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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事实，宣传新思想，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
——《觉醒年代》观感
文/牟福明
《觉醒年代》播出以后，收视率很高，得到极大的好评，观后感触颇深。该剧以“五四运动”新文化为背景，讲述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光辉历程。
其实，早就应该拍摄反映建党之前的历史、反映新文化运动、反映新思想转变的电视剧了。以前所有的电视剧和电影，对于建党之前思想转变的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介绍甚少，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而这部电视剧很好的弥补了这个空白。每集、每一部分、每一细节我都必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如似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为之热血沸腾，心情激昂，酸甜苦辣咸皆在其中，真欲纵横该时代，青春挥洒自如，直抒胸臆，指点江山。
这部电视剧遵循历史事实，很好的反映了当时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没有以高大全的形象刻画正面人物，没有刻意贬低反面人物，符合真正的历史实际情况，注重思想教育，弘扬革命信仰，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是一部经典的红色启蒙教科全书。
一、以爱国主义贯穿全剧，很好表现了国人的爱国热情。爱国乃北大之宗旨，是北大的灵魂与传统，更是中国人的伟大精神所在。
在英国教授克德莱解聘事件上，北大教授、学生齐心一致，辜鸿铭毫不含糊，辅佐胡适，倾力而为，顾全大局，抛弃各种偏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辜鸿铭先生讲：“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辜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理念相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颇有爱国之心，不出卖学生，不出卖朋友，有大师风范，令人感佩，比当下某些苟且蝇利的人远胜万倍。
在反对签订屈辱的巴黎和约事件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北大带头，蔡元培带头，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推动工人站起来，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蔡元培说：“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人才救国，这正是我蔡元培之追求的理想”。蔡元培的后面有北大，北大后面有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无论是官员还是教授，无论是工人还是学生，无论是新文化派还是复古派，除了极其少数卖国贼，都力主收复青岛和山东的主权。李大钊先生讲：“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了，就不爱国了，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爱，就去厌恶，甚至是抛弃这个国家。 ”
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们不爱这个国家谁爱？我们都有炽热的中国心，我们怎么不去深深地爱这个国家？ 陈延年热情洋溢：“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所以我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陈乔年宣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相守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是战胜国，十几万劳工参战。还要看外国人的脸色，太窝囊了，但弱国无外交。致使巴黎和会上，被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任意侮辱，山东青岛主权丧失。这样的战胜国有意义吗？
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看见学生流血，岂能无动于衷？看见主权丧失，岂能袖手旁观？主权至上，寸土必争。一个战胜国，怎会得到如此耻辱的待遇？耻辱啊，耻辱啊！帝国主义全是流氓，落后就要挨打，悲哀啊！切忌数典忘祖，至今仍有思想意义。
中国人在行动！爱国之心昭示天下。邹永成将军立志救国，跳海自杀未遂；易白沙刺杀军阀未果，跳海壮烈自杀；郭心刚为挽救青岛归还，一夜白发乃至牺牲；屈武请愿，血溅总统府。马骏、刘清扬、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学生请愿活动；海外留学生示威游行，阻止代表团签字；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立场坚定，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要记住这一点。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等外交家，兴奋而去，却悲哀痛心，以至于想在法国凯旋门举办葬礼，老泪纵横，痛哭流涕，报国无门，最终力争抗衡拒不签字，不辱使命，公理战胜强权，维护了国家与民族尊严。学生被无条件释放。在各方面压力下，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取得胜利。
新文化是人的运动，军阀乃狗的运动。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青岛、山东问题乃祖国主权问题。借助于外国人是靠不住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自己救自己。有了这些伟大的中国脊梁，中国必会崛起。李大钊语：“抗争就要抗争到底”。“五四运动”的重要成果，就是强烈的爱国心，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
