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一首先有曲后有词的歌》，引起一些朋友对歌曲《高举革命大旗 》的回忆。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诗人芦芒。芦芒作词的广为流传的歌，不只是这一首，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瑟琶》的词作者也是他。

        芦芒是我的第一个作家朋友，他的年龄比我大十岁 ，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我早得多，我同他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我在上海一个区的共青团委工作。芦芒是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副秘书长，为了深入生活，进一步了解青年，芦芒到团区委挂职任副书记。

        芦芒报到后，我们给了他一枚共青团团徽。他高兴的立即戴上，那段时间他天天戴着团徽，说自己年轻了。芦芒挂职并非作秀，团区委举行常委会，他积极参加，还同我们一起深入基层。我同他一起去过不少工厂，他对青年中的先进人物非常关注。记得，他接触了分别在两个工厂的两个男女青年劳模后，对他们十分赞赏，半开玩笑的说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如果能成为一对就好了。他能写出《高举革命大旗 》这样深受青年人喜欢的歌，同他深入了解青年，同青年人有共同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芦芒的最大特点是热情，热情洋溢，对人，对创作，对事业都充满热情。他的诗是充满激情的，他对人十分热情。他知道我喜欢文学，就鼓励我写作。他强调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得知我作了采访，准备写青年工人搞技术革新题材的作品，就陪我深入车间，到在技术革新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青年的机床旁观察、体会。我写成散文后，他介绍我同文汇报《笔会》主编相识。这篇文章发表在《笔会》上，是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芦芒培养了许多青年人。如上钢一厂的工人谷亨利、上海玻璃厂的工人王森等，都得到他的指导。谷亨利是30多岁才脱盲的工人，芦芒到上钢一厂挂职期间，手把手指导他写诗，使他成为诗人，出版了诗集，加入了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上钢一厂挂职期间，芦芒不仅自己创作了诗集《东方升起朝霞》、电影剧本《钢城虎将》，还培养了大批青年作者，包括后来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的周宪法、工人剧作家陈心豪等。

        那时，工作忙，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只要有时间，我就到芦芒家聊天。说聊天，其实主要是我听他说。我们很少谈论写作技巧方面的话题，较多的是谈文学界的情况和他的活动。《高举革命大旗 》先有曲后作词，就是在聊天时听他说的。他说到孟波怎样通过电话将曲一遍又一遍哼给他听时，情不自禁地哼给我听。  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时，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店里，买到一本关于诗词格律的书，十分高兴。他不仅拿出书来对我说，这本书怎么好，怎么有用，还叙述了买到这本书的过程。

        老作家魏金枝通过《萌芽》杂志编辑约我到上海作协谈话，热情的对我指导。芦芒知道后对我说，魏老是好人，很热情，但他的话，有些你要听，有些不能全听。告诉我，有位曾发表过有影响文章的作家，因听了魏老的主张写文章被打成右派，提醒我注意。这是对我的关心爱护，令我难忘 。

       我调到北京工作后，给他写过信，也收到他的回信。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我到他家看望他时，他刚被勒令到文化广场参加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大会回来。虽然被打为“走资派”，被赶到码头参加重体力劳动，他仍很开朗，对我说起在码头劳动的情况。我担心他肩扛那样重的箱子难以承受，他笑着说没关系，找到窍门就扛得动。他问我是不是造反派，我说我是逍遥派，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谈了一会上海和北京的情况，彼此互嘱保重后告别 。 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我没有机会去上海，不知他是否仍住在原来的地方，没有联系，想等到上海时去找他。后来，听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很是意外，写信给他的夫人表示哀悼。 

　　听说，自发的去参加芦芒告别仪式的人很多，尤其是受到过他的培养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 

　　我不能去送别他，只能在心中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