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荟萃:自由派公知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时政文化心观天下
作者/张有清
图/作者提供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是呼吁“撕开苏联的黑幕”、全面反思和否定苏联苏共的历史，或是鼓吹西方自由和民主，或是主张激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苏联急剧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所谓的苏联“知识精英”并没有因为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当看见强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当面对生活一下陷入困顿的普通俄罗斯民众，当自身被抛到边缘时，不少当时的苏联“知识精英”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一、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对苏联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他们实际上“对建设性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多少准备，没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分析得出结论，当时“苏联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已”，“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
正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从苏联到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民主改革，采用了“500天计划”、“休克疗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俄罗斯学者反思道：“在改革中，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按教科书中的内容生活。由这些人来指导社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社会将陷入混乱。他们总是生活在虚无飘渺之中。他们自视为社会精英，总想由他们来决定俄国的命运。但是他们缺乏社会根底，常常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拉克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及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针，希望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苏联解体后，他觉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并没有到来，情况比自己预计的要严重得多，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1993年3月他发表文章认为，有人“正在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最为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文化做临终祈祷”，“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要把这些东西埋葬掉。最后他因思想苦闷，1993年7月郁郁而终。
雷巴科夫对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
二 、一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感到生活不自由，成为“内心的反对派”，他们急于改变现状，寄希望于在新的制度下获得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 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
剧变之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数十万人才流失海外。相比之下，人文知识分子的日子更加艰难，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西方政治科学的涌入，原来这些知识分子所赖以为生的学术领域已完全失去了市场，在社会上成为无人问津的淘汰品。 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支持“改革”。
苏联解体后，康德拉季耶夫发现“改革”没有带来他希望的结果，他对休克疗法导致物价飞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特别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领养老金者的打击和剥夺，认为“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思想上的苦闷，加上晚年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体有病，最后他在家里开枪自杀。
女诗人德鲁宁娜，“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她不顾年迈，前往白宫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她曾认为在白宫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但是这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觉得一切不是应有的样子，周围的生活难以忍受。她目睹国内出现的混乱状态，开始为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服安眠药自杀。她在绝命诗里写道，她担心没有人能在“悬岩边上拉住俄罗斯”使之不掉下深渊，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三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苏联时代曾经长期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派，后来痛苦地发现自己鼓与呼的自由真的到来的时候，却给他所热爱的国家带来了一场噩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改变。 索尔仁尼琴，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他连篇累牍地撰文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是右派自由主义分子的旗帜和标杆。西方给予他很高的荣誉，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后来长期居住于美国。1994年，他回到阔别20年的俄罗斯故土，看到物是人非的祖国现状，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正因如此，他对曾经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他在临去世前一年说了这样的话：可能我是错的。
季诺维也夫在苏维埃制度倾覆和苏联解体后，季诺维也夫深感痛心和后悔，转而为这个制度辩护并热情颂扬它。他曾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宣称：“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当时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反对所谓的“全球社会”、“全球治理”的思想，认为这“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
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他在国外创办的《大陆》杂志被认为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鲜明的刊物，他成立“抵抗国际”反共组织，多次自称“坚定的反共分子”。马克西莫夫思想上出现急剧的转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时他完全同意季诺维耶夫的话，说他假如过去知道自己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去写这些书。马克西莫夫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他说：“我反对的是思想。我曾以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惟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
在国家、个人的双重悲剧下，一些苏联“知识精英”进行了深刻反思，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其命运也更加令人唏嘘。(甜甜圈文)
由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美国深感在军事上打败不了苏联，美国就调整战略，决定从意识形态上对前苏联进行颠覆，并取得了成功。
