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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义士，反腐英雄
－－《水浒》主题新探（下）
唐孝璋
三、“保境安民”忠人君
《水浒》从八十一回至结尾,写的是“保境安民”,梁山水泊义士以其固有的忠君之念,于活捉了童贯、高俅的大好形势下，通过燕青于李师师处面见徽宗皇帝,求得“赦书”,再通过戴宗往宿太尉处活动,促成了招安之举。
梁山水泊义士全赴招安,全在一个“义”字。否则是万难统一思想的。如果说一百零八条好汉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那么这个“义”字便是串连这颗颗明珠的红线。可以说，这个“义”字是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思想基础,任何复杂的内部矛盾,只要操上这“义”字号的犀利武器,使可迎刃而解。
作为梁山水泊义士点燃熊熊聚义烽火的思想武器－－义，不是王伦、宋江、晁盖等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封建道德所赋于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内涵,它囊括了“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仗义疏财准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见义勇为行为标准；“宁可失信于天下,不可失信于朋友”的待友观点；“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义交誓言；“大义灭亲”的最高行为准则……在“替天行道”的全过程中,这个“义”字感召了无数英雄好汉上了梁山水泊,也感召了无数大宋降将安附水泊梁山宋江麾下。凭着这个“义”字,令几多无辜者绝处逢生,异姓知已情同手足。还是这个“义”字,虽对“招安”各有已见，然碍于“招安”是宋大哥的选择,义士只好服从。即使是造反精神最强的黑旋风李逵也不得不裹入“招安”人流之大潮中,于“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之下,从东华门而入,至殿前面北而朝，拜宋道君。
招安之后,尽管以李逵为代表等人深感招安不如身居梁山水泊自由自在,且发过不少的牢骚,讲过几多的怪话,但通过享有义节权威的头面人物的说教,终使一百零八条好汉拼搏沙场,死心踏地为大宋王朝卖命。
“保境”之谓,在于“平辽”。在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由于女真的入侵,民族矛盾又突出地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平辽包含了一丝爱国主义的内容。然于中国封建社会,忠君即是爱国,爱国亦为忠君。可见“施、罗二氏,身在元,心在宋”的基本思想。招安之后,作者设计平辽，十分顺当,势如破竹,所向披摩,保大宋之境,自然突出一个“忠”字。
此后征王庆,讨方腊,南征北战,吃够苦头,梁山水泊义士处于“折兵损将”的境地,虽百死而犹不辞。
（征方腊－血染乌龙岭）
这一部分,作者着意强调义士忠于皇上的品格:
其一、承上而来,义士尽忠是基于受到严重迫害之后的义举,说明义士明大义、识大体,单以国家久安为重,不以个人遭际为怀的高贵品格。义士行中,死囚殊多,若以个人恩怨为念,实与宋王朝不共戴天。然而,宋江却从固有的封建观念出发,以为“臣乃鄙猥小吏,误犯刑典……潜身小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大敷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沥胆,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今奉诏命,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作者让宋江如此敷论,正是借人言而发己志。施、罗“与官场不合”、“与人寡和”,其遭际虽非与宋江一样,亦大体相同,只不过时至今日还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而已。曹雪芹若非出自大家门第,遭际潦倒,何能产生感人肺腑的《红楼梦》?作家与作品之缘附和着几多的欢欣与哀愁,几乎是一条亘古莫变的公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金与《家》等,均系上述缘分的体现。
作者于义士受迫害后,着意描写他们于“保境安民”征战之中的勇猛,表现了义士的大忠大勇,以表彰歌颂其忠君的高贵品格。
其二、折兵损将,报效皇恩的全过程,均隐于阴冷的悲剧气氛之中,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尤以讨方腊为甚,几经艰难困苦。宋江眼见弟兄们死于非命,几度泗泪纵横。宋江得知张顺死于箭伤,他哭得昏倒,且说:“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我必须亲自去湖边,与他吊孝。”“宋江又哭了一场,便请本寺僧人,就寺里诵经,追荐张顺。”
张顺义弟,水战英雄,曾为宋江“活捉黄文炳”,报其受害之仇。而今“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可怜“善溺终然丧水中”。张顺不愧人间英雄,更属阴司厉鬼,身亡之后犹建“魂捉方天定”之神功。虽系夸张之说,却赞义士神奇英魂。其余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宋万、焦挺、陶宗旺、韩滔阵亡；林冲、杨志、孔明、朱贵、时迁病故,均令宋江痛心。外加鲁智深坐化,公孙胜出家。如此变故,宋江虽讨方腊衣锦还乡,其悲剧色彩已暗淡无光。至大功告成生还者仅二十七人。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天子宋徽宗亦说:“朕知卿等众将,收剿江南,多负劳苦,卿等兄弟,损折大半,朕闻之不胜伤悼。”
如此实情,梁山英雄尽忠,可谓“鞠躬尽瘁”！疾风而知劲柏,就死而辨忠贞,义士之德可知矣！
征王庆、讨方腊,属“安民”之举,实为镇压农民起义。作者将义士置于生死攸关考验之中,为谁战,为谁死,已将义士忠君之志升华到人生的绝对高度。义士之作为,上可动天子之情,下可催黎庶之泪,确实不负施、罗二氏的良苦用心。
