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蝎子

       文/杨晓军

       我的童年应该是有幸或者不幸地与共和国的童年撞了个衫。那时候祖国山河破碎，我们也是衣衫褴褛，恰到好处地配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家家户户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是为了生活，村里人不论大小几乎没有人放弃努力（按照现在的说法叫‘躺平’）暑假期间，伙伴们呼朋唤友去水库的坝面上挖药材或去老城墙、老土崖捉蝎子在关中乡村普遍存在。经历过乡村生活的人，应该对捉蝎子都不会陌生。生于上世界七十年代初期的我，虽不知道乡村捉蝎子可以上溯多少年。但自我以后，虽不敢说捉蝎子从此绝迹江湖，却也鲜有人再涉足了，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六弟、七弟（堂弟）就对这一行当毫无记忆。

    那个年代虽说能吃饱肚子了，但都以粗粮为主，偶然吃一顿白面油饼之类的改样饭，还得掰着指头盼一些有由头的节日或者重要客人来家里做客才能吃上。倘若能混一半个鸡蛋或者一小撮韭菜炒鸡蛋下饭，就是一年里难得遇到的美味佳肴了。只可惜这样的好日子不多，一年里大多日子里是吃不到炒菜的。好不容易炒一回菜，母亲总是要撕下一大块黑面蒸馍把油锅反复地搽上几遍。带着黑锅底里特有的葱香味的黑面馒头俨然成了我们姐弟几个争食的对象，表现更为“丧眼”的大姐更是早早就围着锅台转。母亲从菜里掏出的南瓜籽和黄瓜瓤子大多都成了大姐的干果和水果。

那时候乡村生活相当闭塞，就连通乡通镇甚至通往县城的路都是最原始的土路。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不得不效仿村里大一些的孩子，把目标瞄准了生产队的庄稼地、西瓜地、菜园子……甚至连老砖厂上面那一片被村长老庚叔当成“命根子”的棉花地都没有放过。我们经常偷偷把绿色的棉桃摘下来当甜果吃。 

 就这样，生我养我的故土上，不仅锤炼出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还学会了野外生存技能：

 春天里，我们跑到离村子几公里的七星河挖小蒜、野菜、拾贝壳；

 夏天，我们去丁童水库游泳、摸鱼、捉青蛙；

 秋天，我们干脆就一头扎进泛着紫光的玉米地里烤包谷吃；

 冬天里，我们在下了霜的麦田里追野兔、捡鸟粪……

 我们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在故乡的田野上恣意驰骋。故乡的沟沟坎坎留下了我们灰色的印记，也帮助我们巧妙地摆脱了村长老庚叔以及父母的围追堵截，让我们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埋下了少年时期的快乐与知足。

 庄稼地里的诱惑虽说也蛮接地气，但跟街道上的美食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西府小吃自古就享誉三秦大地。远的暂且不说，就我们不足500米长的青化街道上，单一个面皮就有好几种——烙面皮、蒸面皮、擀面皮等。每一种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味。直到现在，这些品味各异的面皮依然影响着我的味蕾，即使天涯海角也常常想起。

 我家离青化街道很近，逢集逢会，我和玩伴们也上街里去玩。父母没有钱给我们。我们常常两手空空地在巴掌大的街道上东游西荡：我们看跟我们父母同样装扮的小商贩们竭力地吆喝；我们对着冒着热气的甑糕强压口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洋娃娃”的爹带着“洋娃娃”吃了面皮又去喝醪糟……那时候街道上有小偷，但我们不敢去效仿。西庄子的梨娃由于偷了一根麻花被当街打了一顿，回到家又吃了父亲梨叔几个大嘴巴子，半个月都没有出门。

 随着年龄的增长，过眼瘾显然不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了。于是，弄些零花钱的想法便从心底萌生，捉蝎子这种方便又来钱的营生很自然地被我们瞅中了。我和小我几个月的二弟（堂弟）天生就是最好的搭档。我们曾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甚至一起被老师和爹娘打骂，是真正“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捉蝎子自然也没有例外。

