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倾情为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作序——母性题材的开掘与作家的人文视野
——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序 文/常智奇
继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上、中、下三卷本）创作出版后，壮心不己的杨焕亭先生再度挑战自我，又创作出了一部宏篇巨著-——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以二百三十多万字的煌煌大作奉献于广大读者，这再一次见证了他创作的实力和坚实的文学步履。在《武则天》即将出版之际，他特诚邀我为这部新作写几句话，以弁卷首。对于历史人物武则天，我素无研究，出于友情，盛情难却，遂写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母性主题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圣母”，二是怨妇，三是烈女，四是祸水。圣母类有：女娲、姜嫄、王母娘娘、吕雉、慈嬉太后等。她们在温情、理性、独尊与细腻、敏感、阴狠的两极对位或爱恨参半中，把人的价值投向女权主义，在“德”、“才”之间，建构女性主体；怨妇类有：刘兰芝、窦娥、琵琶女、林黛玉、祥林嫂等，她们在隐忍与闺怨、凄婉与郁愤、呻吟与苦难中，用自持与妥协把人的价值投向对封建神权、夫权、族权的控诉和责问；烈女类有：杜丽娘、李香君、嫦娥、孟姜女、祝英台等，她们在儒家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对女性“内言不出阃外”的道德坚守之内或叛逆之外的两极处，把生命的价值投向维护或冲破旧制度的黑暗，用生命的毁灭点燃自已心中理想的曙光。祸水类有妲己、褒姒等，她们在男权中心的岐视和压迫下，以一种扭曲的极端方式，把青春、爱的生命价值投向对传统落后势力的反抗。林林总总的女性题材作品，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绚烂的画廊。
武则天属“圣母类”。目前，表现圣母类题材的“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坛风生水起，但这些作品大都是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武库中“拿来主义”的观念移入和创作方法的借鉴。真正使女权主义文学创作走向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的审美范式，应从杨焕亭先生的《武则天》论起。
西方一位哲人曾指出：“看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应该首先看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大唐帝国时代，出现武则天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女皇，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历史壮现观，政治胜景，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政治因素、人文基础、吏制条件、精神构成、文化形态等，是促进中国现代化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关于女皇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误解和独断，她的形象往往被简单化为：窃权大盗，“面首”政权、酷吏主义、反传统主义、家族主义等等。客观地讲：武则天有很多面具，要寻找自身同一的“真正的武则天”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的武则天”，不等于没有一个多面孔的武则天，更不等于没有一个聚集在“武则天”名下而区别于他者的武则天思想感情。于是，深入细致地厘清在武则天那些面具和臆语背后的思想真言，搞清楚武则天的思想感情与那些粘连在她身上的种种猜测、臆想、独断的关糸，尤其是分辨她的历史作用、价值意义、正负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为我们提供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形象的武则天。
这是一个集历史意识与艺术审美于一体的而完成的艺术形象。
故事是从风云一世，伟业赫赫而又对武媚怀着复杂情感的唐太宗李世民撒手人寰，唐王朝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切入的，从而构成了武则天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宏阔背景。一方面，唐王朝经过李渊、李世民两代皇帝的经营，进入经济、政治稳定时期，面临着发展和中兴的历史课题；另一方面，因为李世民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也积累的诸多的宫廷矛盾。它深刻地影响着武则天的命运。她先侍奉太宗李世民，后又侍奉其子李治，其中的沧桑和苦涩只有她自己深味。这种身不由己的遭遇，使他成为一个踏破封建伦理的樊篱，无视封建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跨入价值论绿草地的历史人物：她敢做敢为的恢宏气度、超凡脱俗、心狠手辣、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都与此有关。这些，都是见诸于史籍的事实。要紧的在于，杨焕亭对于弥漫于历史长河中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封闭的、保守的伦理判断的突破，而贯之于一种动态的、联系的、全面的、开放的、进步的人的价值判断。
