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兰

   《新月旧影》是刘晓林利用工作之余用手机写出来的散文集。作者以现在为立足点，视野定格在或身边或最近或遥远或久远的人和事。身边和最近发生的人和事好写，因为记忆犹新。遥远和久远的人和事难写，需要借助阅读、记日记和采访，甚至需要重构记忆。可事实是：“全世界真正优秀的读者，其实都懂得向往遥远与久远的东西。”一言外之意是：真正优秀的作家、优秀的创作都应该不回避“遥远和久远的东西”。所以，刘晓林对现在和过去，尤其是自己家乡的“遥远和久远的东西”进行了“酣畅淋漓”“拥抱”式的书写。

      过去是庞杂的、琐碎的、庸常的，稍不留神就会滑入“庸常的回忆”，写成当下泛滥的“口水式散文”。现在是稍纵易逝的，捕捉不当极易停留表象，把握不准本质。写什么？王芸写《此生》，她说：“在相似的开始与相似的结束之间，在开始与结束重叠之外的路段，不过是万千变幻的我们的此生。”二刘晓林应该还没来得及阅读《此生》，但他以畅谈自己“此生”的个性和共性来致敬过去和现在。如何写？为什么写？“写，也是寻找‘恒定因而被永远忽略的东西’的一个过程。它囊括世间的蝇营狗苟、生老病死，囊括了探索自我以及外部的历程。”“你为自己，为需要你的人而活。写下亦然。我，可以是我们。我们，不一定是我。文学将一粒米从米仓中辨认出。写，使你一次次地高过自我，翻过此前以为不能的山头。”三于是，刘晓林坚持写自己亲身经历的劳动美、学习美、生活美、工作美、家庭美，亲自见证或考证家乡的山水美、人物美、事件美。

                                   一

       莫言有一句话很流行：“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莫言的话表达的是人物创作的技巧：“人应该当作人来写”。人物不能写成平面化、脸谱化，人应该是复杂的、丰富的、真实的。刘晓林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往事和青少年经历时，尽管有重构记忆的痕迹，但他没有回避自己的“调皮”和“错误”，尤其对自己的“倔脾气”“一根筋”“不近人情”展露无遗。这样写，他的回忆、他的故事、他笔下的我和我们就显得格外真实可信，给读者的启迪和震撼就更深刻。

       劳动造就了刘晓林健康的体魄、勤奋的学习习惯和实干的工作作风。

       在刘晓林笔下，劳动是美的，虽苦却美。从小受母亲的劳动感染，看见劳动就如见到母亲：“傍晚时分，看见母亲从山里背树回来，高兴得两只小手总拍打着摇篮木椅，脸上总是‘嘿嘿’的傻笑。（《童年往事》）”稍稍长大些，体会了劳动的艰辛。他写道：“我家四个兄弟全是男孩，打猪草也成了孩童时的一项重要家务。（《童年往事》）”“为了多挣点工分，娘把我和哥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农活，尤其是‘双抢’季节，从一开始到结束，整整暑假二个月，差不多每天都要去，下雨天也不例外，直到手趾头，脚趾头都溃烂了才算结束。（《祠堂，礼堂，我的学堂》）”但劳动是他的快乐源泉：儿时玩伴晓壮和“七子”“因我不想去而推迟了上学。每天跟着我去埯山冲里，龙源口，毛子山，团子里等几个地方有草，有毛叶，有竹子的地方放牛，我们也称这几个地方为‘根据地’。我把哥哥的红领巾作为我们的营旗，有放哨，宿营的场所，在家后面薯窖坳上黄泥坡上滑壁，在新江里洗澡，在小水圳里搬泥鳅……；……夏天上山放牛基本是打赤脚，摘地角梅吃，摘猎猎芯吃，摘杜鹃花吃，冬天大多穿布鞋或解放鞋，在山上摘茶耳吃，野枣子吃，用毛管吸茶花糖吃；那时，村里哪个大队放电影，我们都会跟着大人去，哪怕是下雨，当时，村里都是石子路，村与村之间都是石板路，碰到雨天，我们总是踩光亮的地方，大部分是石板，也有不少石板没了堵了一堂水，踩得整个鞋子，裤子全是水，但回想电影里精彩动人的英雄人物，什么苦都不觉得。（《童年往事》）”