 捉蝎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弄不好也有被蝎子蛰的风险。村里的圪娃就曾经被蝎子蛰过。敢于单手捉毒蛇的圪娃在村子里是赋有传奇色彩的存在。据说圪娃一出生就显得与众不同，四、五岁时就有了“出彩”的表现，从而一战成名，成了那一茬孩子里的娃娃头儿。

 那年的初秋，圪娃家的老母猪一窝子下了12个小猪仔，愣是把圪娃爷高新得整个秋天了嘴巴就像熟透了的石榴一样合不拢。眼见猪仔一天天长大了，圪娃爷从村里叫了好几个帮手满院子捉猪仔准备赶当天的早集。十几头小猪仔那里能经得住大伙儿的围追堵截，不消一会儿，十头猪仔就被五花大绑着扔进架子车里。但剩下两头却满院子逃窜就是逮不住，累得大家满头大汗。眼见着两头猪一前一后又蹿进了圪娃住的房子。大家正准备跟进的时候，却看见圪娃两只手各提一只猪仔的后退睡眼惺忪地从房子走了出来。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惊为天人。

    又一年的暑假，有几个伙伴在北庄断墙的墙缝里发现了一只蝎子。圪娃一看，表现的机会来了。他招呼伙伴们围过来，伸出右手轻松地掐住蝎子的头，只要能迅速地把蝎子摔到地上就算成功。“大师出手果然不同凡响”正当大家准备为圪娃的胆识喝彩的时候，蝎子的后半身突然快速上卷。随着圪娃的一声撕心裂肺地惨叫，蝎子虽然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圪娃的手背却也立即出现了偌大一个红包，疼得他龇牙咧嘴！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墙缝里”翻船的圪娃从此跌下神坛，再也不敢去捉蝎子了。

 一根小胳膊粗的木棍、一个罐头瓶子、一双筷子（运气好一点了还能在医疗站或者药铺捡到一把废弃的镊子）。捉蝎子对于不到十岁的男孩来说不是难事，但也得处处陪着小心。上低沿高自不必说，也有被蝎子蛰的可能。

 四周都是平地，中间就像突然塌陷下去了的地方被我们当地人称之为“壕”，这些壕在故乡的田野里星罗棋布，大则几十上百亩，小则几亩十来亩。而且深浅不一，形状各异。村里人根据各个壕的特点，种上了不同的农作物。比如深度不超过两米平整一点的只是收种费劲些，但不影响引水灌溉，基本上一年两料的庄家都能种。而那些不平整或者深一些的壕只好种一些苜蓿、果树、大麦等一些耐旱品种。正是这些多多少少给村民的生产劳动带了不便的壕，却给蝎子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方便。

 刚一放暑假，我和二弟就为捉蝎子做准备。找一根大约两米长的木棍，把一头削尖就行。罐头瓶子和镊子都是平时准备好的。我扛着木棍，二弟左手拎着系了绳子的罐头瓶，右手握着镊子。我在壕坡上面把削尖的木棍插入壕面矗立的缝隙中用力一撬，一整块土疙瘩就裹挟着土块细末落入壕底。等在壕底的二弟用脚踢开土块，把散落四逃的蝎子悉数用镊子夹进罐头瓶子了。当然，不是“箭箭都能射中老虎屁股”，被撬下来的土块多半都没有蝎子。簸箕虫、蜈蚣、蚂蚁等倒是经常有，偶尔还会撬出一窝蠕动的蛇出来。起初，我们见到蛇撒腿就跑，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

