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韩愈

文｜张炜

张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二十一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斑斓志》多部；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五十卷。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西等数十种文字。

对于古人韩愈，以前我不知怎么形成了相当固定的看法：庄重、刻板、保守，一个位高权重的、无趣的“正人君子”和“卫道士”。我排斥这样的人物，不能亲近和喜欢，所以我读他的文字不多。以前究竟读了多少，又为何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自己也说不清楚。

疫情期间因为要准备几位古代诗文家的讲稿，就开始读韩愈。谁知这一读便不可收。这个人在文中呈现的性格，他的志趣胸襟，还有他超拔的才华与深邃的思想、他的开放与叛逆，让我大为惊讶进而深深地入迷。我一口气读过了他留下的全部文字，并尽可能多地搜寻关于他的文字。这是一场特别值得的、浩大的阅读。

我承认，我以前很喜欢李白苏东坡这一类人物，尤其为他们的天真烂漫丰富多彩而倾倒。但我“重新发现”的韩愈，却是比他们二人更让人心动和痴迷的天才和奇才。要说天真，这个人太天真了，比如苏东坡的可爱，他自己是知道一点的；而韩愈的可爱，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就更加可爱。

我写下了两万多字的读韩笔记，并在此基础上与人讨论交流，最后落成了五万多字的《如何谢自然》一篇长文。这个旷百世而一遇的伟大人物，这个让我为之一震的奇妙至极的思想家、诗文大家，到底有多么复杂多么出人意料和陡峭高耸；这个伟大而任性的孩子，至真至诚至性到何等情状，都表现在这篇文字中了。他常常令我痛快击节，故而一吐为快。

如何谢自然——韩愈二十三题

张 炜 /文

极盛之后

韩愈生活的时期为中唐，活动于德、顺、宪、穆四朝。这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国家持续走下坡路，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既有藩镇割据、边疆告急，又有宫廷内部的剧烈党争、宦官弄权。思想文化领域是一派颓败消极，泛滥于汉魏的谶纬神学和玄学，到了这个时期再度兴盛。佛与道在几代皇帝的大力倡举之下，整个上层官吏沉溺其中，所谓上行下效，民众也趋之若鹜，国民的精神风貌与文化性格同盛唐之期大为不同。

人们为之兴奋、发出啧啧惊叹的盛唐已经成为过去，政治、军事、民生，特别是文化，从唐太宗“贞观之治”至唐玄宗“开元盛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繁荣之后，遭逢“安史之乱”，整个国运急转直下，唐王朝进入了一个衰落、平庸而动荡的时期。就文坛来看，李杜不再，“盛唐之音”式微，他们所象征和代表的汉语言文学，那种生机勃勃的气象日渐衰萎。文学是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不可能简单地与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配，它们并非同步，但二者之间仍有深刻的联系。唐代经过一系列繁荣、衰败、振兴、再衰败等高高低低的起伏之后，元气已无法复原。虽然有过几段复兴和振作期，比如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唐宣宗的“大中之治”，但毕竟昙花一现，无法力挽颓势，那种极具创造力的生机勃发的态势与精神，终究未能恢复。

国体如同人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骤然压倒生命肌体的是一种长期积累的危厄，它们在暗处，于不察中汇于某个角落，最终化成一记重拳。羸弱的生命跌跌撞撞勉强爬起，蹒跚而行，脚下布满坎坷，更难以抵御寒风。综合的显性表征即“文化”，而文化的主体部分则是文学，所以这个时期表现在文学上，即是虚浮和夸张。起源于汉魏、兴盛于南北朝的骈体文，在经学衰微、玄学盛行以及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学渐渐偏离儒家的轨道。骈体文的倡导者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士族阶层，他们不关心社会民生，个人生活奢侈靡浮，为文追求装饰性的华美，用典繁多，堆砌词藻，以形式主义的“才思”和所谓的“学养”来对应庸俗的生存。