对比当下一些人，生长在中国，吃着老祖宗的饭，把钱存在外国，给孩子办绿卡，想当然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要圆，美其名曰是中国人，可笑之至，其行为多么可耻啊！辜鸿铭先生讲道：“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英语，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又告诫道：“我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叫温良。什么是温良啊？温良不是顺从，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对比辜鸿铭老先生，某些人还敢号称是炎黄子孙吗？
正因为有这些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方使中华大地屹立于世界之林。陈独秀说：“古往今来，有多少强敌打到了中原，结果呢？我泱泱中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像滚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二、关注思想领域，信仰仍是人生价值观的第一要素。人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信仰是必须有的，无信仰的民族必然失败、必会灭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变革。觉醒要觉醒在思想上，最重要是行动上。“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爆发，在于有一批先进的、杰出的思想先驱者引领时代潮流，在于大家的强烈爱国心，在于有崇高的信仰。各种思想交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目标与道路。思想混乱是很关键问题，要引起重视。唤醒民众，民众觉醒了，中国就有希望。
此当属思想汇集的时代，知识来自于社会，不能人云亦云，独立思考，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坚持真理与实事求是。“新文化运动”启蒙大众思想，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故《新青年》杂志占领文化阵地，宣扬科学与民主，要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人的素质。促进国家与民族富强，不被金钱迷惑、不被权势迷惑，先要思想的觉悟，需要道德的觉悟，其实人贫穷的是思想，要改变的是深刻的思想，必须进行新的思想革命。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一职发表演说：抱定宗旨，不要当官发财，爱惜光阴，孜孜求学。他瞬时就找到了当时北大的病根：社会道德沦丧腐败，耽误学生，耽误国家，误人误己。治学要亲身鼎力德行，德不修，学不长，注重品行修养，此举为“新文化运动”创造良好的机遇。
在陶然亭，雪花飘飘，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人相会，谈酒、论诗、弹琴、谈抱负。陈独秀语：“下大雪才浪漫，这就是读书人、卖书人的区别，苦中作乐，是士的本质。” 志同道合者，有着共同的思想信念，何苦之有呢？
历史上，陈独秀先生是很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在剧中始终以正面人物塑造，把他的思想导师的形象如实表现，这是很大的进步。该剧也可以说是恢复了陈独秀先生本来的历史面貌，一扫原来对他负面影响的评价。
陈独秀蓬头垢面，遭遇挨打，仍见义勇为，救同胞，而某些国人麻木不仁、冷嘲热讽。他看见警察横行，看到满大街凄凉的场面，学生被抓，身陷囹圄，心情郁闷，感慨万千，要改变思想：这种腐朽之政权，还值得去为它效力吗？陈独秀怒吼：“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也”。又大声高呼： “一手托着囯格，一手托着真理，失掉了哪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
陈独秀亲自发传单、演讲被抓，关进监狱，大笑不已，高歌一曲，依旧读书写作，把监狱与研究室当作一回事，坐牢让世人清醒，其乐融融，隔三差五住住，体验生活：进监狱，出监狱，再进监狱，再出监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陈独秀回来了，趁机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陈独秀众星捧月，吴炳湘被口诛笔伐，全国都在营救陈独秀，被保释放，仍被监视。大家欢迎英雄凯旋归来，斗争到底，其乐无穷。浴火重生，凤凰涅般。
学生们要把牢底坐穿，陈独秀演讲：好好活着，继续革命，呼吁传播真理，开启民智，要踏踏实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主义，信仰思想不同，要争论争鸣，在谩骂与斗争中成长，在挑战中成长。各种社会主义有冒牌货，有空想，根本解决问题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
陈独秀受章士钊先生邀请去南方，陈独秀武汉讲演：社会改造，社会主义主张，要打破阶级制度，不平等制度，要有平等的思想，要采取革命流血的手段。陈独秀说：“我们要完成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要战胜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责任”。又激昂演讲：“我们就要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不怕天罚，敢于盗火，为苦难的中国照亮前程。”自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要冲垮旧世界，绝不能对自己的信仰做出妥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十月革命是实践。
