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文/王进智
今天是父亲节,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我,忽然之间,想为父亲做点什么。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但是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在我的记忆深处越来越抹不去,忘不掉。今天索性写下来,献给已经远走的父亲。
我的家在陕北农村,没有平路可走,一出门,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一年四季干农活,离不开牛驮人背,能走一段平路几乎是孩子们的奢望。
八岁那年,村里最早做生意的一家人,买回了村里唯一的一台四轮拖拉机。因为上坡,车速慢,孩子们对这个洋玩意太稀奇,平地上追着跑,上坡时,乘司机不注意,要爬上去“享受一下”!时间一长,影响了人家正常干活,被父亲知道了,有一天,母亲叫我回家吃饭,刚“享受完机器”的我哼着小曲回到了家,大人们还在吃饭。一进家门,就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没等我走到窑中间,父亲像一头狮子扑向一个小动物一样,向我扑过来。我拔腿就跑,父亲追出院子,为了不被追上,我拼命跑下坡,向沟里跑去。深秋的早晨,父亲光着脚在后面追我,或许是凉着了,或许是一些圪针扎着了脚,父亲追了一阵就停下了,感觉自己跑的特别快,没被父亲追上。在坡底下,远远望着父亲,像一只羚羊没有被狮子抓住,还有一点得意。
那天一个上午,我都没敢回家吃饭,后来母亲说父亲已经走了,我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生气,就再也没有去追着看拖拉机,等长大一定要买一台拖拉机,自己开。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打我,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动过一次手。但是有几次,我和弟弟被别人欺负,父亲就跟村里人理论,甚至动了手。
童年的记忆中,父亲不是经常不在家,就是要赌博输钱。有些时候,看见别人的父亲在家勤恳劳动,就想念自己出门在外的父亲,甚至怨恨父亲。
后来改革开放了,父亲看到了商机,买了一头骡子和一架自带手拉刹车的架子车,把周边村子里的农副产品收购卖给盘塘(农产品集散地),再把盘塘镇的化肥和日用品返程拉回到周边村子卖给农民。因为父亲读书少,收购葵花籽的时候,需要我跟着去算账。那是一个深秋,上小学四年级的我帮着父亲算完账,拉着满满的一车葵花籽往回走。要走一个非常陡的下坡路。下坡的时候,父亲要我拉着“手刹”,他拉着牲口,一再叮嘱我,一旦放了刹车,连人带车都会滚到沟里去,不仅要赔光一车葵花籽的钱,而且,还有生命危险。我死死地拉着刹车,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硬是没敢放弃,一只脚和一个膝盖蹭着地皮下去的。到沟里的时候,我的裤子都被蹭破了,我和父亲都松了一口气,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赶路。走到上坡的时候,父亲硬是把我放在高高的葵花籽麻袋上,算是对我的奖赏,让我坐在车上,他赶着牲口。我平生第一次有了成就感,心里特别满足,父亲一路上讲的事已经很模糊了,但我清晰的记得,那天晚上,天上的星星,特别亮。
初中升学考试,我预考顺利通过。正式考试成绩出来后,父亲却执意要亲自带我到县城去看成绩。我和父亲来到城里,在一个本家的亲戚家里住着,成绩出来当天,父亲迫不及待去了招生办,回来很紧张地告诉我:“你没考上!录取成绩是331分,你考319”。我并没有觉的有多大的打击,这个成绩上高中没有问题,我的目标一直是要上大学,那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这天下午,下了一场雨,我们确认完成绩后,也慢慢的冷静下来。雨停以后,父亲忽然叫我回家,因为他赶着牲口,说路上有一个照应。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出发,车子上拉着城里收的旧衣服,因为害怕再下雨,用油布包裹起来,要走六十多公里的山路,走了20多公里天就全黑了,浓密的乌云又起,父亲看看天说没事,又开始上路,其时正逢乡村道路改造,旧路被推土机推掉了,新的路还没成型。我和父亲完全失去了对道路的辨识能力,全凭着牲口的记忆,一脚泥,一脚土,深一脚,浅一脚,走得相当艰难。大约晚上10点多,又下起了雨,虽然是小雨,约摸一小时后,路开始泥泞。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只听见牲口的走路声,因为路滑,好几次,上坡时骡子是跪着上去的,下坡时它的屁股溜在地上下去的。我恐惧到头发竖起来,我感觉父亲也有些害怕了,他开始给我讲他小时候拉骆驼走夜路的经历,也是只能听到驼铃的响声,给我描述驼铃有多大。我却没有心情听,只盼着能早点回家。漆黑的雨夜,漫长的雨夜,大约凌晨4点左右,终于走到了申家焉道班(为养护道路的工人准备的几孔窑洞)。抹黑进了没有安门窗的窑洞,总算能避避雨了。里边漆黑一片,父亲有抽烟的习惯,从内衣里摸出了火柴,连划好几根都没有划着,剩最后一根了,或许是上帝的怜悯,终于火光亮了,借着微弱的光,找了一块地方,火光很快就熄灭了。凭着刚才对亮光的记忆,摸黑把牲口卸了车,安顿好。脱下身上湿漉漉的衣服,简单地拧掉衣服上的水,靠着平板车子就睡着了。想起来,大概是一生中最香的一次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回到家,车子上的衣服还被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件也没有湿,母亲翻着车子,哭了。
