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二:网民对《当战争真的来临》一文的质疑】时政文化心观天下(284)
文/张有清
图/作者提供
报人刘亚东先生真的火了,可能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由于转发斗牛大观《当战争真的来临,兴奋发狂的愚众连名字都剩不下》一文,遭到了网民的愤怒质疑。所以说即使不是自己为文,也要吃透文章观点,到底该不该转发,不然真的有可能惹火上身,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给自己的声誉带来不必要的负面评价!下面在上期转文的基础上,再转发几篇文章,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一、【刘亚东,有种你别删除啊】作者//弹指行者
我们的战争都是反侵略的自卫战争,没有人喜欢战争。你用了“愚众”这个词,可见你是多么的高傲与狂妄。但“愚众”都明白当侵略者的屠刀砍向你的时候,你就是跪地祈求也无济于事,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就摆在那里,有时间你要多学习一下。
二、【看了一个叫刘亚东的文章,忍不住了】作者//万金油老肖2016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奖者
刘亚东是谁?以前不知道。
刚刚看了他的《当战争真的来临,兴奋发狂的愚众连名字都剩不下》一文,出离愤怒!专门查了一下,原来还是做过报社的高管。什么东西!
忍不住,在他那篇文章后面连回了以下三段评论:
打着关爱底层、珍惜生命、理性的幌子,以“愚众”称呼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鼓吹逃避抗争、贩卖投降主义,其心可诛!中华民族是好战的民族吗?无论是抵抗外族侵略、还是对内的革命,哪一次战争不是忍无可忍才奋起抗争?
刘亚东搞科技新闻也许是合适的,因为他的理性,但也仅仅局限于对现有科技、最多对短期可见的科技发展作出符合事实的报道,不要指望他的见解对科技有任何前瞻性的启发或者判断。这样过于理性到悲观的人,来谈社会与国际政治,必然充满负能量。在他的字典里,没有骨气与血性,没有拼搏与牺牲。在他的心里只有丛林法则,遇强则弱、遇弱则刚、欺软怕硬在他看来是聪明。这,就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
我们会不知道战争的残酷、生命的可贵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遭遇,我们一刻也不想承受,这些国家的人民就不懂吗?可是这些是他们能选择的吗?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没有62年,没有79年的义无反顾,中国能有这些年的和平?如果任由台湾独立出去,江浙沪闽的渔民还能轻松地打鱼?中国有十四亿人,每一条生命都弥足珍贵;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每一寸都值得用十四亿去守护!
驻守在洞朗、三沙的战士怎么想?翱翔在天际、潜伏在海底的战士怎么想?刘亚东,你不懂!
最后,我想说:是的,真到那时,很多像我这种底层人,的确连名字都剩不下。
也许刘亚东之流能留下名字,与秦桧一样。
三、【对刘亚东两文的质疑】
刚看了一个叫报人刘亚东先生的两篇文章。
作者在强调战争的残酷,对胡锡进提议要增加核弹头数量用于自保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刘亚东先生也在反复强调义和团,以及中国近代被诸列强所侵略的历史诠释为是中国人挑动的,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大合适的,不但罔顾事实,更本末倒置,愚弄人心!
没有人希望战争,谁不想生活在和平年代呢?幸福的活着,享受人间的美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但我们普通人这样想,就连“十全老人”乾隆爷也这样想,我中国物华天宝,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幸福日子多好呢!但晚清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崛起,这种美好的想法被现实击的粉碎,英法等诸列强先用枪炮胁迫我们要门户开放,进行贸易,诚然,闭关锁国,不接触外国先进文化,这种思路是不对的,至少会让国家固步自封。落后于世界。但当他们发现,正常的贸易也是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么就往中国卖鸦片吧!并且为了更好的卖鸦片,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在战争来临时,民众生命如蝼蚁,这时候,个人希望的和平,安定的生活还有吗?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又富足,又没有自保的能力,民众也没血性,不敢反抗,那么,不欺负你欺负谁呢?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有着最大的军事力量,有着几倍于中国的军事投资,但中国为何不能增加一点自保的能力呢?并且在实实在在受到美国威胁的情况下?增加自保的能力就是鼓吹战争了吗?就是挑起民族情绪了吗?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其本质文明是基督教文明,这种一神教是比较排它的,要么你变成他。你要是和他们不一样,信仰不同的“神”,或者文化不一样,那么你天生就是“有罪”的,是要被征服的,是要被惩罚的,是必定要万劫不复下地狱的,是要死后受到“硫磺之火”的焚烧的,是的,他们鼓吹平等,自由,博爱,但他们所认为的标准才应该是“标准”,我们不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多么危险啊!哪怕是我们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刘先生也在抨击“义和团”,我是山东人,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icon”,离我的家乡很近,刘先生认为义和团是盲目排外的,是反智,反科学的,是他们引火上身,才有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我认为这种论断是不对的。
义和团,是晚清时期的民间团体组织,由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icon、民间秘密结社和练拳习武的组织发展而来。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icon”,从某种意义上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鸦片战争后,诸列强事实上在中国已经有了高人一等的身份,伴随着军舰大炮的是大批传教士的文化渗透,他们拉拢教徒,并提供保护,入教的教民在他们的庇护下,欺压国人,才引起的国人反抗,作者并不了解义和团发生的大背景,只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大批没有文化,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为何会起来反抗呢?是被人洗脑,被人挑拨吗?我认为不是的,他们被外国人,被政府,被信仰外国宗教的国人,欺负的实在活不下去了!
