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认为，一个物理量如果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则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并把这最小单位称为量子。这可以说是目前物理学界给出的量子定义。通俗的说量子是能表现出某物质或物理量特性的最小单元。显然这只是个暂时的定义，因为所谓的最小单位是就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的，将来科技水平进一步提高，可能会发现比量子更小的物质单位。但这是后话，目前我们只能使用这个关于量子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从外延上认为光子、电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都是量子。以此类推，社会中的个体人就是社会运动中的量子，因为他是社会中的最小单位。这从外延上又可以分为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大人、小孩等等。个体人在社会中就是一个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个人组成家庭是为社会之细胞。细胞构成组织是为社会中各种组织。组织构成器官，是为社会各机构。器官构成系统，于是形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系统。

从生物学来说，经济为自养系统，政治为组织构建系统，文化为信息系统。如果用人体作比较，经济是营养系统；政治就是心肺等官能管理系统；神经是文化系统。神经传导于头脑这个总指挥调动器官（相当于社会中的最高政府机构），协调各系统运动的和谐与平衡。如果指挥器官得到错误的信息，必然乱指挥，瞎指挥，犹如人的帕金森综合症。由此可见言论信息系统的重要性。植物人失去信息指挥系统，所以不能运动，虽然不能动但仍可以苟延生命，因为其他系统还起作用。所以社会运动中，政府无能或天下大乱无政府状态时，老百姓仍然可以求生，不过生存得无序而艰难一些。没有统一的社会运行指挥系统就没有统一意志，没有统一意志就形不成社会合力，这就是人类建立政府管理机构的根本原因。但是政府管理机构一旦建立起来就处于同被管理者的矛盾对立状态，因此根据生物学原理政府就会自营、自利，从而脱离人民，并利用暴力工具压迫人民的反抗。所以政府只要存在就永远与民众对立，然而为了实现社会的统一意志以便发挥集体合力作用，又不能不要政府，在此基础上就产生了现代民主国家制度。作为社会运动中的量子个体，个人在茫茫人海中显得微不足道，却又有极强的生命力，因此被称为草民很贴切。然而任何社会组织结构都是有多数个体人组成的，也是靠个体来支撑的，个别量子和细胞坏死可以代谢掉，多数量子和细胞坏死就是组织和器官坏死。一旦器官坏死，便会影响到人的整体生命和谐运动。世界上万事万物道理皆相通，因此庄子在《知北游》说：“道在蝼蚁，道在稊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所以用物理学原理分析社会十分有效。

量子有两大特性：一是微粒性，物理学将10的负8次方以下的微观世界称为量子力学；二是高频共振性，量子每秒钟可以达到上亿次的高频振动。以此类推，作为个体人在社会中是个微粒子，在大千世界中微不足道，在宇宙范围内更是可有可无。这可以说比物理学中的量子还要渺小。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人，在社会中求生存，其社会活动同样也是高频共振的。比如一群人互不相识，但却在某个时间里同坐一列火车从甲地跑到乙地。在这个火车运行的各站点随时有人上下车（这就相当于在一定条件下的分子化合与分解）。这每一个人的上下车背后都与其他人产生普遍的联系，无论是工作、学习、旅游，还是走亲访友，都会同别人发生共振。这之后就接着会让相应的一些人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活动，所以任何人的每一次活动都会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影响千差万别，从形式上看有正有负，从人类感情上说也有好有坏。就拿一个人下车来说吧，一人在下车时出现空位，其他人才有上车机会。这一车人中，有些人将要做的事情可能正是对另外一些人的危害。车上的人可能有的千里迢迢去看海，有的因为出生于海边而讨厌海；有的是老板跑路，有的是警察追捕。这些对立双方都在通过可行的方式做对立冲突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是去参加一个会议，或者是协商合作事情的互助。所以从社会角度看，个体运动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火车晚点，这又造成许多人不能按计划到达目的地，从而又引起一系列的社会连锁反应运动。比如等在车站接人者不得不增加等候时间，或者回去再来。再进一步设想有接人者因心情被破坏，在回去的路上出了车祸，由此又引起救护、医疗、交通处理等一系列的社会反应。所以社会成员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会给他所在的那个家庭或社会群体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一个人在马路上丢了块西瓜皮，就会引起另一个人把西瓜皮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不小心踩到西瓜皮而摔伤。这样受伤者又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和医疗救护组织，展开一系列的救护活动。所以人类理性要求：人应该自我约束，使自己的行为不危害别人，让自己的自由限制在不影响他人的范围内。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给个体人的自由定义。这一点对公众人物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言行影响范围广，这些人如果说假话——比如明星做虚假广告；公知们发表自以为是又不负责任的言论；官员们做口是心非的官样文章和假大空的工作报告……如此等等，可谓对社会贻害无穷。