武则天的女权主义，是深深的植根于中国真实的历史土壤之中，是从人本主义生命激情中生长出来的，是从情感携裹着东方“天人合一”神秘主义的“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生长出来的，是备受压迫和束缚的中国女性向皇权政治与血缘伦理的一次生存本能性地反抗。她在取得权力的路上，来自维护李家王朝势力一次次的朝廷反对，一次次腥风血雨的武力较量，从长安大明宫到神都洛阳，从瑶光殿的丹墀内到诸王任职的州郡，时时唇枪舌剑，处处刀光剑影，到处抛尸荒野，血污飞溅，人头落地。鲜血冲垮了横亘在她夺取权力途中的高山峻岭，白骨填平了他登上女皇宝座途中的深峪大川，经过浴血奋战，她才树起了“大周”的旗帜。这不是个体自然生命的自由生长和绽放，是中国男权中心的皇权世袭吏制发展到极端处的一次女性反抗的总爆发，总诉求，总展示。这样，《武则天》就不单纯是一个杰出女人的故事，他被作者赋予浓郁的人文关注色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派政治集团代表人物以武则天是女性而反对她参与政治给予了道德层面的否定，这是本书的看点之一。
这是一个集性格主导性与性格多样性于一体而塑造的艺术形象。
作为一位政治家，武则天有着从唐太宗那里继承来的胸纳万里江山的品格，有着杰出的治国才能、政治智慧和大局意识。为了推进经济发展，早在任皇后时期，就提出了十二建言，提倡大兴农桑，节俭政治，特别是在执政以后，制定了《兆人本业》的经济发展纲领，抑制豪强兼并之风，推动经济发展；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她可以捐弃前嫌，大胆起用曾经反对她立后的裴行俭，从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总章选制改革；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他不拘一格启用曾经打过败仗的王孝杰，一举收复西域四镇；而她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与刘仁轨、娄师德、狄仁杰、李昭德等人的肝胆相照，彼此心知，无论如何都是感人至深的。她的大局意识体现在绝不将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情感生活就纠缠在一起，从而对宰相苏良嗣痛打男宠薛怀义、狄仁杰当场殴打上书改立国嗣的王庆一的举止给予了容忍和宽恕。因此，她是一个携天子以令诸侯，御群臣而统天下，能驾驭复杂的人际关糸，具有治国方略，能控制政治局面，精于权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能屈能伸，能软能硬，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她是一个敢作敢为，敢为人先，开宗立派，革古鼎新，有胆略，有魄力的改革人物。所有这些，构成了武则天性格的主导性，使她能够光彩灼灼地站在中国古代帝王行列。
武则天的生命价值体现在“求权力意志”的层面上。她认为：人不可能在其被抛入的世界中被动地生存，人必须对存在的世界表态、发言，证明自己存在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创造和建构自已“理想世界”的生存状态。人必须在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有规律”、“有尊严”、“有地位”的世界中生存。在这条道路上她“损人利已”、“呕心沥血”、“煞费苦心”、“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唯我独尊”、“舍我其谁”地活着。武则天的权力生存论是由借助爱情、生命生殖取得皇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君侧”以形成自己武氏家族的政治势力三部分构成。集创作与评论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传记文献，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思维的丰富想象，用审美的表达对这三部分进行了形象生动而又鲜活的情感诠释。诚如黑格尔所说：“性格的特殊性应该由一个主导的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型，性格同时仍须保持住生动性和完满性……”。
这是一个内心矛盾与环境矛盾相交织而刻画的艺术形象。
武则天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宫廷“才人”的底层一路冲杀，挤上“女皇”宝座的历史人物。这种特殊的经历浇铸了她独立、理智、进取、勇敢、冷静、隐忍、猜疑、妒嫉、阴狠、残忍的性格特征，也夤演出她复杂的内心矛盾，扭曲了她与李治及其儿女们的关系。
在人性的层面上，从贞观十八年雪中相识到贞观二十三年被李世民遗诏发配感业寺；从永徽二年被接回宫，到最后被立为皇后，她对李治付出了一个女人的真爱。“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不仅寄托了对李治的思念，也把武则天女人婉丽的一面表露的淋漓尽致。即使在以后“二圣”并立的日子里，她对于李治的情感都是真挚的，惟其如此，在李治驾崩后，她才倾其才华和情感。写下了千古绝唱“述圣纪碑”的碑文。这也正是作者要厘清武则天情感世界的一条线索，是对历来武则天爱情观评估的一种颠覆。作者的意图在于，从人的存在的角度还原一个女人的原生心态。