 听村子里捉蝎子的“前辈”们讲，过去他们为了捉蝎子曾经跟邻村的孩子们为争抢存在争议的蝎子壕而战。他们经常以庄稼地和故乡的沟沟坎坎为掩体，以土疙瘩、砖块、小石子为武器，直到最后还用上了弹弓。但这种“阵地战”由于相距较远大多属于虚张声势的无谓消耗而已，就像现在年轻人常说的“内卷”。这种“内卷”不仅影响了捉蝎子，而且还影响了打猪草、放羊、挖野菜等农活。后来，这种“敌损一千、自伤八百”的战争由于没有存在的价值，加之家长和村长老庚叔的不断呵斥，终于达成共识。大家以村为单位，划定了“楚河汉界”，从此相安无事。

 故乡不缺壕沟，单我们村就有大小不同几十个壕沟。但盛产蝎子的壕却并不多。我和二弟曾经自作聪明地去了几处没有人光顾的壕沟，企图出出奇制胜，达到满载而归的效果，结果却空手而归。村里最出蝎子的壕要数我们生产队的苜蓿壕了。苜蓿壕说圆不圆，说方不方，整个壕面约百亩大小，且南高北低、南小北大。远远看去，就像一条扎紧了的巨型口袋，横亘在通往县城的公路旁。于是，村上干脆因地制宜，在壕里种了苜蓿，在壕岸上盖了饲养场。养牲口、耕种以及给田里施肥都方便了不少。

 我不知道为什么苜蓿壕会盛产蝎子，但苜蓿壕的蝎子就是捉不完。就像现在省城西安的商品住宅楼，什么时候投入都有收获。我和二弟以及村里另外几组伙伴最终都确定以苜蓿壕为主战场，整个暑假里，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绕着苜蓿壕挥汗如雨、乐此不疲。就是这样一块在庄户人眼里形同“鸡肋”的苜蓿壕，却成了我们小时候的“聚宝盆”。我和二弟的第一桶金，就来源于苜蓿壕。

 那是我们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二弟早早就准备好了捉蝎子的工具。暑假的第一天，在别人还忙着准备工具的时候，我和二弟就抢先出手了。由于占尽了先机，那一天我们收获颇丰，大小蝎子足足捉了有多半个罐头瓶子。据“业内人”估计，大约能卖三、四块钱呢。这使我们兴奋不已。三、四块钱什么概念？这么说吧！那时候的一块钱够我交一年的学费，也足以让我在街道上从东头吃到西头。

 据说把一只蝎子放进竹篓里它自己就会爬出来，如果把多只蝎子放进同一个竹篓里它们却一个也跑不掉。因为爬在后面的总会把爬在前面的拽回篓底。切不说我们装蝎子的瓶子光滑无比蝎子根本就爬不上来，单一个“内卷”就足以防止蝎子外逃了。尽管如此，二弟还是把装蝎子的罐头瓶用厚塑料纸封好，上面用针扎满了通气孔（街上药铺的李大夫收购蝎子看得仔细，死了的蝎子一个也不收），小心翼翼地放在院子里的树坑地下，临睡前又在塑料纸上放了一片小瓦块压住才放心地回屋睡觉去了。

 那一夜，我前半夜兴奋得睡不着觉，后半夜抱着枕头终于进入梦乡。我梦见药铺的李大夫塞给我厚厚一沓毛票，我怀揣钞票，喜滋滋地走在街道上。小商贩们个个满脸堆着微笑，全然没有了平时看我们时那种鄙夷的眼神；我梦见平时像撵野兔一样撵我们的老庚叔主动跟我搭讪……在梦里天高云淡、花好月圆，连平日浑浊不堪且夹杂着猪羊粪便味的涝池仿佛都是清澈透底的。那时候感觉自己神气得就像当时在城里当官的“洋娃娃”他爹抑或像九十年代的大款。

 “哥，快来看，蝎子让鸡吃了！”三弟（堂弟）略带哭腔的呼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往前院冲去。几乎就在同时，二弟也光着脚板冲了过来。我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八岁的三弟正在驱赶着一群鸡，那群鸡在一只芦花公鸡地带领下，丝毫不把比它高不了多少的三弟放在眼里。芦花公鸡示威般的咕咕地冲三弟叫着，掩护着一群母鸡正在树根下使劲地追赶四处乱蹿的蝎子。我不知道鸡群是以怎样的方式弄开了瓦片、掀翻了瓶子的。平时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的蝎子们以各种狼狈的姿势逃避着鸡群的追逐。还是二弟眼尖手快，他顺手捡起一把秃笤帚冲入鸡群，我也操起一把铁锨加入战圈。鸡群很快就被我们驱散了，芦花公鸡极不情愿地领着它的“三妻四妾”逃出了我家的大门。

