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殊  家  庭 】

                 文/鹤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新疆，发生在我们身边，这是一个特殊结构的家庭，就存在这个社会。在五十年代，一个由回、维、汉、哈四个民族，五个姓氏组成的大家庭，演绎着一段平凡但却感人的故事。

      曾经有位省报记者，对这个家庭做过专访。但是，报道还未来得及发表，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章被搁置下来，从此便无人问津，成为历史钩沉。时过境迁，当年被采访的两位夫妇早已作古，被他们收养的孩子也已到了花甲之年。如今，这个家庭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近年，我有幸接触到了这个家庭的子女，被这个特殊家庭的故事所感动。今天，我触摸这段历史，重拾这段尘封多年的旧事，找出那段被人遗忘的感动，书写一位很普通又很平凡的维吾尔族老人的故事，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们，讴歌我们新疆多民族亲如一家的情怀。

      这个家庭诞生在五十年代，父亲是一位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的国民党军官。(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起义，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母亲是一位来自喀什的维吾尔族妇女。就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困难年代，他们收养了三个不同民族的弃婴，还特意为其中一个才出生几天的孩子，起了一个很好听的维吾尔族名字“古丽拜尔”(维吾尔族语：古丽即美丽花朵之意)。在这些孩子们成长时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年代，使周围的人不敢靠近他们，远离他们，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父母在社会上受歧视，孩子们在学校遭白眼。为了不影响孩子，他们把凄苦埋在心底，把笑容挂在脸上，尽他们全力养育着三个孩子，用最真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的心。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简单最朴实的一句话：“孩子们是一条生命，他们有理由活在世上。”我想写他们，但受到他们的子女劝阻，理由很简单，父母很平凡，也很普通，收养他们，只是父母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不必张扬，多么简单朴实的回答。

      据她的小女儿古丽拜尔回忆说，在文革时，她正读小学一年级。一天，远远看见爸爸胸前挂着黑牌，头戴高帽，被一群人簇拥着游街，嘴里喊着：“打倒反革命，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口号。年幼的她顿时被吓傻了，连忙跑回家向妈妈诉说，妈妈一声不吭，只是默默落泪。原来，那帮人早已闯进家门，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抄走了，还有爸爸的军功章。那时，连小孩都知道，只有坏人的家才会被抄，会挂黑牌游街。难道爸爸是坏人吗?年幼无知的孩子很迷茫，就试探地问爸爸：“他们为什么抢我们家东西 ? 给你挂黑牌？还要要打倒你呢？”爸爸难过地看着孩子，抚摸着她的头，轻声问道：“孩子，你看爸爸像坏人吗?”看着爸爸无奈的表情，小小的她知道爸爸心里很痛苦，就扑在爸爸的怀里哭着说：“爸爸不是坏人，爸爸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好人。”从那以后，爸爸不再是机关干部了，被强制下放到农场劳动。由于身体原因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爸爸就去世了。

     爸爸走后，哥哥和姐姐都到很远的地方参加了工作。命运决定，从此，她只能和这个唯一的亲人，年迈瘦弱的妈妈相依为命了。爸爸的去世，这个家也就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给原本就没有工作，还体弱多病的母亲造成了巨大打击，她彻底崩溃了，从此精神失常。单位领导决定每月给母女俩发十五块钱的生活费。十五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杯水车薪。如何生存?无奈之下，妈妈只好领着年仅八岁的孩子，到夏收后的麦田里捡麦穗，看着弯腰曲背  体弱瘦小的妈妈，孩子心里特别难受。此时，她发现不远麦堆旁的地上有许多遗留下来的麦穗，兴奋地跑过去，很快捡了一小篮。哪知，原本精神失常的妈妈 突然神智清醒地让把捡来的麦穗倒回去，态度很坚决，神情很严肃地说：“那是公家的东西，我们不能拿”。孩子解释说是捡来的，但妈妈的态度依然很坚决，非让倒回去不可。孩子委屈地哭了，妈妈也很难过，但还是语重心长地说：“古丽拜尔，我的孩子，咱们再困难也不能拿公家的东西，沾国家的便宜啊。”每当提起母亲，她总是泪水涟涟。由于疾病的折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位善良柔弱的维吾尔族老人终于倒下了。老人走了，她走的是那样平静，那样安详，那样从容。她知道自己终于把孩子抚养成人，能够独立生活了。还没听完诉说，我早已感动的泪眼婆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竟有如此高的品质，怎不令人敬佩，令人赞叹，令人感动！她很普通，但很高尚，她很平凡，却很伟大！

     至此，我默默为这位老人祈祷，为这位好人祈祷。我想告诉她，您的孩子现在都很好，都有了自己的家庭。这就是生活在新疆的一个普通家庭，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家庭。