陈独秀离开北京，躲避警察厅的监视，李大钊陪同，大家饮酒告别，酒是凉的，心是热的。路上，看见军阀混战，看到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的百姓，流离失所的难民，瘟疫、土匪、灾荒肆虐横生，即使暂时给吃的，救济一时，却救不了长久，可叹“人活得还不如畜牲呢”。疯狂吃人的社会，救救人类吧，救救真正的好人吧。为这样的国家去死，值得吗？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啥时候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啊！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一定要寻求理想，一定要有信仰。陈独秀痛哭流涕，百感交集。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了。人不能为自己而活着，要干些什么。二人讨论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救国家与民主于水火之中，要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人民服务，让老百姓有尊严的生活。行动起来吧！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李大钊到南方，考察社会，眼见百姓生活艰苦，“这年啊，富人叫过年，穷人叫过关”。他坚信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穷人不是跪着的命。触动心灵，坚定了他寻求真理的信心与勇气。不少工人在李大钊家过年吃饺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就是中国的大胡子马克思，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河北昌黎的韩愈祠堂，李大钊种地，与农民兄弟在一起吃苦耐劳，与学生打成一片，积极宣传十月革命，他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与《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他说：“生逢乱世，即使命运如蚁，但仍有人心向光明”。他发誓：“我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高呼：“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无法挡住民主的力量”。李大钊认为这个已经国家无药可救，在思考建立新政权，心驰神往马克思主义，要成立共产党组织，要为中国寻找真理一条道路。何孟雄讲：“睁开眼，看看世界吧”。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李大钊发展工人运动，在长辛店成立工会，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工人成为革命主力军。李大钊讲“五一”劳动节的来历，芝加哥工人高唱《八小时之歌》，要改变这个世界。陈独秀开始重视工人运动，办夜校。陈望道讲演：劳动者最贵重、最伟大、最值得尊重，没有劳动者，就不能生活，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最有用。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干苦力，有理想信念，不贪财，不放弃做人的尊严，救助受难同胞。陈延年“六不主义”，为国家不谈恋爱，有革命理想，愿意为国家而牺牲生命，可敬可佩。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顾大家，终身致力于探索真理。初始笃信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最早实行互助社：同志关系，大锅饭，脱离家庭关系，自食其力，半工半读，财产共有。但两个月实验后失败，不适合国情，方知无政府主义救不了中国，逐渐改变信仰，坚信马克思主义，陈氏父子一门忠烈，站在同一信仰的战壕里。陈延年高呼：“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鲁迅先生说：“以后如竟没有炮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胡适信奉杜威实验主义，只想研究学问，保护学生、保护北大，曾经建议北大迁移上海，不想讨论政治，他讲：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在学生中推广。胡适主编《每周评论》时期，改弦易张，发表实验主义的主张。李大钊反驳：再论问题与主义。同时，遭到陈独秀驳斥，认为釜底抽薪，是妥协，是投降，发生争议，他想要北大生机盎然，要让中国生气盎然。陈独秀主编的新一期的《新青年》杂志，特地为工人做了一期专门期刊，讲工人生活与做工的情况，胡适不满，给陈独秀写信，已经在思想上出现了信仰上的隔阂，完全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由此《新青年》杂志成为共产党机关刊物。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山野间饮酒长谈，各谈信仰，思想争论是主线。君子和而不同，人各有志，志不同道不合，产生了思想分歧，由同盟者最终分道扬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登长城，吟诗朗诵，希望消灭不平等，希望大家多多幸福，逐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
徘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必须变革。思想混乱，五花八门，没有组织，应该成立新党。不少人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坚定者必然坚定。“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清扫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蔡和森第一个提出共产党的名称。上海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北京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都是最早的党员。