高考结束,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来了。当邮递员跑了30多里土路,气喘吁吁地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手里时,我的心一下凉了,我的成绩并没有达到全国的普招分数线。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下延的分数线内读自费大学,只是学费自己掏,要比公费的贵好多倍。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看着后面的每年4800元的学费,手不停的抖,能听得见烟嘴和牙齿磕碰的响声,母亲一声不吭,到一边生火做饭去了。我心里最清楚,家里是拿不出钱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大,我还想补习一年,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父亲没有吭声,拿着锄头到地里去了。
快开学的前几天,家里忽然冒出来一个买骡子的。本来那头骡子可以卖到700元左右,但对方硬是压价600元,一分不多,不管父亲再三央求,对方不松口,最后父亲还是以600元的低价卖了那头骡子,够我半年的学杂费。第三天,我们凌晨4点,从家里出发,父亲背着我的铺盖,我背着书和生活用品,我们走了30里的山路到贺川镇,因为下雨,周围的土路被冲垮,无班车可坐,只得继续步行。
记得那天,天很早,有一丝丝的凉意,启明星已在东方的天空升起,父亲在前边走,我跟在后边。我想着启明星的事,也想着600元的事,心里很乱。当我们爬上第二个山头的时候,东方才露出鱼肚白。我们简单在路边休息了一下,父亲抽了一锅烟。我几次想给父亲表决心,最后还是没有。因为我明白,家里没有大牲口,收秋是个大问题。分手的时候,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了一句:“好好念。”转身走了,我望着父亲的背影,流下了眼泪。
1995年我终于考上公费的大学,当我光着脚步走了120里雨后泥泞的道路,把录取通知书交到父亲手上时,父亲开心地笑了。第二天,父亲背着手,在村里行走,全村人人见了都祝贺,父亲只是咧着嘴笑。尽管,也有人在背后说,考上也念不起之类的风凉话,但父亲也不计较,尽管上大学的费用,也是父亲领着我借来的,但父亲的眼睛一直是眯着的。
在我的生命里,2001年注定是令人伤感的一年。正月十五,父亲来县城过元宵节。我下班回来,他忽然很神秘的把我叫到院子里说:“我今天算命了,算命先生说我如果要活出今年,就会大富大贵。”我从来不相信命是可以算出来的,就随便回了一句:“别相信那些骗人的鬼话”。一个多月后,父亲忽然打电话,说肚子疼。我心头一惊,不会是父亲说的命吧,但随即就否定了,现在才知道这些许是心理暗示。我知道父亲有冷食暴饮的习惯,估计是胃出问题了,因为他的描述就是胃病的症状。到县医院做完胃镜,结果是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我的心放下了一半。配完药,我还是叮嘱了父亲一句:“如果这个疗程完了还疼,赶紧打电话!”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没有给我打电话,心里多少有些释然,但还是有些不放心。又过了一个月,父亲终于给我打电话了,说胃疼得厉害,我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一种不祥的预兆在我心里升腾。赶紧让父亲来县医院,很快B超结果出来了,初步诊断为胰腺肿瘤。我一时接受不了,我总感觉那不是真的,包括现在都是。我请了假,又找来我姐夫,带着父亲去了省城最好的医院——西京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让我们回家疗养。其实,我还是不相信,不放弃,我在西京医院附近买了小广告宣传的治疗癌症的药,尽管几千元,但对于当时的一个小职员,还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带着父亲住了超过100元的宾馆,父亲已经吃着止疼药了。从西安返回家里,我又把所有的片子拿到北京肿瘤医院,结果并没有出现我想要的好结果。在母亲理智的劝说下,我不得不把父亲领回了老家。父亲一直没有问他得了什么病,送回老家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对父亲撒了谎:“等天气凉了,我陪您去北京看!”说完后我在房后的晒谷场上整整的难受了一下午。从此,开始了每周120公里的骑摩托竞赛,因为当时道路还没有完全修通,我只能骑着借来的摩托,带着当医生的媳妇和不满2周岁的女儿,往返于县城和老家之间。那时父亲的疼痛,不断加剧,由于肿瘤生长很快,压迫了胆管,全身变得蜡黄,人逐渐皮包骨头。越往后疼痛越厉害,杜冷丁也无济于事,每次疼痛时,一块毛巾全被汗水浸湿,能拧出水来。从五月份到八月份,尽管疼痛难忍,但父亲还是等着秋天的到来。每次回家除了给他输液减轻痛苦,就是搜集一些好吃的。日子的延续让我们又开始麻木。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见大海,路上忽然家里来电话,说父亲躺床上了,我坐了三天的汽车赶回家里,父亲不成人样了,但我的回来,他还是很高兴。后来才得知,倒在床上的原因是邻居告诉了他,给他准备后事了,他就再也没有起来。是我的一句谎言,延续了他几个月的生命,也是我的那句谎言让他遭受了那么多天的罪。
父亲走了,我一直忍着悲痛,不让眼泪流下来,出殡那天,我抱着灵柩终于嚎啕大哭到瘫软。那天,我才真的意识到父亲再也不会追着打我了,也不会背着铺盖陪我上学了,更不会和我一起忍受黑暗的恐惧了,不会盼我等天气凉了陪他到北京看病了。我嚎啕大哭的直接原因是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在西安看病住宾馆时,那种一次性拖鞋一直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一直没舍得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