这个时期如果出现一种朴素刚毅的文风、一种雄拔的个体生命表达，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人们在这样一个时期期待变革，期待出现一位划时代的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文化奇迹，预示社会机体的生机焕发。尽管是局部的，却是希望之所在，是了不起的康复契机。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赋即律赋，这种有韵的古老文体发展至唐，文字更加讲究音韵谐和，对偶工整，士子们必须熟练此种技能方可应考。而唐代公文通行骈体文，比如做过宰相的令狐楚便以此获当世称誉，“言文章者以为冠”（唐·刘禹锡《东都留守令狐楚家庙碑》）。令狐楚的骈文在当时竟然与韩愈之古文、杜甫之诗，并称“三绝”。历史记载唐德宗尤其喜爱令狐楚的文章，他任职于河东节度使幕府时，每次御览送来的奏章，一眼便能看出令狐楚的手笔。的确，这和整个国家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外表装饰浮华而中气正气不足。统治阶层的腐败一定是从物质主义和娱乐主义开始，而后自上而下影响整个社会。腐败的诱导力、教育力和腐蚀力是无比强大的，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大面积的沦陷。所谓“导向”，封建专制体制恰恰是一种恶劣的“大导向”和“大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决定一个时期的文化与人性发展趋向。

我们鉴定一个时期、一个社会的专制政体，会历数它们的恶行，如多少人遭受冤狱，多少人被杀戮和践踏。这固然是封建专制的罪恶，但更大的，却是这个集团自觉不自觉地、或显或隐地对整个社会形成的恶劣卑鄙的教育与诱导：一个时期的民众走向精神堕落，丧失理性模糊是非。封建政体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地、甚至非常残酷而彻底地驱逐文明，将其置换为卑鄙、阴谋、机心和尔虞我诈，让一种不可言说、深藏不露又似乎时时可见的对文明的敌意，在社会上蔓延和流动。这才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唐代封建统治是儒释道三教并立，西汉确立和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成空话。即便是被封建统治集团长期改造和歪曲的“伪儒”，地位也在下降，更不必说清醒刚直的知识人所坚守的“正儒”了。一心求得长生与享乐的帝王们更愿意相信歪理邪说，所以怪力乱神层出不穷。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韩愈作为一个“正儒”的代表人物出现了。

历史做出如此选择，使我们欣喜而又欣慰。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驱开重重雾霾，而且终生如此，百折不挠。在宗教方面，对弥漫于社会铺展于民间的、肤浅的、形式主义的、经过歪曲与改造的道与佛，采取坚拒态度，历陈弊端，甚至直接上书，不惜冒杀头之险。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发力从文化到其他诸多方面，波及社会思潮、教育、文学、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其实文化的变异必涉多个方面，不可能是单一的和独立的，因为腐败和沦落一定是全方位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萎靡混乱的时代会有刚健的文风、清廉的政治、理性的国民。

韩愈之勇敢坚毅，意义在于整个时代与族群，而不仅是文化宗教领域。他从弱小和孤独一路走来，从卑贱布衣到低级官吏，从边缘到中心，渐渐成长起来，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他一路风尘，始终倔强不屈地放大自己的声音，既能强词夺理，又能以理服人，可谓不畏艰难的一生。他自少年时代接受儒学经典，经过四次科考得中进士，而吏部应选又三次落败，求仕之路坎坷，“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三次吏部考试都没有通过，最后不得不宦游幕府。然而这拼争奋斗的一路也是呼号不止的一路，即便在地位卑微的时段，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大言惊世：“今有人生七年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积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毁之，是亦不获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弃，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宁往告焉。若不得志，则命也，其亦行矣。”（《上宰相书》）

韩愈实为力挽颓废文风，进而影响到整个时代风气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不可绕开的文化乃至社会的勇敢变革者。在精神文化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旗手。“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是苏东坡的崇高评价，其中少有修辞夸张，大致切中事实。具体分析何为“衰”、“衰”到何种程度，又需要大量例证。与“衰”对应的，正是韩愈等不可替代的巨大努力，是超人的恒心和力量。