 人生的第一桶金就这样毁于鸡喙。我和二弟沮丧地看着所剩无几的蝎子欲哭无泪。

 “驴式滴谁又欺负我家鸡呢”？真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我们正在为失去蝎子而懊恼不已时，对门的九婆（鸡群的主人）就循着鸡叫声在门口开骂了。九爷殁得早，九婆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九婆的娘家兄弟心疼这个胞姐，给九婆送来一群鸡，靠卖鸡蛋赚钱，九婆家的零使小费的也就基本有了保证。九婆为人疑心忒重，平时老是怀疑自己的鸡跑到别人家去下了蛋，为此没少跟邻里闹腾。娘虽跟九婆年纪相仿，但平时很少跟九婆打交道。娘常常告诫我们：“这老婆歪，没事不要招惹她”。

 还好，那天九婆骂了几句并没有过多地追究，但我还是心有余悸：携带剧毒的蝎子会不会毒死九婆的鸡？或者，被生吞了的蝎子会不会用它坚硬的钳子刺破芦花鸡的素子来个破肚而出。几天后，看到那群鸡依然活蹦乱跳，我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有了前车之鉴，我和二弟再也不敢把蝎子放置院子里了。因为被我们捉，恨不得和我们玩命的蝎子被我们用罐头瓶子封好后请进了卧室，放在了书桌子。如果不是怕被蛰，几乎就要抱着装满蝎子的瓶子睡觉了。

 那些年，为了捉蝎子，我和二弟常常起个大早，怀揣几块干粮，一整天都奔走于村外的沟壑里。饿了,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泉水或者去饲养室水瓮里舀一瓢井水喝，一直忙到天擦黑前才回家。当然，我们不能天天挖蝎子，爹娘派给我们的农活一样都不能落下。平时上学，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按照爷的说法：“把你平时在学校攒下的劲拿出来使噶子”。

 那时候的孩子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黑黑瘦瘦。我的发小里只有被爹娘看得紧，不让和我们这些“匪头”玩的“洋娃娃”长得白白胖胖。以至于经常把我们从西瓜地撵到玉米地，又从玉米地撵到红芋地的老庚叔，一直搞不清到底是谁家孩子糟蹋了庄家。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过去的发小都不约而同地脱离了村里人维持了几百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原始轨迹各奔前程了。“洋娃娃”如愿以偿地上了名牌大学，二弟在一个地级市里当了银行的行长，连被老庚叔发愁娶不到媳妇的梨娃也跟媳妇桂花在省城开了一个小饭馆。

我们这些一起玩耍、一起劳动、一起捉蝎子，用藤条编过帽子，甚至用糊基蛋擦过屁股的发小们经常因为逢年过节或者村里的红白喜事聚在一起。我们品茶喝酒，说起过去的人和事依然回味无穷!踏进故乡的土地上依然倍感亲切。我们就像生长在故乡水坑里的小蝌蚪一样，尽管已经甩掉了黑尾巴成功登岸，却依然奔走于城市于乡村之间犹如水陆两栖……时代在进步，故乡的房子越来越漂亮了，马路越来越宽了。当年的苜蓿壕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到来也退出来历史舞台被人承包变成树林，郁郁葱葱的树叶随风飘摇，仿佛向路人讲述着少年与蝎子的故事。那是时代的烙印，那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作者简介】：

杨晓军，岐山青化南阳人，1970年生。1990年开始投稿。作品散见于《女友》、《当代青年》、《东方晨报》等。现供职于中国航发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