鼓吹民族情绪,轻言挑起战争,这应该受到批判,中国人热爱和平,但无论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中,还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分裂往往伴随着战争,一个融合了数千年的文明,大一统的思想早就深入人心,历史上的每次分裂,无不伴随着长期的互相征伐,民众生命如蝼蚁,鼓吹分裂的,才是和平最大的威胁,我们热爱和平,但我们要有用武力保卫和平的能力,我们不轻言战争,但我们应该有让敌人不敢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实力。
不动如山,动若雷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符合国人的根本利益,畏战,怯战,战争威胁就不会来了吗?(转帖文)
四、【报人刘亚东为什么敢直接“污名化”义和团?这是多年以来在网络上意识形态阵地丧失的结果】作者//金壤
【报人刘亚东的文章】
一九00年,清朝因为义和团的兴起,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很多大师兄号称刀枪不入,可以抵挡洋人的枪炮,并且在慈禧面前进行了演示,给了清廷和慈禧与诸国宣战的勇气。结果大败而归,割地赔款,自己的首都也让人一锅端了,差点就活捉了慈禧。
很多人将爱国简单归为战争,只要叫着打就是爱国,只要你反对打,你就是不爱国,就是汉奸,长期下去,就形成这样的风气,理性的声音完全没有,只剩下疯了的声音。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擅自挑起战争,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特别是还针对几十个国家的战争。这样的疯子,在我们国家遍地都是。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就写过,中国的近代史实际上分为两条发展线。
中国的近代史,实际上有两条发展主线在同时并列推进。一条改良发展线: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如清末新政、民国宪政、第三条道路等,这些运动是中国的精英分子主导的。另一条是革命发展线:近代史的革命发展线索上,演绎着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就是“两条线索”的中国近代史。理清了这两条线索,我们就会一目了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革命发展线索上推进演绎的。
为什么在网络上,有人不停的歇斯底里的“讴歌”改良发展线上的历次行动,却不遗余力的诋毁革命发展线上的历次运动?
我们理清了这两条线索,就对其目的看的明明白白了:他们就是想颠覆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法统。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都是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丰功伟绩。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是他作为中国近代史“革命发展线”上的重要一环而彪炳史册。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中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外来压迫的英勇抗击行为。这些人物污名化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想污名化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民众革命行动。他们的最终指向,也不言自明了。
五、【“报人刘亚东”一战成名,一夜之间就突然火了】作者//河止西
以前有“京城老徐”在网络上兴风作浪,现在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个“报人刘亚东”,两人写出来的东西如出一辙,里里外外透着阴阳怪气。
这两人所写的文章不是指桑骂槐,就是怨天尤人,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一股股怨气从字里行间跳将而出,比那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还显得憋屈。估计这个“报人刘亚东”在看到京城老徐因为走了一条跪舔+恨国的捷径而火了之后,似乎找到了一条财富密码,于是也不甘寂寞,就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这跟那些整天想红的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也不知道这两人具体是干什么的,但从他们公开标注的认证上看居然一个是老师,另一个还是教授,不禁令人咂舌不已。
如此心理扭曲的人竟然还担任着教书育人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不知道他们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不过有一点得承认,“报人刘亚东”确实火了!
(2021年11月)


张有清: 男,汉族,江西省宜春中学高级教师。对古诗词,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时政评论均有涉猎。诗歌曾入选《南吟北唱》诗集。在《中国诗歌网》《世界诗歌联合会》《华人文艺联盟》《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黑龙江总社》《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山东总社》《江西一道琴棋诗书画总社》《江西云裳文学社》《江西诗声》《宜春诗词》《宜春市曲赋学会》《袁河茶话》《诗艺国际》《兰馨文轩》《蝶舞霓裳诗书画社》《诗意文韵》《诗码头古韵悠长》《都市头条扬歌文学社》《都市头条莲叶之珠文学社》《中国新梦文化传媒》《今日头条微头条》等网络平台发表诗歌五百余首,被诗歌平台专业朗诵者朗诵诗歌散文政论一百余首篇,编发中短篇小说若干篇,发表“文化时政心观”评论四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