        从小，刘晓林就懂得珍惜劳动果实，甚至达到“蛮狠”的地步。当得知自己每天早晚辛辛苦苦放养的牛被民兵连长刘甫生用枪打死了，他才不管牛疯没疯。他说：“那时，我小不懂事，拿着扁担就往刘甫生连长打过去，哭着闹着叫他赔我家的黄牛！直至叔叔抱住不能动弹才放手。（《童年往事》）”劳动在刘晓林的童年世界也有不同的色彩。七十年代，物质极其贫乏，挨饿是常有的事。“有时饿了，也会做些‘偷鸡摸狗’不光彩的事，如到方清家果园里偷柑橘，到七队里偷番薯吃等。（《童年往事》）”由于作者没有为自己的过去翻案，相反，就从肤浅、平庸的忆旧和矫情的感怀中跳脱出来。回过头去看，读者似乎都会原谅这样的“倔犟”和“错误”，反而觉得这个小孩真实、调皮、可爱。

        劳动可以致富。参加工作后，刘晓林曾经贩过煤，两个月实现“万元户”（《初涉商海》）。春运期间，包过客车去沿海开放地区接送人，一趟挣的钱数到手疼（《春运印记》）。当劳动与风险并存时，尽管作者反复强调对妻子反对他经商的不满，但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感激和敬佩。妻子青莲在金钱诱惑面前的淡定和执着，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和正确的引领。选择何种劳动实则是一种智慧。

       同样写劳动，路遥写《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的劳动，是沉重的乡村体力劳动，突出的是磨砺意志和验证自我的无法回避的过程。莫言描写乡村的苦难虽然惨烈血腥，但他描写劳动技能的娴熟高超，体现了苏州大学的学者王尧所说的“劳动美学”。刘晓林描写劳动没有停留在自我的层面上，他着重刻画了家乡的“群体”劳动和先进个人劳动，比如路口锡雕和锡匠，刘为吉、刘彬彬创办的庙背“路溪”博物馆，“女汉子”致富，“秋仔”养牛，“菜书记”抗疫等。他借鉴了莫言的方法，十分专注地歌颂劳动和劳动成果，刻画劳动的过程和精湛的劳动细节，表现劳动的高超技能和娴熟技法，家乡的自豪感溢满字里行间，对先进个人的推崇不言而喻。

       劳动在刘晓林笔下不仅仅是一种记忆，也不仅仅关乎一个男孩的成长和生命感悟。劳动还关联着家乡与全国、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在他笔下，劳动是快乐的，是智慧与美的结晶。

                                     二

        在《新月旧影》中，学习是劳动的孪生弟弟，篇幅也不少。

        在六十至八十年代，读书在乡村是一件艰难的事，我们都听过类似的“笑话”：“一大家人吃饭，就晓得喊我一个人读书！我也不读！（《祠堂，礼堂，我的学堂》）”