以二十八画生为名，毛泽东求友，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与萧子升、蔡和森、李立三、何叔衡、陈昌、彭璜，组建新民学会，萧子升任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建造青春之中华，革命的烈火焰焰：我们不干，谁干？湖南长沙，毛泽东领导驱除张敬饶活动，列数其数罪状，取得成功。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做共工这样的万死不辞、勇于彻底粉碎旧社会的猛士”。后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天津，马骏、周恩来等人组建觉悟社，积极探求革命道路。留学法国期间，在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下加入共产党。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组建。武汉、日本、济南、广东等地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维经斯基、马林、杨明斋、尼克尔斯基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此乃开天辟地的大事。“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自此，国人有了伟大的信仰，思想界有了希望的曙光。
要做有良知、良心有道德的人，莫要成为狭隘、自私自利主义者，而今冷漠、虚伪、做作、麻木不仁、恐惧，充满了血腥，那便无任何正义可言。幸亏有这样一批思想上的觉悟者、先驱者，方能开拓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时代。灵魂一旦出现了无知，只有背叛，只有不和平，只有道德的沦丧，即使金钱权势至上，又有何意义？所以鲁迅先生弃医从文，要从思想上呼唤民众，开启民众心力、智力，这样的先驱者也许会被当成傻瓜一样对待，但无这样的先行者，只会滋生暴力的统治世界。无畏者必会战斗，愚昧黑暗终将过去，代替的必是良知公平的道义，让幸福之光四处开放。
由此可见，信仰问题是大方向的事，要高度重视。想想“新文化运动”中思想的先驱者们，我辈该做何感想？先行者的作用很重大，当下一些人缺乏良好的信仰与坚定不移的理想，一切都以物质为主，有钱、有地位、有房、有车，就是缺乏科学合理的信仰，如何加强信仰问题，已经摆到思想教育的头等大事，切忌过度追逐名利、金钱、权势。辜鸿铭先生的讲课《中国人的精神》：“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其实，当今不少人虽然头上没有长辫子，但心里仍然留着“辫子”：自私、冷漠、虚伪、奸诈，追逐名利，迫害正直的人。若此下去，甚是悲哀，因此，要加强思想教育，要注重信仰问题，把此当作社会的第一要素对待。
三、蔡元培先生知人善用，对新文化运动贡献最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发现、赏识、重用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把人才都弄到北大来。改革北大，乃其志向。他讲：“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他主张兼容并包，各种思想流派都能大放异彩。冒雪三请陈独秀，重用李大钊、杨昌济，赏识胡适，力请鲁迅出山、设计北大校徽，重用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复古派，尊重严复、林纾等顽固派。辜鸿铭教授为人古怪，但有学问、爱国，乃俗人未能比也，贬低外国人，大谈中国人的精神。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独蔡公重用之，其惟服蔡公也。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所以，蔡元培先生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人，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如日月齐焉！没有他的坚定思想与巨大支持，这个伟大运动是不会成功的。蔡元培先生被逼出走，实乃上策，辜鸿铭一番讲解，颇有一番意味。后又复职，众人皆追随之。倘若至今有如此伟大之人物，某等必然拜服于膝下。试问：这样伟大的校长和教育家，如今上哪里去找呢？蔡公何在啊？其光辉业绩，其声名赫赫，高山仰止。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符合实际，虽然他后来主张清党，但很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实际情况。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是政治的先导，人和文化最复杂。一声新文化的呐喊，带来新时代的曙光，反对政治尊孔，主张学问尊孔，“新文化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陈独秀语：“选聘教授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蔡元培先生知人善用，兼容并包，招揽人才，汇聚北大，无学历但有真才实学可用之，如刘半农、梁漱溟等，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蔡元培说：“新旧文化之争，那是学术之争，应该百家争鸣”。蔡元培北大改革：教育改革，促进新文化运动；兼容并包，促进学术发展。学术流派，各个大师，新文化派、守旧派、复古派、革命派，逐一登场，相互阐述主张，在辩论与争吵中进步，辜鸿铭讲“尊贵的王者也要倾听别人的意见”。其实，文言文、白话文，皆是国粹，各有千秋。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等大师的演讲激励人心。
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思想流派大发展的局面。鼓励学术争论，新旧文化争论不休。文学要革命，倡导白话文，剔除腐朽文学，胡适由此写了《文学改良刍议》。看见神经错乱的朋友，以及买人肉馒头的场面，为反驳顽固的守旧派，鲁迅写了《狂人日记》。
胡适讲国无著名大学、无著名学者，悲哀啊！胡适想要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献身于北大终身，可敬可佩。邓中夏去湖南，毛主席主编《湘江评论》；赵世炎去天津，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全国各地都在行动起来！