工律之上

盛唐时期的律诗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当然有前辈诗人的贡献，以杜甫为代表的杰出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使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杜甫等人的诗歌艺术又被后人发扬光大，但仍然属于个案。任何时代的楷模都是不可复制的，最伟大的天才总是难以再现。作为个案，其独立无测和奇异光彩，即构成了难言的生命和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之谜”。没有“谜”即没有魅力，也无需诠释下去。以唐诗为代表的强大影响力，在借鉴的层面和后果上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从形式上制约了文学的发展和革新，就有点可悲。当某种艺术形式高度成熟凝练，以至于形成严格规范的时候，这种制约力就走向了反面。凡事皆过犹不及，形式的完美与固定、对内容的资助，当有一个限度：它必须在内容表达的需求之下，亦步亦趋地服从于这种表达，服从于生命的激发过程，而不能反过来，不能僭越。

事实上，律诗的严格性渐渐走到了极处，空心化与肤浅化的恶果也就形成了，最后难免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和竞赛。中唐时期，许多“古风”都写成了律诗，正常的言说也写成了骈文，活泼生鲜的内容退回次位。而在盛唐时期，李杜的潇洒是骨子里的，是生命质地如此，他们对文学形式的贡献，首先是烂漫的充实和饱满的精神内容所决定的。那是一场又一场审美的完成和胜利。杜甫虽然使一种形式更为成熟，并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恪守，但这同样是灵魂上的一种蓬勃生长，而不是僵化和萎败。丰实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本来即是一种谐配，形式的强大，在于能够保持内容上纵横腾挪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这个功能和过程一旦到了等而下之者手中，就完全本末倒置了。他们会机械持守，不求甚解地模仿和遵循，一味追求和放大形式本身，并以此为能。

作为艺术诗章，工律之上显然有更为重要的东西。赋与骈文无论形式怎样完美，那种内在的为文原理却不能改变。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简单的道理，要真正贯彻于实践之中却不容易。它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来领悟和解决，甚至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许多人做出奋斗。在中唐，骈文和律诗都面临着一次蜕变和革新。工律如果不能援助内容、服务和强化内容，也就需要改变了。工律的恪守一旦变成空洞无物的说辞，就会让人烦腻。所以一个时期从形式上突破制约，并能发出清锐之音，就是一个大贡献者，一个真正的开拓者。

这个时候韩愈发出警世之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与冯宿论文书》）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越是自己得意之文，别人看了越是贬斥；越是自己感到羞惭的文字，越是得到别人的赞扬。这是一个指鹿为马和以丑为美的时代。这让我们联想到当下，数字时代的垃圾泛滥不已，人们对于文字先是麻木，而后就进入荒谬的判断：越是肮脏丑俗越是让人感到快意；越是直露喧闹越是有人推崇。看来，审美的自我与独立，那种刚健清新的敏锐，并不容易。潮流的遮蔽、歪曲和诱惑，可以是彻底的。

身处潮流的个体要有雄拔心志，要有一番搏击，这就需要是一个有力的不安的生命。韩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置身于潮流之上，既没有随波逐流，也不是简单的旁观者。由于他高踞之上，视野开阔，所以能够纵观前后，将先秦纳入视野，并不认为那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在这种视野与格局中进行比较鉴别，坐标系就扩大了许多，可以从“新”中看到旧，又能从“旧”中看到新。生命力的充盈强大，会使人变得清醒，更加直接和真实。在这种审视之下，他变得比同时代许多人都要理性和自信，因此敢于开拓新境，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了不起的时代综合力，来自于潮流之上的开阔和气度，他参与并主导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一种独往独来的勇气。“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争臣论》）他当然知道潮流的左右力超出想象，要做一个藐视潮流者，不仅需要阔大的气魄与充盈的中气，还要准备做出牺牲。

