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名字无疑对这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知道，重名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时，重名让人觉得好笑；有时，重名让人思考。有的时候，重名甚至会让人心里一颤，久久不能平息……
我的名字是爷爷给起下的。
爷爷似乎有先见之明，还在大哥刚出生时，他就为我们兄弟5人在“庆”字辈的后边分别注下了“安、泰、平、均、和”5个字。当先我问世的哥哥们抢占了前边的4个字之后，这最后的一个“和”字，就不容置疑地摁在了我的头上。
爷爷起的名字果然灵验。当母亲生下我两年后，据说她又怀了孕，结果，那个小“弟弟”夭折了。母亲从此也被病魔缠住，而且一缠就没能挣脱。后来每当我淘气，姐姐气得没有办法时就呵斥我：“你‘独’，‘独’死了‘弟弟’，还‘独’死了母亲！”
“独”与“不独”那都不是我情愿的事，情愿的是我自己认定了这个名字。不像三哥长大后擅自把“平”改成了“华”，也不像四哥把“均”也写成了“军”，直气得爷爷好久都不肯承认这两个字。
那时候我认为我属于名字，名字就是我，这世界不会再有第二个“张庆和”了。可是，我错了。第一次知道还有一个“张庆和”是在辽宁省沈阳市的北陵公园。那一天，我独步公园小径，走着走着，一块墓碑矗在了眼前。细目一望，只见上书“张庆和烈士之墓”。
这“张庆和”是位飞行员师长，1953年4月在抗美援朝的一次空战中牺牲，时年仅32岁。太可惜了。如果他活着，说不定我还真能与这位同名同姓的大哥哥邂逅，聊聊家谱呢。因为当时我正在空军部队服役，也是32岁。
这就是我知道的曾经在我心底引起刹那震颤而且再也没有忘却的一位“著名”的“张庆和”。
“我”的第二次“著名”是1992年在北京参加一次青年诗人笔会开幕式。那一次，会议的组织者不知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到主席台就座。会前，我坐在下边，不敢走上去。因为，从我参加工作起，20多年了，我从未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俯视过。记得当时，望着主席台小牌子上的名字，甚至想，那不会是我，因为我没成就、没名气，没有资格往那里坐。
正想着，一位老成持重的长者来了。他望着名牌，问诗会的组织者：是老“张庆和”还是小“张庆和”？不出所料，果然还有一个“张庆和”要来。
结果，那一次只出现了一个“张庆和”，的确被拉上了主席台就座，而且是被组织者以“著名”青年诗人介绍给大家的。我心里慌，脸发烫，真希望那“著名”二字是他的口误，或者台下的百多位与会者根本就没听清那两个字。
那一次我认识了诗人慨然，他是该会的组织者。那位问问题的长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诗歌理论家何火任先生，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会后，他说他已经注意到我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诗歌了。
那老“张庆和”又是谁呢？经多方打听，数次询究，我知道了。他是位农民诗人，整整长我21岁。他的身世，颇似人们所熟知的高玉宝，苦出身，小时候给人放羊。他主要靠自学，很勤奋。他写诗，也写剧本，书法也不错。诗歌《石头歌》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还到北京参加过全国青年创作会，很早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无疑，这是一位同名同姓同道的老师，真想有一天能相逢，以聆听师长的教诲，倾诉世道的颠簸，感叹人生之路的坎坷。
当然，我的名字还有一次能够“著名”简直就是一个幽默故事。
当时我从部队刚转业不久，一天，《北京晚报》报道了一起杀妻案，罪犯的名字就叫“张庆和”。当时是我的老战友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尚不知道我转业后的情况，便打听他在北京的战友，说张庆和的媳妇很漂亮呀，他们家是不是出事了？幸好他们通过别人很快就和我取得了联系，当知道我依然是个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自由人”时，才大笑着讲述了此事。
至于那个杀妻的“张庆和”家情况怎样，他本人该死该活，都已无须再说。恶有恶报，相信那天理之手拨转的轮盘，必会无情地碾轧作恶者的。
这就是“张庆和”的著名以及“著名”的张庆和。
话到这里，其实一个人是否真的“著名”，是否真的有人认为你“著名”，早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倒是一个被符号笼罩着的自然人，应该有一盏自燃的心灯时常照亮自己的五脏六腑，以免让灵魂不小心陷落泥沼，或者误入黑暗的角落，甚至触碰了法律之弦……
（ 原载《民主与法制》2021.3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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