         在刘晓林眼里，读书虽然条件艰苦，但苦少乐多：尽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农忙收割时一般要放 7天假期帮助家收割‘捡禾盏’，每人要交 3 一 5 斤稻谷，冬天木梓熟了，学校也放假3天帮家摘木梓，每人要交10斤木梓，调皮自已完不成任务的，大多从家里的粮仓里再拖点，从家里的木梓堆偷点；到了冬天，寒冷季节，高年级的学生由班主任老师带队自带点心挑着担簊去石门山、上墩、山里冲等山里挑木炭。那时，学校没电，冬天烤火，全靠烧炭盆，大多学生衣服穿得比较单薄，有的学生只穿一条裤子过冬，有的学生甚至连袜子都没有，走起路来双手插进裤兜，弯着个腰直打哆嗦，两条鼻涕象‘牛车路’流个不停，有条件的学生会带‘蜂笼’（火笼）取暖，火快熄了，就用手用力摇，摆成一个圆形，火亮了，犹如一个小火球打着圈；沒有火笼的学生，下了课后，大家就在一起背靠墙壁挤壁（实际上大家用力用手捥挤，相互取暖），或相互追赶，玩‘猫捉老鼠’和‘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或‘踢房子’‘斗鸡’‘打黄牛’。顽皮倒蛋的男孩子爱‘打弹弓’‘滚铁环’或‘玩羊角’；女孩子玩‘踢毽子’‘丢手绢’‘跳皮筋’等游戏（《祠堂，礼堂，我的学堂》）”。而且“教室挂在山腰，是一层平房砖木田泥烧的土砖房，教室左右两边的六个大木窗，没有玻璃，冬天冷时用白纸糊上，到了春天又把纸撕下来，黑板是水泥油漆做的，老师写粉笔字时不时掉下白灰。写满讲完，老师用刷子来回几下才可擦干净，一节课下来，有的老师的衣袖上沾满了白灰，坐在前排的同学也会经常捂着鼻子，不然就要‘恰（吃）粉笔灰’（《永远的小碧岭》）”。即使“在东华岭读书的那三年，最难熬的还是冬天。东华岭的冬天比山下冷些，又在禾水河边上，寒风刺骨。尤其是到了晚上，禾水河的寒风‘呼呼’着响，吹打着用白纸糊着的窗户，我只有蜷缩着身子，把头躲在被子里。宿舍的走廊虽有一排的水龙头，但都是冷水。如果想用热水，需提着热水瓶到食堂排队，一般都要等上10分钟以上，如果遇到周末，要洗澡，热水就更紧张，往往要排上半小时以上。我懒得与女同学排队，邀上陈柏安，欧阳建生，彭建希等几个要好的兄弟直接到禾水河洗冷水澡算了。说是容易，但下去禾水河里洗澡，那是需要勇气和魄力（《东华岭，那段珍贵的青春岁月》）”。但他认为小时候“在路口庙背祠堂，礼堂里读书”是年少灿漫时光。在那里，教过他的每一位老师的长相、教学特点、给过的帮助都铭记于心:“教过我的文春娇，‘铁苟子’刘铁青、刘湖清、还有‘岸子’刘清泉，‘干干’刘龙生老师都非常喜欢我，尤其民办教师‘铁苟子’刘铁青，他调到观文书院下垅小学教书，为了能看上《少年文艺》、《故事会》等新书籍，我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拿着手电，借着微弱的电光在田埂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到观文书院向‘铁苟子’老师借书看，也是《少年文艺》让我爱上读书，语文成绩一直优秀的缘故。（《祠堂，礼堂，我的学堂》）”在那里，他无比自豪，因为他是唯一一位参加过毛泽东追悼会的小学生。在那里，他当班长，每次考第一，还当过“小老师”：“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不在的时候，一般都由我管理着班里的大小事务，我也像个小先生一样，拿着老师的教鞭带读朗诵课文，安排打扫卫生，参加体操，布置课外文体活动等，班上‘牛高马大’的，最调皮捣蛋的刘桂香，刘艳秋也被我治理得服服帖帖，有时不听话时，我就用教鞭打他们。（《祠堂，礼堂，我的学堂》）”等考上永新师范，跳出农门后，他觉得“东华岭之美，美得令人如痴如醉（《东华岭，那段珍贵的青春岁月》）”。在东华岭上，他学会了吹拉弹唱，阅读了大量书籍，练就了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成为篮球队的头号队员，参加了各种春游、郊游、野炊等课外活动，结交了一群好朋友，邂逅了人生中的初恋……

