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价值和文化底蕴

孔润年

      苏轼一生，在为官和造福百姓方面政绩突出，但在仕途上却充满曲折。面对逆境和挑战，他不仅练就了旷达乐观、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而且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创造了千古不朽的精神财富和人生价值。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其一生勤于学习、思考和创作，积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有直接关系。

一、苏轼在寄情诗文和造福百姓的活动中创造了千古不朽的人生价值

    （一）苏轼人生价值的体现：诗词、书法、绘画方面的成就。

　　“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文人,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苏轼创作的作品与其人格魅力和内在情感能够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阅历进行真实的反应,对后世的词创作具有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1]

　　1、在诗词方面，苏东坡创作的颠峰之作多是在他人生坎坷之时。或腾达或遭贬，或受宠或沉寂，他都乐哉优哉，笔耕不止。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他的这种人生至乐，使他“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在他 65年的生涯中，共创作了 2700 多首诗，300 多首词，书信1700 多封，各种文章 4500 多篇。苏轼的代表作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等，在当时倾倒世人，身后亦雄视百代。旷达情怀和千古文章成了苏轼的精神硕果。他的诗文，可以抒发“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万丈豪情，也可以表现“老夫聊发少年狂” 的狂放不羁，还可以展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情怀。

　2、在书法艺术方面，苏轼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书法大家有很多,但其中苏轼书法的特点极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传统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即便是在现代,苏轼书法作品不仅是具有较高价值的文物,也是极具艺术价值的珍品。”[2]苏轼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其后历史名人如韩世忠、陆游，以及清代张之洞，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苏轼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其中“《黄州寒食诗帖》（简称《寒食帖》），为行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寒食帖》释文为: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3]

　3、在绘画艺术方面，苏轼喜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苏轼亦善画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潇湘竹石图卷》等。

（二）苏轼人生价值的体现：造福百姓的千古政绩。

　苏轼不仅在诗词、书法、绘画等艺术文化方面有名垂千古的成就，而且在为官造福百姓的政绩方面亦不逊于春秋以降的大儒。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大理寺属官，与大理正、丞分掌断狱）。苏轼 26 岁赴任陕西凤翔签判（宋代各州、府选派京官充当判官时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在签判凤翔府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轼饱览了周秦汉唐古迹，先后写出《骊山》《骊山三绝句》《凤翔八观》《石鼓歌》《眉坞》等许多怀史咏物的精彩诗篇。当然，他更多的精力是用在公务上边。他在努力地实践着他给朝廷的《进策》中提出的政治主张。

　苏轼每到一处做官，都政绩显赫，深得民心。东坡的最见光彩处，莫过于他的忧民之心，勤政之德。他无论是在凤翔当签判，还是在杭州任太守，都有一颗忧民之心、一腔济世之志。他在诗中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见到灾情，他便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而见到一场夜雪，他又会高兴得像稚童一般快乐，吟出“玉花飞半夜，翠浪舞明年”的绝妙诗句。他 65岁的人生，为官达 40 载，足迹遍及秦地、中原、江浙、齐鲁、岭南、直至天涯海角的海南。凡是东坡任职过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造福于民的工程。他任凤翔判官，修有东湖；任杭州太守，修有苏堤，并建有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济坊；任徐州太守建有防洪大堤；任儋州太守，建有海南第一所学校———东坡书院。他“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心里装着的是黎民的愁苦，是如何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正因为如此，百姓十分爱戴他，甚至舍不得他离任。他离任徐州时，数千百姓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他离任海南时，黎人数百，哭送于海边。他几乎从不把个人的不幸、命运的不公带进仕途，也从不让一丝牢骚、不平、哀叹、消沉等情绪左右他的公务。他，情不为一己悲痛而伤感；心，不为命运多舛而哀叹，始终是以一个以单纯赤诚之心投入到仕途和红尘的人。翻开《宋史》，苏轼的传记因其政绩甚多而篇幅长于他人，且志书有所载，民间有所传，物证有所凭，确凿可靠，绝无水分。他和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声名显赫的大诗人相比，其政绩亦一骑绝尘，不让前贤。

二、徜徉于儒道佛交织的精神世界是苏轼人生价值观的文化底蕴

      分析苏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文化背景，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苏轼的文艺哲学上通文化哲学,下通作品意味,其‘随物赋形’、‘物各有’的变化多元哲学，是对老庄哲学和郭象哲学批判创造性改造的结果，形成了他‘行云流水’的创作观、而体现出中国伟大作家文化哲学、人生哲学、文论思想、作品意味一体化的创造特性。”[4]