问题在于，当面对权力诱惑和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的时候，她的内心就陷入剧烈的冲突。她淡漠亲情，残杀子女，嫁祸于人，排斥异己。尤其当她以报复的心理看待男人的情感世界时，整个心理就被极度地扭曲了。她以为，“以她的美丽，她的魅力，就在这张皇榻上同时拥有两三个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他们是什么？与自己脚上的鞋子一般无二，随时都可以换掉，而她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不仅仅是迥然相异的男人的味道，更有旷古迄今从来没有过的女人的自尊。”她拥有薛怀义、沈南璆、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等面首。这时候，她的人际关糸处理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的道德观念是：自私、利己、自主、强权、强调恶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这种内心矛盾的复杂，是由她所生存的环境矛盾促成的。她一生执政五十多年，生活在她周围的人在权力顶层的交替中，形成剧烈的道德人格的分化：许敬宗教子无方，其子与他后娘乱伦。李义府，自恃得宠，贪欲无度，连襁褓中的婴儿也要求封赐，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私相授受，卖官鬻爵，傲视臣僚，见美纳妾；薛怀义卖身求荣，恃宠跋扈；武承嗣杀人奸尸；来俊臣不断地纳妾；武崇训与寺院女尼李裹儿私通；张宗昌、张易之侍女显淫，作恶多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狄仁杰、李昭德、娄师德、姚璹、姚崇、宋璟、徐有功、王孝杰这些杰出政治家，才使得她性格的主导性得以合乎逻辑地发展和完善。上官仪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被武曌陷害绑赴刑场准备杀头时，“忽然发现他并不那么仇恨武曌。从长安到洛阳，他目睹了武曌应付裕如地处置朝廷面临的内政和邦交问题。平心而论，他很感佩她的定力和智慧超越了许多男人，包括当今皇上。别的不说，单是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的几次大战，她辅佐皇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且连战连捷，就足以让那些狎昵厮养，骄纵失度的唐室亲王们汗颜。” “姜恪也对皇后谋断极为赞同，不仅仅是这一次出兵高丽，多年来每每朝堂议军，皇后总有不凡之见，对天下军势了然在胸。”这些情节和细节的设值和描写，都是在“道德评判的二律背反”处，思考着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作用和价值。在这里，道德的二重性是用鲜活的生命形式演绎其历史的逻辑层次的。
正是在这两种势力的影响下，武则天直面惨淡人生，痛饮生活酿制的苦酒，委屈周旋，以守为攻，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工于心计的坚韧女性。她从感业寺回宫后，遇到了两股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一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等人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柳奭、长孙无忌、韩瑗、崔敦礼、上官仪、于志宁、裴行俭、来济和禇遂良等忠君护国大臣。左右夹击中的她强忍内心的苦楚，上下奔走，拢络人心，逢场作戏，趋于应酬，拉帮结派，竭力争夺，培植亲信，遍布耳目，陷害暗杀，恩威并举。她在许敬宗、崔义玄、李义府、袁公瑜、狄仁杰、李昭德、上官婉儿，武三思等人的极力拥戴下，竭尽全力，浴血冲杀，终于打开了一个行使女皇大权的政治空间。
武则天的个人成长史，是皇权中心与平民意识、男权中心与女性反叛、世袭势力与反叛力量、抱残守缺与除旧布新的斗争史。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仕女，从太宗阶下的显才扬气，感业寺的青灯黄卷，宫闱深处的争宠夺爱，废黜王皇后的生死较量，到多次以莫须有的罪名“清君侧”，泰山封禅显圣威，二圣临朝功卓著，培植血缘家族势力与李氏家族势力抗衡，诛灭李氏政治精英和协从，到神都受宝尊号为“圣母女皇”，并当着朝臣们的面展示了太后的三颗玉玺。它标志着，太后今后完全可以不用皇上的玉玺去发布诏书，到天授元年称帝，铸鼎结盟…，这里有太多的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更有丰富的人类社会政治学的内涵。
在作者宏大的叙事结构中，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浮雕感。
作者写武则天的政治斗争史，写风云诡谲的政治，写政治风浪中的人的情感，写政治家感情感深处的隐痛和酸楚。例如：武媚杀女诬皇后、李勣死后她的酸楚，狄仁杰死后他的感伤等等，通过这些典型细节的描写，展示她被政治扭曲人性的一面；李治在武曌的挟迫下的压抑与隐忍，李旦三次被迫让国，六年别殿空悬，爱妃双双失踪，杳无音信。时而太子时而相王，人世间没有像自己这样被自己的亲生母亲玩于股掌之中的，他男人的自尊心被母皇摧毁的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心灰意冷和聊度余生。李显的藏匿。宦海险恶，从者多艰，无论是忠实于李治的宰相还是追随武曌的大臣，他们各为其主，二主并立，人人作难，个个自危，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武曌专权，随心所欲，排斥异己，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崔宣礼为夷陵令……裴行本、李嗣真流表岭南，降皇太孙李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为彭城王。李昭德被贬为南宾尉…。女皇至高无上，一手遮天，无断制造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忠良。李贤太子面对李弘太子的碑石，李贤潸然泪下，为他可怜的皇兄，也为他无奈的父皇。上官婉儿在太子李贤被害后的痛苦心情；庐陵王李显与狄仁杰见面时的提心吊胆。