“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陈寅恪《论韩愈》）比如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韩愈就抱有一种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非常认同韩愈所持之“道”，推崇韩文，在《梅溪王先生文集序》中，将韩愈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范仲淹并列为“五君子”，说“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另一方面又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朱子语类》）。在宋代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大儒，在菲薄轻慢韩愈的同时，却从他那里吸取和接受了许多可以利用的思想。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攻韩之徒。陈登原《韩愈评》指出韩愈是“文人无行”的典型代表，认为韩愈提倡“道统”，是“文人之卖弄，茫无归宿之夜郎自大而已”。周荫堂《韩白论》说：“韩的胸襟很狭隘，见解很肤浅，思想很粗糙，并且一味地想挂‘圣人’的招牌，他对于精邃玄奥的佛学，本不能了解，而却大肆攻击，认为异端邪说。”“他在政治上的活动，更现出他的患得患失、阿谀逢迎的心理。”周作人更是写有多篇辟韩之文，认为韩文“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风雨谈·关于家训》）。甚至攻击起韩愈的长相：“他的尊容是红黑圆大，唇厚，眼小如猪，我从前猜疑他好吃猪肉，身胖喜睡，后来看什么书证明他确实如此。”进而指摘其人品：“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满口礼教，因谏佛骨谪官，立即上书哀鸣，登山怕下不来，号哭写遗嘱，这些行动正好配上那样的外表。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坏文章二》）

可见对韩愈及其诗文的否定者，不仅在古代，即便是到了现代，仍然大有人在。某些见解虽然可以讨论，但大都不够中肯。

诗与文的关系

韩愈是一个诗人，但作为一个文章大家似乎名气更盛。有时宁可回避其诗，也必谈其文。打开当代一些选本和教材，会发现多有文章，而诗则少见。这是不是一个误区，是不是一种优长对另一种优长的遮蔽？需要我们直面文本才好。诗与文其实不能截然分开，前者为后者的灵魂与核心，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并且可以看作更开阔的后方。韩愈诗文之间的关系绝非独立和分离，而是相互支援以至于共同抵达一种成就和境界。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的认知，否则不仅无法准确理解和评价他的诗歌，更无法深入文章的腹地。

就形式的演变和渊源来看，传统的诗是文的精炼化和声韵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诗与文的完全对立和脱离既非常荒谬，也不可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文毕竟不是诗，因为文所不及之境才有诗，可见还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诗的确是极为独特的事物，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极具特质与高度的表达，当然不能用文来取代。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到现在，几千年过去，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仍然存活，而且远无终结之相。有人可能说“诗”之称谓仍存，其形式本身，更有表达范式，早就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巨变。他们会列举从白话文运动到今天，由最初之直白和自由、走入类似西方现代主义的晦涩和怪异。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这种说法貌似成立，仍旧缺乏根本依据。诗的本质意义并无改变，它仍然还是文学的核心，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无论读者数量多少，诗作为一种极致化的表达方式，仍然是文学审美的高端，这种地位与尊严是无可撼动的。

说理性与叙事性是文章强项，但这些优长即便是诗也未能彻底割舍，相反总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从古到今，人们公推“韩文”，其诗则要退其次。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以文为最重要的志业。每每书写文章，必定理茂辞盛，气势夺人，但如此凌厉之文一旦入诗，也不失为另一境界。他的诗章同样好不痛快，别有新调。“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间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的诗所达到的高度，正因为文的援助；可以说没有韩之美文，就没有这些好诗。他的诗与文可称双璧，许多时候难分高下。其文确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诗，但诗的光芒仍然能够从茂密的文章之林中穿射而出，炫人眼目。他的文之自由开阔，痛快淋漓，也同样开拓出一种独有的诗境。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此为至评，不可不记。

…选读完…

选自《中国作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