      学习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挫折”：“那时的我虽然自已在路口中学学习成绩是第一，但在尖子班的第一次考试中，我的各科成绩加起来在全班65个学生中总分排名第十九名，在班会发言的时候，我第一次因为学习成绩落后而哭了，而且哭得那么伤心！（《永远的小碧岭》）”“记得在师一下学期的一次与（5）班的比赛中，我做中锋，全场来回跑，又是投‘三分球’的高手，投球命中率很高，对 方总是拴着我不放，派了比我高的中锋专门对付我，弄得精疲力尽，一不小心，被重重的摔了一跤，我的左手和左肩膀不幸负伤，擦掉了一层皮，痛得直掉眼泪，半个月连穿衣服都很困难，生活极为不便。（《东华岭，那段珍贵的青春岁月》）”但总体上，学习的心情是无比喜悦的。即使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在当时却欣喜不已，比如上化学、物理课，“有同学就问‘在实验室上吗’？如果有，立马就拍着小手说：‘又上实验课喽！’那种高兴劲甭提有多幸福！（《永远的小碧岭》）”

       但是乡村好学生不是城市“三好学生”，也不是传统书本上写的“文质彬彬”，是真实灵动，多面复杂，偶尔还有些“调皮捣蛋”。比如刘晓林回忆：“小水湾其实是一口水井，能容纳十几个娃洗澡，水很清澈，清凉，那时，我一下课就一个劲头跑过去，脱了衣服像小猴子一样一个个往下跳，爬上来穿起衣服又急匆匆往回赶，跑得慢的又被老师罚站，说出是谁带头的？我自然脱不了干系，然后对‘叛徒’进行惩罚；放了学，路过方清家，看到围墙外高高的柑橘树上挂满了红通通的柑橘直流口水，便不由自主在地上捡起石头瞄准柑橘往树上打，柑橘便‘刷刷’的掉满一地，我们就一个劲儿在地下捡，还沒等方清出来骂，我们就跑光了；在红花田里和刘桂香，刘艳秋他们打群架，肉搏战，有时会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回家。（《祠堂，礼堂，我的学堂》）”读到此，读者没记住小学生们的“坏”，却被物质贫乏年代的童真童趣所感染。即使到了八十年代读师范时，“有一回跟着彭建希故意去食堂里面打饭，路过厨房看见一大盆煮熟的肥肉直流口水，趁机也偷过一回肉吃。（《东华岭，那段珍贵的青春岁月》）”读师范时，曾和同学陈柏安扒煤车回莲花，变成“非洲黑人”，弄得大家哭笑不得。笔者相信，这样的学习经历丰满了“我”这个人物形象，不必深究表面的错，应该深省其中的原因，深刻反思发展的问题。

        所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学习，基本上都是收获，直接反哺当前对应的工作。“上海挂职的经历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月，却在我的人生履历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我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将上海经营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市民的理念。上海人的精神及优秀品质带回去好好领会，慢慢消化，踏实工作。 上海大宁街道的挂职经历，对我影响是深远的，觉得一个人的知识不只是读书万卷，还得行万里路，方才视野开阔，高瞻远瞩。这段挂职经历还甚至影响着我，在乡镇和部门主持工作时，也很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尤其是在卫健委工作期间，与深圳宝安卫健委结成友好协作单位。”（《那一年，我在上海挂职》）

                                   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乡镇基层公务员在老百姓的眼里普遍名声不太好，民间流行很多外号，比如“猛股子当乡长”“打手”“恰冤枉个”，说的都是乡政府干部。就以计划生育工作为例，很多名作家的作品对“人性”作了深刻反思，如莫言在《蛙》里刻画的姑姑，计划生育实施后，她由之前的“活菩萨”“送子娘娘”变成扼杀婴儿甚至夺走产妇性命的“恶魔”。