二战以后，美国对前苏联的战略进行了调整，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摧毁苏联。美情报机构负责人杜勒斯指出思想大战的内容目标：我们要用全部的物质力量把苏联人民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我们要把苏联人脑子弄乱，让他们不知不觉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我们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为此西方反苏势力物色了一批亲西方反苏联的所谓知识精英即自由派公知，形成了一支和平演变苏联的盟军。他们抢夺报刊图书文章电影戏剧等思想文化阵地，用自由民主的美丽制造宣传西方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攻击社会主义体制，丑化苏联领导人，瓦解苏联的国有经济，煽动群众，蛊惑人心。
杜勒斯的策略就是实施洗脑换心，毒化人民，把苏联变成一具僵尸。(文化三家店文)
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联公知的鼻祖索尔仁尼琴，1968年，索尔仁尼琴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相继在西欧出版，此举令苏联作家们忍无可忍，当即投票将其踢出作家协会。有趣的是，就在当年，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1970年，索尔仁尼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迫于压力他不敢去领奖，但此时的他已经成了著名的“不同政见者”。4年后，苏联当局将索尔仁尼琴开除国籍并驱逐出境，在瑞士短暂停留后，索尔仁尼琴最终流亡美国。
索尔仁尼琴是那个时代的箭头人物，美国需要这样的人物来撬动“苏联神话”，美国人认为他讨厌极权主义，喜欢的是美国的自由和美式民主。他们迫不及待地将索尔仁尼琴炒作为“俄国的良心”。(审度文)
苏联的另一高级公知是萨哈罗夫， 到了1970年，萨哈罗夫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人权活动上。是年，他成为人权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积极推行"和平演变"，以推翻苏维埃政权。西方对萨哈罗夫的最大承认是授予他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不准他前往瑞典领奖，但是允许他的妻子艾琳娜去代他领奖。艾琳娜代表萨哈罗夫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并发表了他为这次领奖而准备的致辞，题目为《和平、进步和人权》。
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城。萨哈罗夫与获准陪伴他的妻子艾琳娜在高尔基受到严密监视，实际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986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允许萨哈罗夫与艾琳娜回到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之后，萨哈罗夫很快发现他能够成为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他反复请求释放政治犯与实行核裁军，戈尔巴乔夫听从了他的意见，释放了几百名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开始与美国就销毁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
萨哈罗夫被邀请参加议会，虽然他谢绝了人民代表的职位，却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并在宪法中删除了苏共是苏联的领导力量的条文，他被选入5人跨地区的代表团。由于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的缓慢感到不安，他于1989年11月11日号召苏联人民停止工作两小时。他鼓励跨地区代表团正式宣布自己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反对者。在他最后的公开演讲中，重申了他作为正式而忠实的反对者的重要性，敦促人民为将改革继续下去而努力。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在家中逝世，享年68岁。两年后，苏联解体。(沙金城文)
苏联公知与中国公知的异同，前苏联也有类似于中国的公知群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索尔仁尼琴。虽然都属于持不同政见者，但如果比较一下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公知，你会发现有很大不同。
首先，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地爱着俄罗斯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和它的文化，总之，爱俄罗斯的一切。而中国的公知则恨自己的国家，恨中国的传统文化、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东西。其次，索尔仁尼琴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价值观，他在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痛斥美国庸俗的物质主义，并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并不具有普世价值。
而中国的公知则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并且连月亮都比中国圆。第三，也许是最大的不同，索尔仁尼琴有自我否定的精神，当他在1994年重返俄罗斯时，看到俄罗斯在盲目追随西方后剩下的一片废墟，感到深深的自责，称“我害了俄罗斯祖国”。这种自我否定精神是中国的公知所最缺乏的，即使是现实已经打了无数次脸，中国公知也绝不做任何反思。索尔仁尼琴不愧是俄罗斯的良心，他敢于否定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包括他自己。(颜色反应文)
中国自由派公知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过西方的长期洗脑与忽悠，除部分抱持借西方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科技之强以补中国不足，来强大中华民族中国目前国体国脉之外，多数在政治立场上屁股坐歪了，甚至坐在了西方一边，最终的结果是宪政民主，推党灭制，裂土分疆。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抱着西方那套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用于中国的现实改革之中，最终会走上苏联自由派公知之路。二是西方最大的政治目的是颜色革命中国，而自由派公知恰好与西方立场一致，这与香港动乱时的香港精英阶层的部分亲西方势力的思想主张是一样的，而香港动乱中他们的最终表现和政治立场的站位，人民已经看清楚了，他们已经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面。三是大陆自由派公知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其作用自会产生与西方内外呼应的效果，如果任其向错误的方向走下去，必然会唯西方马首是瞻，听命听从于西方的指挥棒起舞。四是英美最大的愿望是分裂中国，达到大卸八块的目的，而大陆自由派公知，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英美这一最大目标的响应者，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是一种被忽悠而不自觉的行动，但真的出现这种结果将后悔莫及，而有的则早已经心知肚明，心甘情愿作了这种内应，也即是成为第五纵队。五是我们应该吸取苏联自由派公知对苏联解体所起作用的教训，对于这样一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势力长期保持足够的警觉，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好这场由美国主导的长期斗争！(2021年10月)
张有清: 男，汉族，江西省宜春中学高级教师。对古诗词，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时政评论均有涉猎。诗歌曾入选《南吟北唱》诗集。在《中国诗歌网》《世界诗歌联合会》《华人文艺联盟》《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黑龙江总社》《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山东总社》《江西一道琴棋诗书画总社》《江西云裳文学社》《江西诗声》《宜春诗词》《宜春市曲赋学会》《袁河茶话》《诗艺国际》《兰馨文轩》《蝶舞霓裳诗书画社》《诗意文韵》《诗码头古韵悠长》《都市头条扬歌文学社》《都市头条莲叶之珠文学社》《中国新梦文化传媒》《今日头条微头条》等网络平台发表诗歌五百余首，被诗歌平台专业朗诵者朗诵诗歌散文政论一百余首篇，编发中短篇小说若干篇，发表“文化时政心观”评论四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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