如果一个组织或国家有什么变化，那么对个体人的振动影响就更大。比如历史上的恢复高考就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特别是对底层人来说高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似乎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唯一出路。另外，一个分田到户就改变了所有农民的命运，让农民吃饱了肚子，也让城里人把粮票作为历史文物收藏起来。学子有书读，耕者有其田，这是最基本的个体生存需求，然而竟然被高深的理论武器所剥夺。这究竟是谁对谁的剥削或掠夺？真是一言难尽。

1926年薛定谔建立波动方程，1928年狄拉克将相对论运用于量子力学，形成量子动力学，对磁场与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海森伯对量子运动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量子论的重要原则。物理学对不确定性的表述是：不可能同时精确的测量出粒子的动量和位置。这么一说，马上就会让人想起互联网条件下的电子监控系统和GPS定位，由此认为就可以测量每个人的精确位置。其实不然，监控系统目前仅在一部分特殊场合设置，不是所有的社会空间都能被监控，就是监狱也有犯人越狱逃跑的漏洞，这是其一。其二，对GPS定位，目前靠的是人身携带的某种设备，比如手机，没有这个设备，卫星定位就没法实现。其三，就是每个人的活动都有目的，这个有目的活动会产生动量，这个动量用力学方法分析还存在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因此这个动量是没法测定的，如果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动量形成合力就更是没法测定。这个由群体合力形成的巨大社会动量——比如囚徒暴动，社会骚乱，揭竿而起等等。这时候，监控系统也会被破坏，哪怕是天上的卫星也会被打掉。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造成世界性大影响，而人们对其来源始终是个谜——可能像许多历史悬案一样永远无解。举全世界抗疫之力，历时这么久仍然抗不住其病毒的扩散与蔓延，这在人类来说是悲哀。但用物理学原理分析，这就是最典型的量子不确定性，因为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之中。这个量子不确定性对社会的影响何其巨大，又是何等的难以捉摸。许多人付出了生命，有的人安然无恙；同样的条件下，有人被感染有人不被感染；被感染上的有人能治好，有人治不好。在其影响下，餐饮旅游业倒霉，而医疗卫生业发财。这一重大事件竟然来源于一个压根就不被人们重视的小病毒，也就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量子。可是它对人类的危害何其巨大，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不可计量。

再比如贵州安顺县一公交车司机在2020年7月7号故意将公交车开进湖里去，这是一个体人（社会量子）的活动对社会中的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影响最大的就是那21位死者及其家属。对这些乘客来说，他们带着各自的目的，在那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上了这辆特殊的公交车，没想到会就此走上黄泉路。按照传统的社会意识，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讲的就是作为社会量子存在的个体人的人生不确定性。这也是在不懂量子科学时的无奈认知，这种认知产生了人类文化的神学时代，于是神统治人，大人物只有被神化成伟人成为真龙天子，才能有统治力量。所以把最高统治者神化也就成了社会正常现象和必要的社会意识形态。