       然而，一个硬币总有两面性。任何事情也不是单一、绝对的。当政策与人性同时摆在乡镇干部面前时，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稳定并增加财政收入的最底层公务员，他们的处境和办事方式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的心理是一种伦理悖论。乡镇公务员在压力和动力、生存与创收、生活与工作之间经受的苦难和人性考验不容忽视。

        1998年12月，刘晓林的乡镇工作起点从荷塘乡政府开始，当时荷塘乡是全县著名的“烂摊子”。为此。县委县政府派往荷塘乡的班子成员都是正规院校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有素质，不是“猛股子当乡长”。下乡催粮、创办乡镇企业、实施计划生育、解决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时，都是先派干部摸清实际民情民怨，然后和老百姓摆清事实、讲明道理，最后为百姓做成实事。有时树典型标榜样，有时和带头闹事的人拼酒力……“白加黑”“5+2”的工作时间，“两条腿走路”的下乡方式，收入低、纠纷多的工作形式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恼和考验。

       刘晓林认为自己的人生转折点是从当好一名乡政府公务员开始的，《荷塘旧事》在他心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因为极其困难、备受误解，而他久经考验，磨刀出鞘，终于学会了如何和老百姓，尤其是“钉子户”“捣蛋鬼”打交道。他认为和李南开、李水清、谭忠平、甘海、尹旦升、毛卫东、谢松林，刘新根、朱迎春、刘德强等组成的班子成员的团结合作，群策群力攻艰克难、开拓创新、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是他成长的土壤；不怕苦不怕累的苦干精神是基层工作的基本功；熟悉民情，真心真意地对待每一个老百姓，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哪怕他是“黑恶势力”“捣蛋头子”，也可化敌对为朋友，化干戈为力量。

       正因为有荷塘乡化倒数为顺数，化苦脸为笑脸的经验，在闪石乡当乡长时，刘晓林成为处理民事纠纷的能手。同时，扎扎实实为农民解决了移民搬迁、水电事宜。为保护耕地、提升农贸市场土地价格、古色和红色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地探索并取得了有效地解决。虽然在闪石乡只呆了一年，但和乡党委书记汤杰同志建立起了深厚的工作感情，也为闪石乡人民储备了一百多万元资金。在离开闪石乡调任神泉乡党委书记时，闪石乡政府送的五万元“嫁妆”成为刘晓林生命中“娘家人般”的深情，也成为铭刻于心的《闪石记忆》。为此，他颇有心得：“在乡镇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乡镇是干部成长的摇篮，是一所最好的培养、历练干部的学校。它直接面对百姓，直接面对突发事件，直接面对矛盾纠纷，直接面对生与死、是与非、对与错的考验，考验的是你的意志，你的能力与水平，没有现存的答案，沒有固定的模式。靠的是你平时学习与实践的累积；靠的是你丰富的阅历、经历，沉着冷静的判断能力；靠的是你的依法行政的综合分析处置应对能力；靠的是你果断决策的能力。（《神泉往事》）”

       《神泉往事》则向读者翻开了一个成长起来了的乡政府“一把手”的辛苦与快乐，收获与遗憾。由于平时的踏实学习，他的“神泉”故事迎来了时任省水利厅厅长孙晓山“神泉湖”美称的命名。他为传承红色文化和古色文化“垄上改编”“712 印钞厂”“界化陇边锤小镇”奔走呐喊。在神泉乡，他从一穷二白的财政底子到创造“神泉速度”“果业神泉”……但是，再优秀的人也有“短板”：在修建“神泉湖景区公路”时，虽然创造了三个月的“神泉速度”，但他没有顺从个别领导的“打招呼”，坚持分开招标，大快了人心，却寒了个别领导的意；在“界化陇煤矿的栏杆”问题上，执意不接受“官运和财运贿赂”，得罪了个别领导；在乡里提拔这么多干部，始终坚持按章、程序办理，做到不收一分钱，一份礼，拒绝了女色和金钱，结果被提拔的某个人误解自己的提拔是因为收了他礼的某某帮的。