作者十分注重以细腻的笔触去刻画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例如：长孙无忌“被皇上‘赐告’的日子里，他只带了府令和十几名卫士悄悄离开京都，前往昭陵拜谒先帝和故长孙皇后。车驾行了整整三天，才到岚浮翠绕的九嵕山下。
抬眼望去，平原北缘的一座山峰直刺青天，环峰九座山梁，巀嶭峻峭，与主峰成拱卫之势。此时正是正午时分，五彩祥云时而攀上峰顶，时而飘落山谷，与浅蓝色的雾霭拥抱在一起，远远地可以听见跌落沟壑的飞瀑轰鸣。这一切，让长孙无忌浮想联翩，忆思漫漫……”
“如今，嵏山依旧，人已去矣，长孙无忌久久地望着伏虎般的山陵，不禁老泪纵横。” “香烟缭绕中，他怀着深深的愧疚伏地跪拜，口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撕心裂肺的痛。”……人性在皇权高压下的呻吟，人情在仕途多舛中的哭泣，写得那么动情，那么入情入理。
给尘封了的历史人物注入鲜活的情感血液，在人性的基点上寻找历史发展的逻辑层次，是作者极力追求的一种艺术表达。
武媚从感业寺回宫后，深藏不露，以德报怨，委屈求全地到储随良府上拜师学书，她对储随良的尊敬、恭维、对其字的评价，一下子打动了褚遂良，使他有一种“知音”的感觉。这就为后来褚遂良在武媚册封为“昭仪”一事上的顺水推舟奠定了情感基础。武曌最后还权予李氏，“看着眼前几度被自己废黜的儿子，如今重新登上皇位，她心底五味杂陈，有着对过往的不舍，有着对命运的感喟，有着对早年的愧疚。” “其实，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应该是李贤才对。”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往事如烟，一切都已逝去，一切无可追回。此时，她忽然地就想到那个曾经同自己姐妹相称，最后圆寂于西山的明霁，那是她到洛阳后，第一次在龙门山遇见她。显然，那一次，明霁对于她的变化感到很惊异和困惑。两人分手时，明霁留给她的话是什么，她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明霁告诉她：人生本是业报相续，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莫非自己的今日，即是业报因果。‘几所不作，未得所失’，自己要早一天明白，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
“她很慈祥而又很温柔的看着李显，从呱呱坠地到长到将近知命，她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地用一个母亲的目光看自己的儿子。他什么时候成为一位中年男子了？她现在觉得，这样看着儿子，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这些描写都是很精彩，很动人的。
作者对女性寄予深切的理解、认知和同情，对皇权至上的“男权中心”的封建思想和世俗观念给予无情地鞭挞和深刻的批判。在众无子宫中妃嫔、婕妤、才人被驱赶到感业寺削发为尼，为太宗皇上守灵从戒一节的描写中，字里行间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凄婉、悠怨、悲恸和隐忍。作品中明霁的陈述，上官婉儿的孤凄，太平公主婚姻的不幸，几个皇妃王妃的遇害…都看得出作者对压迫在封建社会底层妇女深深的悲怜。
作者企图在女性的生命生殖力中寻找女性反叛、认知和创造力的历史作为，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这也是思考和探索女权主义的一条线索。
作者很注意在叙述的过程中，用隐喻、暗示、象征的细节设置和描写表现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例如：许敬宗和崔义玄在曲江喝罢酒，“崔义玄紧走两步，要与许敬宗并肩，却不料被路旁的一支玫瑰挂住了衣袖。许敬宗见了，就暗想——看来崔大人注定要与石榴裙结下不解之缘了。”紧接着在后边的情节发展中，许敬宗把崔义玄领到“仪秋宫”，后面还跟着崔府的府役，他们抬着一个大箱子，里面不知装的什么。这仪秋宫原是武德年间修建供后妃居住的。武媚回京前，李治派人重新整修一新，青砖铺道，广植花木，特别是栽植了武媚喜欢的玫瑰。
正是阳春三月，玫瑰盛开之际，沿着花径一路走来，香尘纷飞，芬芳沁脾。崔义玄忽然联想起前几天游曲江时被玫瑰绊住的情景。
许敬宗告诉崔义玄道：“此乃皇上爱妃武昭仪居处，我等须得小心谨慎。”
闻言，崔义玄遂收敛了心神，紧随在许敬宗身后。
他在许敬宗的引荐下，得到武曌的赏识和重用。
李旦知刘妃和窦德妃进见武曌而惊昏，打破玉砚。他服药安眠后，侍从捧起玉砚的一半，细细端详，禁不住在心底惊呼“怪哉”，裂口不偏不倚，恰好从中间断成两片，伤口的裂痕如刀切一般。他的手就不由自主的颤抖：“唉！两位娘娘八成是回不来了。”这些象征、暗示、隐喻地艺术描写，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作者的知识储备是渊博而充足的，政体吏制、朝廷议事、佛学法界、诗词创作、文言骈体、古语修辞、书法史论、美术品鉴、皇宫的衣食住行、古玩瓷器、中医病理、针灸穴位、周易天象、节气稼穑、房中术等方面的情节设置、场景和人物关糸描写，都显示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有的知识修养和艺术储备。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史学骨骼、学术品质、传记色彩、文学精神的历史小说。我很欣赏它。
（本文作者系原陕西文学院院长、研究员）
2014年11月22日于长安古都大明宫遗址公园
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上册：凤鸣天下
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下册：凤凰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