 （一）推崇儒家的民本关怀和道义担当。

     中华文化以儒家人文精神为主流，从人文初祖黄帝到周文王姬昌，从孔子孟子到韩愈欧阳修，都在人文体系创建和思想理论引导诸方面建树卓越。“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从中华民族发展史高度,审视儒学作用与影响,以丰富史实系统阐释‘孔孟韩欧’一脉相承的儒学谱系，认为儒学的创建与传承‘功与天地并’，集中反映了苏轼的人文史观。苏轼着眼于人类生存，将人文思想与物质基础并列，具有里程碑意义。苏轼人文史观既以深厚儒学修养为基础,又得益于欧阳修熏陶与时代思潮濡养，不仅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特征，成为文化社会实践的内在动力，而且引领了时代的文化发展，并给后世以深刻思想启迪。”[5]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八九”。真正使人快乐的是心灵的喜悦、智慧的光芒、情怀的旷达。苏东坡的人生曲折坎坷，起伏万状，其坎坷和烦恼是无处不在的，但他旷达的情怀，容得下生命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他无须逃避社会，更不必隐身于世外桃园之中，便能从容化解人生及命运给予他的种种不公，不为世俗的福祸苦乐所拘牵，不为命运的得失生死所忧烦。他仰望苍天有敬畏之感，面对社稷有忧民之心；见民啼哭而不掩同情，经风雨历波涛而面无惧色。无论逆境或顺境，他都能从尘世中发现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快乐源泉，都能找到为官之人寻找不到的人生乐趣，都能始终不渝地保持思想、襟怀、心灵、智慧和才华上的勃勃生机。

　　苏东坡是悲天悯人的政治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更是千古不朽的诗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推崇，实为历史的必然。

  （二）赞赏道佛家的出世修身态度和精神自由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主张人生要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所为“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人价值生观，就深受儒家学人的推崇。于此不同，道家的人生观，主张隐退、无为和顺应自然；佛家的人生观是悲观厌世的，其极致是主张出世和超脱。包括苏轼在内的古代知识分子所读书籍，很难超越儒释道的文化影响。“苏轼的文学作品极富有艺术生命力,这与其内在情感和人格魅力有着紧密联系,作品反映出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佛老思想影响下的平和心态、豁达的人生态度等。苏轼作品真实地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界的思考,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超然物外的人文精神,对后人的文学创作影响广泛而深远。”[6]苏轼的仕途和人生遭遇了许多波折磨难，使他产生了轻微的厌世思想，因而对陶渊明心存仰慕，且遥和其诗，也曾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田园生活，虽常有“志在归隐”之语，但他只是说说而已。东坡自有“何妨吟啸且徐行”、“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洒脱，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　

      “苏轼的文学作品具有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独特魅力，很多名篇名句脍炙人口。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天、地、人”三维的时空画面，不但引发人丰富的联想与共鸣，也使读者随着作者的思路，分析其内心冲突的化解，探究其思绪由悲观转为乐观的成因，并发现其中所暗含的智慧。”[7]公元 1097 年 7 月，已是风烛残年的苏东坡，被贬谪海南儋州。这里比惠州更荒远，环境亦更恶劣，但他依然认其海角为“吾乡”，并在《中海南风土》一文中写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败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他面对浩瀚无际的大海，喃喃吟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这是他对自己惠州、儋州五年贬谪生涯的总结，亦是旷达人生的宣言。

　　苏东坡的人生曲折坎坷，起伏万状，但他处富贵而不淫，享清贫而不怨，总能超然物外，随遇而安。东坡一生的坎坷和烦恼是无处不在的，但他旷达的情怀，容得下生命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容得下普通人的油盐米柴、生老病死，容得下国家的兴衰、历史的变迁，也能化苦痛为快乐，变沟壑为坦途，视困厄为云烟，酿烦忧为美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被贬黄州后所作。词中所表达的超然物外、宠辱皆忘的境界一直被后人称道至今。全词记载了元丰五年，也就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他和朋友去沙湖买地，在返回途中醉酒偶遇风雨的事。谪居黄州后，刚经过人生波折的苏轼逐渐开始进行了一场‘自我思想革命’，在自我反思与顿悟中，他开始从儒家思想向佛道思想过渡、融合,由积极入世倾向于淡然出世。”[8]苏轼无须逃避社会，更不必隐身于世外桃园之中，便能从容化解人生及命运给予他的种种不公，不为世俗的福祸苦乐所拘牵，不为命运的得失生死所忧烦。他仰望苍天有敬畏之感；见民啼哭而不掩同情；走平地而如履薄冰，经风雨历波涛而面无惧色。无论逆境或顺境，他都能找到为官之人寻找不到的人生乐趣，都能始终不渝地保持思想、襟怀、心灵、智慧和才华上的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周磊《苏轼词中蕴含的人生经历》《作家天地》2019年第16期。

[2]宋聪《苏轼书法的艺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阐述》，《今古文创》2021年第8期。

[3]唐林《从<寒食帖>题跋印章考察其庋藏递传历史（上）》,《文史杂志》2021年第2期。

[4]蔡甜甜《苏轼文艺哲学的批判创造性考察》，《湘潭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5]杨庆存 郑倩茹：《论苏轼的人文史观:“功与天地并”》,《东岳论丛》2021年第2期。

[6]王闽红《论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7]刘爱菊《<赤壁赋>的乐观主义》,《学习时报》2021-03-26。

[8]李静《苏轼：<定风波>中的佛道思想》《青年文学家》 2021年第8期。

【作者简介】孔润年，陕西宝鸡人，原为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教授，现为四川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哲学、伦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完成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苏轼故里。2021年上半年初稿，下半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