        刘晓林对乡镇工作的深度叙事，为乡镇公务员正了名。通过阅读他的散文，了解到基层公务员的艰辛：“在神泉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虽然离县城仅有 10 公里的车程，住夜值班是常态，不住时也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在乡镇工作的家属跟当兵的沒啥两样，要比正常的人要付出得更多，奉献得更多。那时，我的老婆在家独自一人承担着家里所有的家务。女儿正在读初中、高中，每天都要等到女儿晚自习回家才肯休息。老婆看见我没日没夜的操劳，每日应酬那么多，像跑龙套似的，有喝不完的酒，陪不完的客，从末息过一天假呆在家，两鬓的头发慢慢的变白了，而且因劳累过度，每天洗头时总是一把把头发往下掉，脸盆里一盆的头发，头上的头发稀疏多了，体检时发现空腹血糖明显偏高，血红糖化蛋白也接近危险值，肠胃也不太好。”“闽发钢铁后因经营不善，亏损倒闭，XXX 老板喝了酒有时也串门来我家诉苦……（《神泉往事》）”基层公务员也常被人误解：“2010年3月，县商品大世界拆迁，任务特别繁重，县委要求各乡镇负责辖区内在大商汇做生意的搬迁拆迁任务……由于琴亭镇未及时补偿到位，周四仔妹士极力反对搬迁，但也无法阻挡拆迁的大势，搬迁完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几乎天天到乡政府或在我家门口等我，闹得邻居以为我在外面‘偷了人’。（《神泉往事》）”

       散文属于文学作品，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散文体裁本身特有的真实品质，尽管是一种主观真实，但它赋予《新月旧影》一种地地道道的乡镇基层工作的真实美。

                                   四

       除了劳动美、学习美和工作美，《新月旧影》还描写了生活美和家庭美。

        一个家庭要有主心骨。通过追叙“遥远或久远”的故事，作者讲述了“我的祖母”是家庭的主心骨（参见《我的祖母》）。一位了不起的贫困乡村妇女，在丈夫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靠养牛支撑起一个家。丈夫58岁去世后，硬是一个人培养三个儿子读书，用牛换娶两个童养媳增加家庭劳动力。她用勤劳和善良赢得家乡人民的尊敬，用祖传秘方救治过很多黄疸型肝炎，人们都叫她“思厚奶”。她的三个儿子都有出息，两个副县级，一个村支书。她是文盲，但博学多识，是孙子们小时候的故事库，靠口耳相传，在贫瘠的农田里，从小就在孙儿们的心里种下了诗和远方（参见《莲花第一高峰：石门山》《永远的乡愁》）。父亲常年在各个乡镇工作，很少回家，母亲成为家庭的主心骨（参见《童年往事》《母亲节，我为母亲做了一顿饭》《我们陪着娘一起斗病魔》）。忠厚传家，勤劳持家，四个儿子纷纷走出农门，学成之后都娶得贤妻。现在，妻子是小家庭的主心骨。她一生不贪财，贫穷时对金钱淡然；条件好点时，对金钱漠然（参见《初涉商海》《春运印记》《神泉往事》）。她美丽、勤劳、尊老爱幼，是一个一辈子相夫教女的传统知识女性（参见《长埠小学，致那远去的青涩年华》《我的第一次年薪假》《年味》《我的小孙女》）。

       难能可贵的是，《新月旧影》中的“遥远与久远的东西”没有只停留在“空间的遥远”和“时间的久远”的个人化的叙事上，它有将近一半的篇幅从个人化中升华出来，空间上由个体到群体，由小家到大家，时间上由过去到现在。正是在成长记忆中有效眷顾了时代、历史、社会、传统、地域、自然、文化、命运等，《新月旧影》显得厚重、丰富和蕴藉。