用量子理论分析，那21位倒霉者的不幸，完全是公交车司机这个带社会负能量的基本粒子运动产生的暗能量造成的。这个暗能量是不可测量的，起码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可知的。根据现有的知识和社会理论体系，谁也没办法能测算到这一事件的发生，由此形成的量子不确定性在社会生活中根本就没法预测预控。即便是号称易经大师者，也对此无能为力，就此反过来看《易经》作为算命工具也是没用的。公交车司机为什么会带负能量，从而做反社会（报复社会）行动？这又有复杂的社会原因。概括的说就是社会的不公平对他施加作用力，而他个人又不能自我调节以消化分解这个社会不公的心理压力，于是就另找方式释放。试想这位公交车司机来到人间时，也是像任何伟大人物一样赤身落地，他为何就成了一个带社会负能量的基本粒子？当然可以肯定的说是社会影响。然而这个施加于司机身上的社会负能量或称为社会暗物质又是极其复杂的，比宇宙中的暗物质还难以捉摸。人们将其定性为“报复社会”行为，用一句话了结，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要说请他的行为动因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是一些说不清或不能说的客观存在，是一大堆的社会问题，这足够学者们写出大块文章。

然而就社会学来说，病毒对人的袭击与破坏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报复社会现象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个体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对报复社会的那个具体人来说则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生物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分析看起来很正确，似乎也能够令人信服，但却是毫无作用的一句废话。由此可见，用社会学分析社会问题总是隔靴挠痒。

就目前所知，宇宙中存在四个基本作用力，即：万有引力，电磁力，强核作用力，弱核作用力。不确定性原理表达的是虚物质粒子对的存在，如电子对、夸克对等。科学家把粒子中的一个成员叫粒子，另一个成员就叫反粒子。有一些粒子的反粒子就是其自身（如光和引力）。虚粒子的一个成员定义为带正能量，另一个相对的成员就带负能量。由于在正常情况下，粒子具有正能量，所以具有负能量的那个粒子寿命很短，它必须找到它的伙伴并与之相互湮灭，这就相当于人们说的“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以此原理分析那个公交车司机，可以认为社会暗能量让它成为一个社会虚粒子。这个虚粒子既然有释放能量的内在要求，就必须进行能量释放。释放能量无非两个途径：一是内释放——就是通过自我调节，实现自我心理平衡而释放能量；二是向外部释放——即向外扩散能量，找到同伴与之共同湮灭。他既然产生了仇恨社会心理，就会以一种你不让我活下去，我也不会让你活下去的心理寻求报复。所以他必须与他的同类同归于尽，归于湮灭。限于他自身的能量，他又没法去报复能够影响他命运的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同类或者社会组织，于是他就只能利用他开公交车这么一点点权力在他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去报复同类——坐公交车的弱势者群体，以便实现他与同伴们共同湮灭。如果他的能量足够大，他就可以报复整个人类——法律上说就是反人类罪，不过他做不到这一步。可是一个负电子只有在自我湮灭中才能释放能量，对个人来说就是彻底解脱，既然不要命那就什么都敢干。

