代霍州窑，继而也解决了传世和考古出土的一些仿定白瓷的生产窑口问题。有关方面的专家认为“彭窑”只是霍州窑群在元代中期的一个窑口，并不能代表整个霍州窑。执否定的还有陶瓷专家水即生先生，认为霍州窑“是在自己技艺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霍州窑元代以前的白瓷，就有很高的水平。”定窑的瓷器除了口沿和底足部分不施釉，其他部分都施釉。“而大部分霍州窑瓷器的足底露着胎，甚至在瓷器外壁施半釉。而到了明代，霍州窑生产白底黑花瓷器，和定窑瓷器更没有类同性。因此，霍州窑与定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技术交流。”陶瓷专家水即生先生即认为，霍州窑应该是本地产生的烧造体系，与定窑的工艺有区别，所以不能认为是定窑系的窑口。 霍州窑整体釉色光亮，釉层厚度偏浅，视感上白度高于定窑，前期金代器物普遍存在施釉不匀，釉层较元代物件略厚，在器表有转折角度的部位略有积釉现象，积釉处略垂，与定窑的“泪痕”原理相似，呈色相对泛青，推测与当时的釉料含铁量和开始采用煤做燃料时，窑工尚不能熟练掌握炉内烧制气氛等原因有关。后期元代成熟兴盛时期，这些不足均大为改善，施釉均匀、釉色匀净，胎土的淘洗较前更加白晰，胎釉结合则更为紧密，使产品的质地更加精良。霍州窑器因釉层薄、白度好，除烧制原因的残次品外，成功产品趋同性一致，纯白、清透为主旨，釉光如披水，无油腻感，玲珑剔透，与定窑产品追逐的玉质感也有很大不同，没有定窑不同时期出现的猪油白、象牙白、乳白、白闪黄等不同色调，与介休窑半乳浊、微牙黄的釉色更易区分。考古学者先后于1983、1986、1998、1999年多次对霍州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发现保存较完好的原窑炉址一座，与作坊有关的砖砌窑洞8孔（当时用于阴干器坯的）。在汾河沿岸的断崖及台地上，暴露出大量的瓷片和窑具，文化层厚1.5—3.8米，内涵极为丰富。从调查资料看，古窑址生产规模很大，连续烧制的时间比较长。遗址中出土的瓷器残片，主要是白瓷片，也有少量的白地绘黑花残器，说明霍州瓷窑以烧制白瓷为主。霍州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从大量的残瓷片看，霍州窑的特点是造型小巧玲珑，轻盈俏丽，胎薄体轻，制作工整，纹饰精细，烧制的器物以碗、盘、碟、罐、高足杯、折腰盘等为最多，瓶、壶少见。其中以折腰盘与定窑金代白瓷盘颇为类似。器物胎釉洁白，器里施满釉，器外施釉有不到底者。胎体一般在口沿让较薄，底部较厚。因此，尽管器皿里面。纹饰题材以印花（阳纹）为主，且多印在盘、碗器皿里面。纹饰题材以花草居多，线条精细流畅，纹饰清晰，其他白地绘黑花者，也多如此作风，具有晋南一带如临汾窑等制器的共同特征，十分淡雅宜人，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 在调查中发现，霍州瓷窑烧制方法有叠烧和支烧两种，叠烧者器内底有一圈无釉（涩圈），支架烧者器里有细小的支钉痕，有时在器物的圈足上还粘有5个细小的支钉痕，与介休窑的三个支痕有显著区别，出土的器物均为“正烧”而成，因此口边有釉。此“凡口皆滑”的特点，不同于定窑白瓷的“覆烧”，避免了定瓷“口有芒，不堪用”的缺点。霍州窑是一个既具备自身特点，又能借鉴定窑优点发展起来的一颗亮星。在各地所藏的霍州窑瓷器中，既有雅致细腻的佳作，更多质朴野趣的精品。霍州窑精品在上海及日本、英国等海内外博物馆均有收藏。一些研究古代瓷器的专家先后到霍州窑遗址考察，霍州窑的器物造型、制作手法、烧制工艺特点，深受有关专家重视。祖籍霍州的广东石湾霍氏家族也到霍州窑寻根，并认为霍州窑和石湾陶业有很多连带承继关系，他们因不断改进，不断发展，革新窑炉和烧制工艺，才创造了今日辉煌。霍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交通设施完善，资源优势独特，发展后劲较大。霍州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矿、高岭土等烧制陶瓷的燃料和原料。霍州发展日用陶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丰富的瓷土资源，有优质、廉价、清洁、高效的能源。霍州陶瓷产业曾经一度发展强劲，发展陶瓷行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霍州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更加开拓创新的精神、更加务实高效的作风，与全国各地朋友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全省“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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