       当调离繁杂的乡镇工作岗位，在县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时，刘晓林有机会远距离审视因某种机缘与自己成长密切相关，并与自己发生着深刻精神联系的故土、山水和人物。《古村湖塘散记》《莲花第一高峰：石门山》《路口锡雕焕光彩》《永远的乡愁》《话说庙背》《庙背“路溪”博物馆》《世界上最长的指甲—武林高手刘清扬的传奇人生》《诺言》是他离开故乡很多年后，对这一方水土表达出浓浓的眷恋之情。像石门山和仰山文塔，他是采用“行万里路”的方式去考察、见证和传承，留给读者“下笔如有神”式的描绘就如神话般绚丽多彩，在文化的厚度上镀上一层大自然的巧夺天工。而对古村湖塘、庙背，他是亲身见证，加上从小口耳相传的红色古色故事，结合现存的资料，经过文学加工后的故乡已是无上荣光，那种敬仰、陶醉、自豪的感情跃然纸上。而对萍乡市唯一一家村级博物馆——“路溪”博物馆、路口锡雕和世界上最长的指甲—武林高手刘清扬的传奇人生，他是从实证出发，除了借助博物馆的资料、史书记载之外，还亲自去采访，多方考证，当越证越实，不仅震撼了读者的感官和心灵，也扬了一把乡威。伴随着诺言，读者理解了一个人成长背后的家风优良和家风传承。

        刘晓琳的记忆可能是一种禀赋和才能，也可能是后天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所致，如《我的“长子”老师》中所写。无论他是复原记忆还是重构记忆，他呈现给读者的故乡，同时还关联着时代与世界，如《“女汉子”致富记》《探寻“莲花白鹅”的轶闻趣事》《“菜”书记的抗疫小故事—良坊镇新田村驻村第一书记陆建林》《“秋仔”养牛脱贫记》。从而，他写出并写活了具有本土审美风格和本人气质的故乡和故乡人群。

                                五

         需要指出的是，刘晓林的作品很常见的特色是“互文”。如前不久出版的《林下晓拾》与《新月旧影》中的上海学习经历、荷塘乡政府和神泉乡政府的部分工作经历等。又如《新月旧影》中《神泉棋盘山有家国营“7.12”印钞厂》《神泉往事》中的“712”印钞厂，《不能忘却的东方红小学》《那一年，我在上海挂职》的上海学习经历，《永远的乡愁》《我的祖母》《莲花第一高峰：石门山》中的祖母形象……这有意味的“相遇”和“互见”，都强化了他往日记忆中的刻骨铭心和一以贯之。              第二个特色是他的散文包含着两个“我”的对话：小时候，一个“我”是学霸级，老师的好帮手，回到家是做家务的能手，母亲的好助手，带两个弟弟，扯猪草、放牛、干农活；另一个“我”，刚开始是“调皮捣蛋鬼”“好吃鬼”，各种游戏、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后来胆小、腼腆、怕生人；长大了，一个“我”是学识渊博、心智成熟的国家政策执行者；另一个“我”是敢作敢为、勇于为民情愿的人性关爱者。因此，《新月旧影》中形成一种人性和伦理的叙述张力，拓展了人们对基层公务员工作的了解和理解，丰满了人物形象，使得一个有血有肉、执行有力、关爱有加的“我”立起来了。

       内容上，所有的劳动美、学习美、生活美、工作美、家庭美、山水美等等，汇聚成一股合力——人性美。书写真实、复杂、丰富的人性美构成了《新月旧影》的创作本身。

李水兰，江西莲花人，文艺学研究生，文学硕士，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柔兰评论》。在《名作欣赏》《海燕》《人民政协报》《创作评谭》《安徽文学》《电影评介》《作家新视野》《文学讲堂》等发表评论文章30多篇。在省市级报刊和国家正规网络发表60多篇各种类型的文章。1994年开始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散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