根据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宇宙中的能量于短时间内在固定的总数值下起伏，起伏越大则时间越短，从这种能量起伏产生的粒子就是虚粒子。虚粒子是构成虚物质的微粒，和实粒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分布在实粒子周围。按这个原理分析，社会中的“黑社会组织”、“暗箱操作”、“黑幕交易”、“潜规则”、“阴谋诡计”等等，都是社会虚物质构成的暗能量运动。这种暗物质在天体运动中叫黑洞，在社会中叫黑手或黑幕，这些共同构成社会的阴暗面。物质世界，各种粒子都有相应的反粒子，反粒子如果按照通常粒子那样结合起来就形成反原子，反原子构成的物质就是暗物质。黑洞现象是：事件视界以外的观察者，无法利用任何物理方法获得事件视界以内的任何事件信息，或受到事件视界内的任何影响。只要黑洞不再活动并处于某种稳恒的状态，黑洞的边界及面积都是不变的。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物质或辐射落到黑洞中去，这面积就会增大。所以说黑社会、暗交易、潜规则等等社会黑洞在一定时候可以稳存，也可以不断扩大化。社会中的潜规则更是如此，视界外的人不了解潜规则，通常用明规则办不成事，才不得不找关系托人情进入其视界之内，于是就把事办成了。这样不断有外部物质进入这个潜规则的社会黑洞，从而使潜规则不断扩大化。因此社会生活中，总是有人在办不成事的时候就会受到社会辐射进入潜规则黑洞里。这个辐射体就是在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掮客，或者是中介组织（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机构）。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府机构所办的第三产业，大多充当潜规则的掮客角色，所以逐渐被取缔。但是只要有潜规则，就会有专吃这碗饭的掮客，尽管可以变换存在形式，但实质都是利用社会之黑洞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中国的人情社会，碰到事情不找法律找人情，不找规则找关系，这充分说明人情还是有用。而人情的作用本质上就是破坏法律的公平与公正，让社会的天平倾向于利己。从而使法律因人情而扭曲，作出不公正的裁判，这也就是官员腐败的温床。反过来说，只要人情能在社会中起到办事、平时、息事、了事的作用，就不能妄称为是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人情面纱背后其实都是利益交换——可以是权与权、权与钱、权与色等各种形式，但实质都是社会黑洞，这是从社会学分析。用物理学分析，这个人情作用就是社会中的量子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遇到哪方面的人情作用会让自己吃亏或占便宜。扭曲的人情社会，不仅让法律扭曲还让整个社会运动扭曲，从而也让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扭曲。

与不确定性对应的就是随机性，随机性就是用布朗运动理论解释不确定性关系，也就是说量子力学的规律是概率性的，不是确定性的。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再举一个社会生活中的实例，2019年10月10日无锡市锡山区312国道上海方向K135处，锡港路上跨桥垮塌，三辆小轿车遭到不幸。这一事件对途经车辆和行人来说都是随机的，错过那个瞬间的时空就躲过了这场灾难。作为过路者，谁也料想不到这个事故发生。后来的事故调查结果公布为大货车超载所致，这又是个事后诸葛亮之说。因为超载车长期存在，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发生在那个时点上呢？对于那不幸遇难者来说，自然会问怎么就偏偏让我遇上这倒霉事？社会学没法解释，只能让他们到冥间去问上帝。哲学家也许可以说出一大堆的偶然与必然的因果关系，和一些头头是道的事后逻辑分析，但也最多是事后诸葛亮。哲学家本人也会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伤害，而不能预料。诸葛亮想不到他六出祁山而终于无功，也不知道自己会死于五丈原，由此可见他并不能神机妙算。这些偶然现象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又会在什么时空范围内把必然以偶然方式表现出来，哲学对此只能用一个“玄”字来解释，所以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于是乎人们只能把这样的不可测不可控事件带来的后果归结为“命该如此”，而不会去用量子理论的物理学原理来分析诸如此类的社会生活问题。