其三、设计高俅与杨戬于御酒中下毒,害得义士以死殉忠，完善了义士忠于封建王朝的高大形象。至此,梁山义士尽忠,可谓“死而后已”。待卢俊义、宋江、李逵最后服毒鸩死之后,吴用、花荣随之悬树自缢,以神聚蓼儿洼为大团园。这一悲剧结局,自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足可令最高统治者引起应有的反思。
其四、以梦游作结,表旌梁山水泊义士功德,点明作品的主题。作品至“神聚蓼儿洼”故事情节已经结束，然而又引出大宋徽宗于李师师榻上梦游,梦游情节极其逼真:先有牵挂之念,接叙戴宗启游,至梁山水泊,观忠义堂旧址,闻宋江启奏,知义士鸩死,又逢李逵抡斧叫屈。一段栩栩如生的描叙,似虚是实,似假是真,写出一派美妙的梦境,道出梁山水泊义士一腔含冤负屈、动人肺随的隐情。
翌日,徽宗于殿上向宿太尉核对梦游一事,并派员去楚州打探是实。至早朝,皇上当着百官,斥责高俅、杨戬，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候”,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
末书律诗两首,于嗟叹义士不学范蠡离去之余憾之后,则极力讴歌：
生当鼎食死封候,男子生平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乌总关愁。
作者以画龙点睛之笔,和盘托出《水浒》巨制的主题思想。
（浪里白条张顺之死）
四、于迷蒙中揣度作者创作意图
根据《中国文学史》的记叙，《水浒》作者施耐庵、罗贯中其人,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记载”,仅源于“民间传说”云云,“亦未必可信。”可见对施、罗二氏的认识也只能朦朦胧胧,，似乎如此,可能如此,理当如此,只好如此而已。其可信史料还待后人去发掘、考证。尽管如此,于施、罗二氏的记载有如下之说:“施耐庵(约1296－1370)，明初杰出作家,字子安,一说明耳,兴化(今属江苏)人,原籍苏州,相传为元至顺进士,出仕钱塘两年,因与官场不合,弃官迁居兴化白驹镇,闭门著述,明王道生所作《施耐庵墓志》说他是《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的作者,并说他是罗贯中之师。上述诸作,大都为二人合著。但亦有说王道生所作为伪造者。”(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417页)
“罗贯中(1330－1400)，明初杰出小说家,名本,别号湖海散人,太原(今属山西)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称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与人寡和,相传为施耐庵弟子,共同从事创作。著有《三国志演义》闻名于世,流传至今。还著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和杂剧《风云会》多种,或称《水浒传》系施作罗补或施作罗编。”(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433页）
如上所说,几多两可之言,疑乎信乎,古人尚设疑窦,今人何辨真假。然而,当我们尚无足够的证据定其真伪之前，只好信以为真。
据上述记载,我们当肯定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根据其生卒年代,施、罗二氏生活在元末明初交接处。当时,政治腐败,剥削残酷,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形成“大家收粟岁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羞藏”，“富者亦富,贫者亦贫”(《元史·武宗记》卷二十三)的极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佃户世世代代沦为奴隶,象牛马一样在市场上任人买卖,过着非人的生活,民族歧视政策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分,造成民族压迫的阶梯。
基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因爆发了1351年4月韩童山、刘福通在河北永年县白鹿庄的聚众誓师起义。同年5月,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倪文俊等湖北起义响应。历时12年,其规模之浩大、配合之紧密实属空前。可见作者所处的年代系战乱频频、动荡不安、人心危危、民不聊生的多事之秋。
其二,施、罗二氏均系饱学之士,既然至今尚无他人认领《水浒》巨著,那么根据作品揭示,作者对天文、地理、文学、风俗、民情、历史、阴阳历算、佛教源尾，乃至三教九流,确属无所不知,且有深刻的研究。
第三,施、罗二氏均系黉门骄子,对封建道德可谓根深蒂固,无不一脉相承,尤以朱熹之研习殊深,集孔、孟之大成而为理学,作者自然精当纯熟。
作为文明古国之中国,封建社会相继的时日最长,且通过五花八门的封建传媒说教,封建的伦理道德流毒之深,无以复加,作为三纲五常的核心“君为臣纲”,已成为中国国民的基本观念,三阮尚有忠君之念,更何况施、罗二氏这饱学之士?作者这一切固有的观念,必须渗透在《水浒》巨制的字里行间,只要涉及作品，便可找到比比皆是的旁证。
其四,施、罗二氏的社会遭际大抵不佳,而因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疾恶如仇,同时对受害者寄予无限的同情,这是一个进步作家引起创作动机、激发创作热情的原动力。
其五,施“与官场不合”，弃官而居,闭门写书;罗“与人寡和”而专门著述。可见二人均与官场、时俗格格不入，只好寄个人情怀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借作品中的理想人物表白自身的抱负,此为文学现象的通例。
（梁山泊女将）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如下几点应该成立:
其一,作者生活在战乱频频、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而因向往长治久安、和乐静谧的安定生活,于是作品的开头便有如下的引用: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开限日高眼。
全书开头引用邵尧夫的诗作,可见其良苦用心。虽有大量粉饰太平的言语,却预示施、罗二氏居乱思安的情怀。作者正是要以其长篇巨制,展现这一浩如烟海、惊心动魄、干戈落落的动乱画面,极力揭示这一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安与痛苦，从而透露其创作意图在于如何总结这一动乱的惨痛教训,以长治久安。
作者通过上述引用,犹恐立意不明。于是在“引首”末尾直言赋诗: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
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
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
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全诗于赞三登盛世、乐享太平之后,直叙战乱纷繁和梁山水泊节侠英雄的屯聚,最后提醒读者要“细推治乱兴亡数”，切不可一读了之。至此,作者的创作意图已昭然若揭。作为文艺作品,不难看出,作者通过引用和直叙,正是站在封建社会正统文人的立场上,以冷静的态度,通过淋漓尽致的艺术描写,寻求播乱的原因,探讨长治久安的良策。为此,作者确实花了一番难能可贵的工夫。
其二,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择取王伦、宋江起义的史实,进行了如下的艺术加工：
1. 为衬托宋江胸怀的博大,把兵士出身、率起义军攻克北宋十州,波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且敢于自置官职,面刹“天降圣捷指挥”字号,战死于和州的农民起义领袖王伦，写成妒贤嫉能的强人草寇,竟死于林冲之手。
2. 把率农民起义军经十郡,波及河北、山东两省，历时四年,最后失败被俘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写成被逼上了梁山,且念念不忘招安,以求“封荫妻子,青史留名”，并于活捉了童贯、高俅的大好形势下,不顾李逵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率众招安的“尽忠义士”。此后率众平辽，打王庆、征方腊,不惧折兵损将,至神聚蓼儿洼,最终完美了“忠烈义济灵应侯”的高大形象。令作者发出“生当鼎食死封候”、“男子平生志已酬”的总结性的赞叹！
3.根据创作需要,硬将王伦和宋江凑在一起。据史书记载,王伦卒于1043年,即宋仁宗庆历三年；宋江失败于1120年,即宋徽宗宣和二年。如此看来,王伦卒年与宋江失败之年,相距77年。按人生常现,王、宋二氏是万难生活在一起的。作品如此硬凑,为的是要让王伦来陪衬宋江。
其三,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宋徽宗赵佶进行了如下的艺术加工:
史书所载：“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北宋皇帝,著名书画家,神宗第十一子。公元1100－1125年在位。哲宗时封端王,即位后任用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等侫臣主持国政,陷害忠良。他穷奢极侈，兴建华阳宫等宫殿,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称‘花石纲’,于京师筑园,名‘寿山艮岳’，激发了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宣和七年(1125)底,金兵来攻,惧于战祸,传位于赵桓(宋钦宗),自称为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他和钦宗同被金兵所俘……他对艺术颇有造诣,书法别具风格，正书称为‘瘦金体’,绘画长于花鸟,以工笔逼真著称。”(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317页)
对这位客死于五国城的风流君主,作者着意安排如下情节,以体现其创作意图：
1、梁山水泊安排燕青入京,赴李师师处,面见赵佶，并言其体恤梁山义士,为义士日后招安打下了基础。
2、“神聚蓼儿洼”之后,赵佶于李师师榻上梦游,极度同情梁山义士。
3、赵佶于殿上面斥高俅、杨戬等,并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令其“万年香火享无穷”。
这种种艺术加工,说明皇上是圣君,是足可信赖的,这便赤裸裸地暴露了作者的忠君思想。
五、笔者陋见
综上所述,《水浒》以浩大的篇幅,通过对梁山水泊一百零八条活生生的封建义士的遭际及其作为的描写,叙述了因封建社会的腐败而酿成几经翻天覆地的武装暴动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以表旌封建义士忠于皇上的品德及其大忠大勇的行为,从而寓示封建王朝应总结教训:只有毫不姑息自身的腐败,才能长治久安,否则就会产生梁山水泊一样的动乱。
这便是《水浒》的主题,也是后学阅读《水浒》所应受到的教益。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
（本文源于唐孝璋2010年文集《井底蛙声》。配图和视频源于电视剧《水浒传》，感谢原创与出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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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孝璋（1938－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苗族，著名高中语文教师。196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98年退休，现年83岁。著有长篇小说《人生梦》上、中、下三部。
（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