陈独秀、李大钊是这场伟大运动的精神领袖和导师。陈独秀力荐胡适，堪称佳话。复古派围剿新文化，攻击蔡元培、陈独秀，政府和警察干涉，坚决不退缩、不妥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使思想、信仰不一致，政见不同，但不影响个人感情，友情照在。虽然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相互钦佩，不背后下刀子。学生办杂志争论，各抒己见。个别学生受到蛊惑，辱骂陈独秀，陈也随着高喊“伪君子”，大笑不已，战斗到底。
毛泽东语：“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自律的人，才会脱颖而出”。他深夜大街读书，上北大图书馆，李大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谈道德，找药方。自身德才兼备，又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张申府、邵飘萍记者等伯乐相助赏识，在不断寻求新的科学救国道路。
李司长、张长礼请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鸿门宴，但不为所动，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不出卖学生与良心。经学文学大师刘师培先生去世，仅仅三十六岁，虽政见不同，但蔡元培、陈独秀仍惺惺相惜。陈独秀将要离开北大了，蔡元培先生难以挽留，依依不舍。刘半农先生也去英国了。辜鸿铭、黄侃前来送别，仍然“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现在缺乏这种学术争论的气氛，缺乏正面而良好的科学辩论，要么互相吹捧，或者背后使绊子，可恶至极！文艺事业要发展，就必须在辩论中成长，在辩论中取长补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照前人，我辈岂不汗颜？
五、李大钊应当成为第一任总书记人选，这也是事后诸葛亮。
他德才兼备，不改初衷，令人敬仰。李大钊、赵纫兰举案齐眉，相濡以沫，伉俪情深，相互扶持，教育孩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人，不要祸害老百姓的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深入实践之中，与工人、学生、农民打成一片。他心胸宽广，促使陈独秀转变思想，高风亮节，推荐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谈建党事宜，并力荐陈独秀做一把手，甘居其下，颇有大局观。
陈独秀贡献大、威望高、有能力，但独断专行，性格直爽，不适合当领袖。所以我认为，没有选择李大钊做一把手，是很不明智的，其实应当选择李大钊担任第一任总书记。
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有多人，并非仅仅是出席第一次党代会的代表，有些共产党创始人不能忘记。
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会议召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其实，除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创始人必须提的， 有些没有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张申府、谭平山贡献颇大，都是党的重要创始人，与南陈北李齐名；蔡和森最早提出共产党名称，是创始人之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废寝忘食，嘴都粘上墨水了，品尝真理的味道，贡献颇大，并且做了一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应该是创始人之一；还有刘清扬、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张太雷、赵世炎、邓中夏、向警予、高君宇、罗章龙、王荷波、杨明斋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做了实际意义的工作，都应该是创始人之一。
张申府、谭平山、罗章龙等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但在当时都是有进步有贡献的风云人物；张国焘后来叛党，在早期共产党的建立中，是有很大贡献的；至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后来做了汉奸，但在当时也是有贡献的；吴虞提的很少，其实贡献很大，虽然个人品德有问题。虽然这些人，后来背道而驰，但在那个时代都是有进步思想并且起着极大作用的人物。因此，要辩证的看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是一，二是二，肯定其曾有的历史功绩。这才是历史辩证法的科学体现。
《觉醒年代》，终究觉醒到了什么？如果仍然是自私而缺乏关爱，只有唯利是图、忘乎所以、妄自菲薄，只有权势至上而不仁者爱人，便失去了积极的意义。倘若民智仍未开化，没有进步没有前进，那便何谈觉醒？社会需要的是公平、正义、良知、道德、守法、诚信，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之心。
当今的社会发展，就是要有坚定不移的忠诚信念与理想抱负。第一，关键要有爱国与正当的信仰；第二，切忌数典忘祖，牢记初心使命；第三，注重思想教育，从根本源头抓起；第四，科学分析历史人物、一分为二对待，对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切忌随意贬低，应当广泛宣传学习，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正因为有了这些积极向上，充满战斗精神的脊梁，才迎来了美好幸福的生活，乃是伟大中国人的精神充分体现，要珍惜啊，珍惜啊！臧克家先生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些新文化的先驱者，这些杰出的爱国者，这些伟大的革命者，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