互补性原理是量子理论的又一原理，又称“并协原理”，是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为了解释量子现象的主要特征，即波粒二象性而提出的哲学原理。这一原理认为，微观粒子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这两个性质是相互排斥的，但又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提供对量子现象的完整描述。量子现象必须用这种既互斥又互补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原理是对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的哲学解释，也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基本观点。用这种观点去分析社会中的人，也有二象性——即人性与社会性。人的社会活动表现为人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下，在社会竞争中求生存的活动。人的人性和社会性这两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对人性，历来就有孔孟的性善论与荀子、韩非子的性恶论二种对立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抛开人的社会性孤立地去谈人性，于是各执己见，各有道理，千百年来不停争论，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阶级性否定人性的存在这样荒唐的哲学理论，当时还被赋予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于是就出现了儿子斗老子，夫妻间彻底划清阶级阵线……等等荒唐的社会现象。在我看来，人性只有欲望而无善恶，食之于味，目之于色，听之于音，以及生之所需衣食住行，所求荣华富贵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人们的欲望，正是如此，古人才说“食色性也”，这性才是本性，本性就是人性。这个满足欲望的本性与生俱来，是任何生物的求生存本能，故而不存在善恶之分。欲望产生追求，追求得与不得就产生了情。于是满足欲望的欢乐和不满足欲望的悲凄，以及趋利避害的思虑，面临危险的惊恐等等，便形成了人的七情六欲。在这其间，善是人们群体生存需要互助与协作的社会性表达，以及动物的惺惺相惜（具体表现为怜悯、恻隐之心等）共同构成的心理状态。如果回到最低等的单细胞生物状态，既不存在互助协作，也不存在怜悯和恻隐同情，于是就没有善不善之说了。与此同时，人类又是在激烈的种内竞争中求生存，竞争必然产生斗争以决胜负。人性之恶皆是因为这种社会生存竞争造成的，谁都想获胜，谁都会趋利避害，谁都会想往高处走，因此都想把对方打败，或将竞争对手置于死而后快。为了取得斗争胜利，人们调动一切智慧，用尽各种手段和可利用的资源，并由武斗产生了兵法。所谓兵法，全是坑蒙拐骗，一句话叫兵不厌诈。由此表现人性恶的奸诈、凶狠、残忍等等应运而生，从而把人性之恶发挥到极致。最后不得不用法律来限制人类竞争产生的人性之恶。由此可见，恶也不是人性，而是人类生存斗争中矛盾冲突的表达，是生存竞争的副产品。如果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人的人性恶。一个赤子瓜瓜坠地，除了吮吸母乳之外，哪有什么善恶可谈，更无恻隐、怜悯、同情之心的表达。既然赤子无善恶，就不能把善恶作为人性看待，善与恶都是人的社会性表达，用物理学分析就是人的波粒二象性表达。善的社会产生善人，恶的社会产生恶人，因此要想人不恶首先必须让社会无竞争，只要有竞争就必有社会之罪恶，社会之恶又造成所谓的人性之恶。所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场竞争，由此产生商品拜物教或者说是人性的商品化。正是商品经济把人商品化，才让资本自来到人间，就从头到脚都滴着淋漓的鲜血。

然而如果社会无竞争就失去了活力，作为社会量子的个体就失去了高频共振和协变的社会运动特性，由此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不能最有效的利用和调配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就会死一样的沉寂。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类连自养的物质基础都生产不出来，何以发展、进步、繁衍壮大。从这点出发，也可以说没有竞争的社会违背了人性。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仅仅在于其能够更充分有效地调动和利用资源（社会层面的人财物），其副作用就是让人性变恶。翻开人类发展史，可见人类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社会竞争。如果让社会无竞争，那等于让人类像恐龙一样成为将来地球上的生物化石。一句话说到底，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本性就是生物性，人类的文明进步只不过是用社会功能规范人的行为，在协居共处中要抑恶扬善，于是就让野蛮的生物性隐藏起来或变个方式而存在。但是本质不变，只要有竞争，就有人之恶，而社会又不可能没有竞争，从而就不能没有人之恶。一切恶都是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一切善则都必须抹平竞争。人类只要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存竞争，就不可能克服人之恶。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波粒二象性的自然表达，也是人类生存竞争与团结协居之两难。从古至今，不同的社会学家及一切社会学说，都是在这个社会运动的两难之中取其一面而否定另一面，结果都是失败的社会学说。马列主义要彻底消灭竞争，手段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根除人的自私利己生的物性，其实也是不懂社会人的人性，以及社会人的社会存在表现出的波粒二象性，所以最终只能成为空想。

作为社会人，要想求得生存，就必须能够获得生存之需要。要想获得生存之需就得向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索取生活资源。这个索取正面说是劳动创造，反面说就是掠夺——向自然界和他人掠夺。劳动所得可以满足欲望，因此每个人都充分调动自己的能量去获得并占有生存资源。只要有可能就会不劳而获，或纵欲无度。每个人时刻都想为所欲为，充分自由，而作为社会就要维护群体生存发展的整体利益，那必须对个体活动做出种种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社会规范（表现为伦理道德和法律两方面），于是个人自由以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为度，当然更不能侵犯社会整体利益。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一整套复杂的社会价值体系。从而引导和限制并且规范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同时社会提倡利他，以克服个体的利己。这个利他就是人的社会性表达，而利己则是人性（生物性）的自然表达。因此就形成利他与利己的互斥又互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纯利他的人不能生存，一个纯利己的人同样也不能生存。这利己与利他的人类社会二象性，同时就是社会人的人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这又和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现象何其相似！

正是因为这种利己与利他的物理学波粒二象性，人类社会才产生了市场经济秩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模式。以社会契约精神为基础，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市场公平为依托，以法律为维护，从而实现人们在社会中的劳动交换和劳动成果交换——经济学的生产与消费时所产生的一切社会活动在市场条件下的公平与公正。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又用广泛的社会契约和法律保证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从而消灭了特权阶层和社会的不劳而获者。既能让个体在求生存中充分竞争、各显本领，又能以严密的法律体系规范人们进行有序的社会生存竞争，同时又能通过社会互助合作、社会保障机制等社会功能而使全体人都能体面的求生存。尽管这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最好社会运行模式，起码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坏的社会运行结构模式。或者说是人们在现有条件下，不得不作出这样选择的无奈社会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所以说人的善恶，本质上说不是个体人的善恶，而是社会的善恶在人身上的表达。从这点出发就可以说人的一切罪恶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的罪恶，这一点都不过分。

回头看人类进化的进程，即便是进化到猿人的远古人类都只有生存欲望而没有占有欲望。作为膜翅类生物的蜜蜂和蚂蚁为了生存也会筑巢，并分工协作而群居。它们只是为了有效的生存而运动，不存在过多的个体占有。猴王争夺交配，不过是为种群优生，而人类帝王的三宫六院则完全是为了个人享乐和精神占有，因为实践证明帝王的子孙总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被称颂，正是因为他们的禅让表现出的无私，对此也有学者认为那是因为物质贫乏无可占有，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只是联盟会议召集人，没有多大的好处和权利，所才禅让。这恰恰说明人的伟大与高尚来源于无私，而人类发展和进步又是在充分调动人的私欲基础上而为之，所以人类越发展就私欲越膨胀。以至于到了商品经济时代，更让膨胀的私欲不得不以法律形式给予约束与保障。但是伟大的人物必须无私为族群奉献，才能被称为伟大。

人类利己是本性，这与社会的利他之要求构成了社会人的波粒二象性，即善恶对立又统一。人们结成社会，既存在有效生存的互助，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生存竞争。只要人类存在，就改变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所以说即便人类将来可以共妻（家庭自然消亡），也难以共产（人们不再自私与利己）。

在物质世界，作为基态的粒子能量最低，所以处在最稳定的状态，由此形成物质的正常状态。电子在特定的、分立的轨道上运动，各轨道上的电子具有分立的能量，这些能量值即为能级。电子可以在不同轨道间发生跃迁，由此吸收能量，从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或者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同样的，人类社会中最低能级的群体也最稳定，个体人都像电子一样在特定的、分立的社会轨道上运动，各轨道上的社会人都具有分立的能量，各能级的人都会在社会运动中实现跃迁。这就是人往高处走的基本动向和动量。有人在走向跃迁的途中从高处摔下来，就是由高到低的能级跃迁，虽然这非个人所愿，也是没办法的物质运动结果。所以才有人的不断进取和奋斗，而在奋斗中一部分人成为阶下囚或以自杀求得解脱，这就是量子湮灭。所有的杀人者或自杀者都不过是为了释放能量，当他们达到了目的，释放了能量就是个人彻底解脱。任何杀人者或自杀者都不是一时的糊涂，他们无不经过长期反复的思考和挣扎，才痛下决心彻底解脱。而作为社会的稳定与平衡，则总是要人们各守其分，各安其命，这就是孔子思想的社会价值。人们通常把这一思想美化为“乐天知命”，由此便可以“知足常乐”。这就是看不到人在社会竞争中求生存，就不可避免存在量子运动的波粒二象性，因此社会人都是既不会认命，也不会知足的，只有死了后才会安静。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